【现场】温铁军：周期性危机与成本转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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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温铁军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周期性危机与成本转嫁”的演讲，梳理了共和国66年来历经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经验，提出了依托国家级战略投资，实现逆周期调节的对策，简单说，就是“维持投资拉动增长”。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三农”问题专家。此次演讲由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海南出版社与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西方发生危机，最大的体制优势是可以把成本转嫁出去。成本转嫁，在我们过去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是向农村转嫁。现在我们加入全球化，正接受西方的成本转嫁，这叫做输入型危机。
由于西方的优势在于可实现代价转移，因此导致冲突往往爆发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北非现在变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地区，在“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原有的国家形态被摧毁，退化回分散冲突的部落制。老百姓没法生存，大规模地偷渡，跑到南欧国家谋生，以致后者不堪重负。这一地区环绕地中海，不论何种制度接二连三地爆发危机，也称做地中海危机圈。
我们再看中美关系。
我们现在跟美国维持的是双方“战略接近”，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对美“双重供给”——一方面中国向它出口廉价商品，造成它的经常项目逆差；一方面中国贸易盈余又对美输出资本，导致它的资本项目顺差。所以对西方来说，我们的作用是“the more，the more”，功不可没，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越多，这就叫做中国对美的“双重供给”。成为中美战略接近的、或者像夫妻关系的实质性内容。
中国对外的双重供给，造成现在国内的“双失灵”。制度成本不断地向我们内部转嫁，国内的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三大差别”（东西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恶化导致的不稳定，最终的代价是向农业转嫁，当农村也不能承载的时候，就向资源环境转嫁，所以农村现在的环境恶化问题也起源于城市承载全球化的代价。
不妨从头说起。上面这张图告诉大家二十年来金融资本的变迁，从小到大，现在全球GDP和泡沫经济之间的比值已经是严重的不合理了。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内在特性造成虚拟化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虚拟资本经济的交易，一半以上发生在美国。同理，美国也占据全球一半的军费开支，足以用军事政治强权维持对全球转嫁金融资本经济泡沫化的代价。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金融竞争、产业竞争的对立矛盾架构里，我们是被动的。美国占据金融竞争优势，会制造大量的过剩流动性，而流动性进入投资机构，再进入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就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上升，带动中国实体经济成本上升，进而促使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只能进入投机性的市场。所以，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房地产、期货和股票等等，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成为两个吸纳资金的最大领域。出现全民炒房、全民炒股，中国迅速进入到虚拟经济阶段，这个阶段和我们过去的实体经济完全不同了。
上个礼拜我们还在讨论，到底要不要防止过快地从实体经济转化成虚拟经济。因为我们知道虚拟资本的收益只在少数人手里，就像美国华尔街只雇佣了30万人，却占据最大财富、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我自己是国内大银行的独立董事，去年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找我开座谈会，问你们的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发放贷款？我说美国是一个金融资本严重过剩的国家，你们难道在美国贷不到款吗？他们说贷不到。金融资本的投资偏好是追求流动性，现在可以快到0.6秒完成结算，也就是说以秒为单位形成流动性领域的收益。相形之下，资本要从实体经济获得收益，等的时间就太久了。
为什么现在农业不景气呢？很多人说是因为农业制度不好。错，是因为农业是最没有流动性的，因此金融资本根本不会自觉地服务农业。只有在中国，因为我们是中央领导，农业银行会明确贯彻中央意志，中央交给我们农行的唯一宗旨就是服务“三农”。农业银行必须每年上报对农户贷款增加多少，用于县以下“三农”发展的贷款增加多少，否则就没执行中央的宗旨。为什么得听从中央赋予的服务三农宗旨呢？农行不是上市公司吗？对不起，因为国有银行是受“党组”领导的。
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志不理解中国的真实体制运作，说不清楚为什么历经大风大浪还能维持得住？例如，分户经营之后效益这么差的农业还能维持得住？靠什么？
所以提醒各位，中国的国有经济管理制度自有其特殊的组织性，这个特殊性管不管用、好不好、坏不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但是，当你要做公开的客观的研究的时候，务必把你的个人利益放一边。做得到吗？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当我把这些事情说清楚的时候，只不过想告诉大家，其实中国维持全球最大规模的实体经济，根本不可能靠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金融资本。怎么可能靠追求流动性的金融资本维持几乎没有市场效益的农业？很多人找我谈要进入农业，但中国的农业情况和你依据教科书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再看上面这张图，什么叫“国家竞争”？你们可能知道“企业竞争”，但恐怕不知道全球化竞争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对，是国家。全球化竞争的单位是国家将会造成什么呢？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在这个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上，中国经济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实体经济现在很困难。没有资源，那些拥有资源主权的国家还可以有搭便车的高收益，金融主导国家也可以直接创造流动性获得高收益，而我们是实体经济国家，不仅收益最低，也搭不了便车。那怎么办？
从朱镕基开始，我们做了基础建设大规模投资，把我们的资源性资产开发了。从中获得了什么？总租的增加，在这个曲线上的作用，是推高了实体经济的低收益。亦即，资源资产的增值和总地租增加。
例如，我们通过基建工程把大量的劳动力动员进了生产过程，获取的是短期集中占有的劳动力租和地租。同期国家大规模增发货币，得到的是货币租，但由于货币市场不开放，我们用自己的货币去货币化自己的资源性资产，就产生了铸币税。现在我们想货币对外开放，也得要在基本完成使用本币对国内资源的货币化进程之后。温家宝那么温和，当年到美国说了一句硬话：“货币是否自由兑换，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中的核心主权。”
请问各位，今天世界上货币发行体系是以什么为本位？黄金吗？那早就放弃了。你们应该知道全世界放弃金本位是在1944年，到美国说美元也不能再兑换黄金了是在1971年。
从1971年以后美国找到了两个美元锚，那就是美元联系石油还联系粮食。我们管这叫美元的粮食锚和石油锚，他们和美元构建了一个“币缘三角”关系。增发的美元首先冲击的是石油和粮食两大期货市场，用这两大市场的价格大幅度波动把过剩虚拟金融与生俱来的通货膨胀转嫁到实体经济国家，同时消纳掉大量增发的美元。美国占据全球金融化主导地位的美元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那我们呢？美国对全球行使治权，谁敢否认美国的治权？因此，美国向全球发行货币，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世界各国都主要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并且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以，才有了刚才的问题，各国货币发行的依据是什么？是美元。
但是按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道理，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世界上所有货币的发行都应该叫做主权货币，它的发行依据只能是国家主权，这个纸币就叫做国家主权派生的纸介信用系统。国家主权信用还可以干什么呢？还可以派生另外一个债券信用体系。债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期政府寅吃卯粮，今天先把往后该挣的收入拿去花了。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可以发行货币和债券，这就叫做国家权力派生两类国家信用。
所以当代的去金本位化之后的货币体系都应该叫做国家主权货币体系，各国金融信用的唯一的依托就是本国的国家权力。
举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1990年苏联解体，我自己去走了7个苏东国家，这一趟只花了2000美元。每到苏东国家就拿一张一百美元的AmericanExpress支票去兑换当地货币，立刻变成百万富翁。7国转下来以后发现，闹了半天，国家主权货币的依据就是国家政治强权，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的同时几乎分秒不差的是货币体系坍塌。
我把这套东西讲清楚了，就是告诉大家，中国幸亏是用主权货币来自我货币化我们国内的资源性资产，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需求，就给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做货币供应的空间。而现在的顶层设计正在改变这个机制。总之，大家应该注意。
我们靠固定资产大规模投资维持经济高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近年来开始推出衍生品交易，下一步可能要加快推进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等，这属于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经济升级，但是，得知道这么干有相当大的风险需要转嫁。
经过16年的大规模投资，已经形成了中国泡沫化的经济结构。
注意，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导致的实体资产增值，就好比你们家的房子原来没通地铁，不值钱，一修地铁房价就翻两倍，这意味着价值形态的实体资产随着基金投资而增值。所以十几万亿的基础建设投资至少带来了几百万亿的实体资产增值。
在实体资产之上，我们现在有接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前几年是150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的实体资产不断增大，金融资产占比就相对缩小，还是合适的。西方则是倒过来的，金融资产大，实体资产小。
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看，我们还是在实体资产金融化初期。
中国是全世界小有产者人口、小农经济人口最多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为什么世界的贫困标准不适用于中国？世界银行要求1.25美元一天的人均收入才算贫困线，低于这个标准就属于贫困。但在我们国家就不这么算，为什么？因为农村资源性财产已经分到户了，所有农民理论上都应该是有土地有房子的，只不过没有把这个土地、房产算到农户财产性收入里。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农人口国家，占住了这个社会的底座，至今仍然60-70%的比重，在这个下层社会基础上长出来的是中产阶级。我们的中产阶级人口也是世界最大的，现在差不多有3-5亿的中产阶级，比美国全国人口多，比欧盟人口差不多。由此可以理解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品消费国、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最大的旅游消费国等等，这一切最大，都是中产阶级为主的。
那么，在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谁是有“自觉性”的阶层呢？国有大资本。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刚才分析过：国有大资本的治理结构就是只能对上负责的党组制。党组制意味着董事会和高管层作为党组成员在组织原则上只能服从党性！前提是要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为此，我寄希望于反腐，否则肯定走向反面。只要这个前提存在，党中央给它一个任务，就必须努力完成，不管是什么领域的国有企业，都必须得无条件地干好党中央确定的国家战略。
例如，刚才讲过的国有部门为主承担的国家基本建设。
再如，我们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就有很多事情让西方没办法来搞竞争，要不为什么西方人这么恨我们的国企呢？我们的国有大资本搞的是“组合投资”，这个企业修铁路，那个企业开矿山，第三个修公路，第四个修机场，第五个修码头；还有的修医院修学校，盖政府大楼，盖体育场，基本建设全给综合承包了。不是没钱吗？好，我再借给你钱来支付工程项目款，这还不干吗？没谁不干的。为什么？那些国家的政客得有政绩啊，我给老百姓修了学校、医院，又盖了体育场就会得到选票。就都承包给中国公司了。但西方都是私人公司，只专注一件事，不可能什么都综合起来干，我们的国有大资本是什么都可以干，那西方公司就只能通过意识形态软实力来拼，说这是最不讲市场规则的，这是最不透明的！弄得国内知识界也跟着制造舆论……
中国可以这么干，主要是因为国有资本是可以被中央直接调度的。
老实说，我并不想替国有资本说话，因为我作为消费者也挺讨厌他们垄断经营、妄自尊大的，但是当认识到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时候，中国人拿什么实力来加入全球化的竞争？为了今天13.7亿、明天15.4亿中国人的经济安全，我不得不认同目前这种以党组制来贯彻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大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情况下，这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保稳定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