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我们】张友发：春节返乡笔记

 

编者按：

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号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就此专题向我们投稿，以引发讨论，推进思考。来稿请发至：[e-mail]. 此征稿长期有效。

今明两天我们将推送两篇高校学生撰写的春节返乡见闻。高校学生，尤其是成长于农村的高校学生，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生活经验之间的张力与思考，也许同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可贵视角。今天推送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张友发的文章《春节返乡笔记》。在这篇见闻性笔记中，他讨论了农村中的智能手机与新媒体状况，以及农村中的宗教、直销状况和背后反映出来的农村组织缺失问题，并在文末发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感谢张友发同学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西北的S县，之前和朋友开玩笑，湖南省是中国的第三世界，S县又是湖南省的第三世界，这样算下来，S县应该是中国的第九世界。一年中在第一世界的北京度过大部分时间的我，每次回到家乡，都会生出一种隔世之感。

二手手机和二手信息

不过从从媒介角度来说，似乎S县和北京都已经迈进数字化生存的新媒体时代。智能机在家乡已基本普及，并渗透到农村的中老年人群中，他们大部分使用后辈淘汰的手机。我姨妈使用的就是表哥的旧苹果手机，回老家时，她让我教她用手机。姨妈既不会连接WiFi，也不知道数据流量是什么。当我发现她的手机一直连着数据流量，告诉她这需要使用话费时，她连忙让我关掉，怕浪费钱。

新媒体对生活的改变显而易见。对姨妈来说，智能机可以用来学习广场舞，可以和在外打工的家人保持联系。我的大姑父和大姑最近也学会了用手机，他们整天用手机看新闻客户端和各类微信公众号。他们并不知道这叫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只知道“一打开就可以看新闻”。

我们坐在一起都玩手机，大姑突然在一边叫道：“快来看，标题写着‘台湾最新传来的现场直播，蔡英文气吐血！’。”大姑兴奋地凑过去：“好啊，就该气一气她。”原来是一则台湾统派人士魏明仁升国旗和党旗视频，他们看的非常激动，只是疑惑“为什么没有蔡英文吐血的内容”，最后他们分析认为“可能这段没播出来”。

显然，我的这些长辈们缺乏基本的网络媒介素养，在商业化主导新媒体内容生产商面前，他们没有抵御能力，更容易受低劣的心灵鸡汤，真真假假的养生文和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文章的影响。

但新媒体也有着好处。比如成为家庭润滑剂，听家人说，现在大姑和大姑父吵架少了，两个人整天埋头刷手机，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坐着吃饭的时候，两人一直怂恿我爸爸用智能机，大姑父颇为自得的展示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看来新鲜的媒介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毕竟今年暑假去他家的时候，大姑父一直切换电视上的不同购物频道以打发时间。

另一方面，在S县，一个典型的家族往往被切割成三部分，留在农村的，城区上班的，外地打工上学的。对于这样的家庭，微信群无疑是的保持家族黏性的工具。我就被拉进了两个亲情群，相比较其他的群，亲情群更喜欢发红包，也更喜欢发语音。但这毕竟比不上在农村围着火炕聊天，群里刚开始热闹，渐渐也就冷清，很多人只在抢红包的时候冒泡，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更是说话极少。

关于新媒体还有个有趣的经历。聚会时和伯伯们聊到早年间，那时农村常开大会，几个乡的人召集在一起，坐在礼堂嗑瓜子闲聊，听基层干部们做报告。现在已经不开大会，他们得意地举起手中的智能机：“科技发达了，用手机什么都能知道。”长辈们自然地接受了新媒体的神话，却忽略了传播模式的商业转向，和这种转变可能带来的不平等。

从基督到直销

这几年名为三赎基督的基督教分支开始在S县大量传播。这种宗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政府认定为邪教，若干年前传到S县的农村。三赎基督教吸收了很多民间宗教的色彩，因此显得很“接地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当地三赎基督教的领头人，她就向村民们宣传，信了教之后，“自己家的米缸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满的”。

三赎基督发展很快，农村的留守老人纷纷入教，定期做礼拜。通过这些老人和一些信教的中年妇女，三赎基督在S城扩散开来。三赎基督教先是通过城乡巴士的人流，传播给教众城区的亲属，春节时，又在聚会饭桌上传播给回来过年的农民工们。在外婆家的火炉旁闲聊时听说，一位刚上小学的小朋友，也在他的母亲的影响下开始信教，每次考试前，都会做祈祷保佑高分。

这次回来，三赎基督教的潮流退去，直销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安利已经成为城市中产们调侃和戏谑的对象。但在我们这儿，直销的名声还不错，虽然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是“传销”。如果说，基督教的传播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话，那直销的热度则更多从城区传递到农村。我的母亲就是某直销企业的初级经理，手下三个直销员都在农村，全是同学和亲戚。

直销员们大部分为兼职，通过卖出产品提成。消费本公司的产品也计入业绩，因此庞大的直销员群体也就成为该品牌产品的忠实消费者。但只满足于自我消费是不够的，直销和三赎基督类似，都需要参与者在社交网络内不断地扩张。之前一位信教的农村亲戚家庭遭遇不幸，另一位亲戚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信教还不够虔诚。”，只做礼拜，却不努力向他人推销三赎基督，无法得到保佑。直销同样如此，直销员想要晋升初级经理，获得直销品牌所宣扬的成功，必须保持推销产品的热情。

回乡的聚会是一个契机，妈妈趁机向农村的亲戚们宣传该品牌的产品，劝姨妈加入她手下做直销员，让担任农村干部的亲戚帮忙销售一些高档产品。我那位宣传米缸每天早上都满的亲戚，现在也专职做直销。这次来城区走亲戚，一直住在我姑姑家，希望能说服姑姑买她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她说自己已开了几家店，过几年就能月入上万。不过听姑姑说，住在她家的时，这位亲戚兜里只有几十块钱。不知她月入上万的目标能否实现。

和三赎基督教另一处类似之处在于，直销品牌同样重视下一辈的继承。直销品牌的子女们，往往被冠以“××二代”的名号。而在我们这儿，继承了父母事业将直销发扬光大的也不少，时常被我妈作为正面典型拿来宣传。回来之后，我妈一直要组织我和她的直销同事们的子女一起吃个饭，“你们都是××二代，平时要多多交流”。直销给予了他们很强的身份认同感。

这些现象，可以置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在空心化的乡村，留守老人通过宗教的传播找到了一种共同体感。我外婆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白天农活，晚上的娱乐就是看湖南台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宗教对她自然有特殊的魅力。一个信教的亲戚也曾拿着宣传资料跟我说：“这里面教育我们家庭和睦，不要争吵，这都是好话。”毕竟，没有其他的组织做这种事情了。

直销同样如此，它黏合着原子化的城乡社会，使人们的超越性需求获得想象性满足。像我妈妈这样的公务员做直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工资与高物价。但不仅如此，直销公司经常组织讲课，我妈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口才也变好了。相反她认为单位组织的学习就很空洞，而直销的课堂教导努力工作，健康生活，家庭美满，更有实际意义。这几天单位人事变动，我妈也不关心，毕竟升迁“只增加了工作量”，而升为高级经理能赚更多的钱。

商业机构正在国家退出社会的时候进入，这也有点现在时髦的市民社会的影子。讽刺的是，市民社会的拥护者们绝不会认同异端的基督教和这种直销模式。但在我们这儿，“市民社会”里确实发生着商业化的渗透，以及宗教保守主义的复兴。

像我这样待在北京学习类似“市民社会”知识的人，每次回乡都有很强的断裂感。北京小资式的生命体验和这儿大相迥异，而主流商业媒体们只呈现了这一面的中国，S城待在遗忘的角落，偶尔以犯罪，贪腐等猎奇的面目出现。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存在。

而我们这些游走于两个世界的人，又可以为消解这种不平等以及揭示掩盖它的各种神话，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