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乡村】温铁军：中国一定会引领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编者按：
在工业文明面临全面危机的时候，乡村和乡村建设的价值、意义被重新认识和定义，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认识到其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宝藏，同时也让这些村落成为治愈人与人的关系、治愈人与自然关系的地方。国际社会近年来尤其是后2015议程一直在倡导推进可持续发展，教科文组织制定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计划”，建立了一个合作网络，“支持会员国家建立、发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能力，促进行动和实践推广，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灾害、水、文化多样性、可持续的城市化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切入点”，这么多丰富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的维度和要素都跟乡村建设有关。
作为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之一，全球生态村联盟从社会、经济、文化世界观和生态四个方面开展生态村构建的教育和培训，生态乡村并不只是生态的乡村，而是将社会、生态、经济、文化四个维度整合到一个全面、在地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这一点与中国注重整体的乡村建设不谋而合，幸运的是，有机农业、社会构建、文化世界观和生态的维度又是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优势的地方，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空下，我们有责任，也应该有理论勇气和实践担当，将中国文化中能够有益于世界发展的地方挖掘出来，采用西方擅长的技术和方法，融通中西，作为思想智库、政策参谋、实践行动的倡导者和教育者，通过乡村建设，推动引领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
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来自国内国际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组成专家小组，根据世界各地农村综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之路。希望通过系列研究和政策框架、案例研究、倡导推动行动与改变及培训与能力建设，推动世界的生态乡村建设和教育。
“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赐稿！从5月26日开始，我们将以“生态乡村”为主题推送本组文章，敬请关注！
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镇政府的支持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与三生谷生态村在胥岭村的梯田油菜花间的帐篷中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生态乡村建设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和研究的专家、实践者共同探讨生态乡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面临的问题挑战。建德市副市长钱爱华、建德市农办副主任蔡剑毅、乾潭镇书记王百金、乾潭镇副镇长包韩到会致辞和讲话。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研讨中指出，在人类面临重大的资源、环境、产能过剩的综合性危机下，中国一定会引领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因为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之中，只有中国还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村庄。国家已经明令取消ＧＤＰ考核，全面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目标下，政策也迅速转向，由“招商引资”向“招人引智”转变，前期的资本下乡通过垄断式的资源占有，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向分享式的市民参与转化。
以下文字根据温铁军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温铁军教授修改审定。
一、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历史背景
在2003年，也就是14年前，我们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创办了晏阳初乡建学院。各地乡村建设的资深人士像蒲韩社区的郑冰起步得更早一些，从1998年就开始在自己家乡进行乡村建设。这个时间恰恰与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同步。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整个中国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当时的宏观形势总体来看是通货紧缩。
同期，国际社会发生反全球化。1998年出现西雅图抗议反对WTO，1999年蔓延到香港。2001年WTO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各界在香港发起了一次以亚洲为主的反全球化运动。因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虚拟资本扩张的大背景下，摧枯拉朽般地破坏了世界上几乎跟原住民有关的所有资源、环境、文化、历史等等。
反全球化从99年进入亚洲为标志，开始了“后西雅图时代”。由此，也带动了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陆的文化复兴、乡土社会的文化复兴、乡村的复兴。一百年前在中国开始起步的乡村建设，到1998、1999年也重新兴起。
在乡建领域，今天的蒲韩社区几乎无人不知，为什么郑冰的案例在国际上不胫而走，而且变成很国际化的案例，是因为蒲韩社区起步的背景正好是个大时代。在今天中国的大环境下，有领导开始提倡让大家看反映历史巨变的书，在我们这个领域中，越是从微观入手的朋友们，越是要见微知著。人们总会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没这样？在座的也应该思考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加入乡村建设的行列中？
从一个相对的宏大叙事回到微观故事的联结上来，我们才具备人的自觉性。乡建人做事情，要有起码的自觉性。如果自觉性不足，就会有些人找宗教，有些人找历史，有些人找某个局部的、个别人的因素，等等。但，当代乡建的复兴其实是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各地实践者无论是否意识到，也都不得不处在宏大叙事之内。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为什么开始搞乡村建设？其实就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资本化掉人类生存所依托的所有资源的不可逆的趋势之下，人们受到了威胁，终于感到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再听任这样的资本化大潮继续下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于是，先有了一场西雅图运动反全球化，接着有了后西雅图运动进入亚洲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块原住民大陆。
亚洲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是原住民，不是殖民者；我们也不是被西方人殖民占领后剩下的少数族群。
比如美国只剩下四十几万原住民，加拿大只剩四十万不到，因此他们是困难的，原住民的文化已经被毁掉了，没有了。他们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出不来，尽管他们认为美洲是我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力量。
当西雅图运动进入亚洲的时候，突然得到广泛响应，是因为亚洲本来就是世界上唯一剩下的原住民大陆，我们就是原住民，没有被大规模砍杀，当然也被杀戮了不少，但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传统农业上赖以生存的人群，因此有相当强的繁衍能力及文化认同。不过，现在的全球话语体系，仍然不是原住民话语体系。
反全球化运动蔓延到亚洲原住民大陆后发现，它和原住民自己的文化传承之间突然有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就有了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无论是欧美还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士，纷纷进入到亚洲来找我们了，因为我们这儿恰恰是人类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得以传承下去的基础。
温铁军教授在发言中
二、面向生态文明的转向
为什么中国的乡村建设会容易国际化？为什么国际友人会来？包括90岁高龄的小约翰.科布老先生。前些年，似乎很奇怪的，他怎么就把我请到他那儿去了？我去了三次，每次去，他就把他们的班子召集起来跟我开会，让我给他们讲新世纪以来已经搞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建设，讲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乡土为基础的文明，现在为什么国家发展战略要整体上转向生态文明。讲完之后他就特别兴奋地说：我终于发现了，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你们还有乡村。西方世界已经把乡村消灭了，只有你们中国还有庞大的乡村，因此你们一定是21世纪引领生态文明的国家，你们的经验太重要了。
科布先生90岁高龄，每年被弘扬乡土文化的张孝德教授请到北京来参加“乡村文明论坛”，每年都来，有时还给我们的年轻人到学校去讲等等，对他的采访上过新华社内参，被最高级别领导批示过，在上层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球化的结局一定是金融的全球虚拟化扩张造成的泡沫崩溃，这套分析我跟世界社会运动的领袖萨米尔·阿明谈过很多次，他也认同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内在的排斥性的法西斯化一定导致金融资本内爆，这就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的总爆发。应对全球化危机的主要方式是全球的社会运动走向乡土社会，走向乡村文明复兴，在亚洲就要把原住民社会的根留住。
后来，乡建的这套解释介绍到了欧洲，我们与英国的舒马赫学院合作，与转型城镇运动合作，此外还跟具有改良性质的所有世界社会运动合作，尽可能回避激进，因为激进运动是不能生存的。
不管主流怎么说，要注意现在中央已经明令各地取消GDP考核，18大以来整个官方体系转向生态化，转向中央现在强调的生态文明，特别是2007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到2013年就变成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工业化时代的制度体系将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相对而言，也就是90年代末期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后西雅图时代进入亚洲原住民社会后，渐次地发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有了今天先知先觉的这些人，演变成了大众化的社会运动，接下来看今年的一号文件更有意思，后续政策还包括土地三权分置、四至界定、经营权转让等等，强调绿色生产方式，意识到过去的资本下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
现在新启的潮流是市民下乡，就是张孝德教授说的生态文明要搞PPP，要结合市民。你们搞众筹，参与众筹的是谁呢？其实就是城市中产阶级，而不是大资本。为什么要用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天生具有参与性、公平性，这个工具被众筹及包括众筹的多种多样的参与方式利用起来，就变成了市民下乡，去干什么？和传统文化、和生态化的资源多样性（例如和现在乾潭镇政府收回的50多套老房子）就天然地结合起来了。这个过程本身恰恰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是相对客观的、多方参与的，人们从过去的被动转为自觉，恰恰是否定之否定。
而大家现在之所以感到困难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在过去的资本下乡过程中，有相当多的资源已经被资本名义上占有了，有的投资人跟地方政府签的一纸合同，把山区的整个流域、包括山地和溪流在内的一条沟都包了，但是，有些投资人没有交够足额的资源占有费用，有没有合法性呢？有纸面的合法性，没有客观的真实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制度创新的领域还有相当丰富的空间。
在全球化走向反动的大的主流趋势下，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冥冥之中就聚到了一起，近年加入乡建研究和实践的人越来越多，也会发现在这个多样性的社会，普通民众反倒不是这样。当中国这个大国率先转向生态文明的时候，地方官员会迅速学会一套话语，怎么表述当地的生态化资源，生态化资源又如何体现一个新的发展观，他们会迅速接轨，尤其是江浙一带。刚刚钱市长讲了建德市是浙江文明之源、水电之基，很有意思，接着就会转向生态化的建设。
三、乡村建设工作建议
刚才听了胥岭“三生谷”的介绍，几乎完全认同。这十几年我们先走一步探索出的经验，他都可以包装进来。乡建骨干中，有从90年代就开始追随晏阳初先生的足迹，至今还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坚持的志愿者，也慢慢从生发出一套相对比较微观化的语言。我不要求他们见微知著，上升到整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来看，但我们在各地做微观的具体工作的人，脑子里要有点宏观大势。
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奋斗，起初搞乡建的年轻人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们一直磕磕绊绊，遭遇相当多的困难，现在慢慢也开始受到重视了，局面也逐渐突破了。所以说，在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引领之下，各项政策正在调试，乡村建设的局面正在好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务之急是希望各位把每一个微观的经验尽可能地描述出来。而在对具体经验做归纳总结之中，第一个要做到的是清晰描述，第二个要做到的是一定要顶天立地，要跟中央政府生态文明战略调整的需求结合，千万别忘了在开头结尾要穿靴戴帽，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从开始搞乡村建设至今已经16年了，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复杂艰苦的环境当中生存至今，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穿靴戴帽，无论哪一任领导，只要有一个表述是相对积极的，一定被我们拿过来放在帽子上，帽徽上有一个闪闪的红星，永远符合中央的这一部分政策要求，穿靴戴帽非常必要，能够做到顶天立地。
接下来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更注意国际化。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当中，特别要强调自主性、引领性，才能够把穿靴戴帽的、让政策配合的东西变成更为积极的东西，要把多种积极因素装到我们现在的工作中当中来。
这个第三条国际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国际化的主体、引领者一定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将会看到原住民社会的亚洲如何在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资源的多元性、人文多样性的有机结合中，形成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
接着就是对全球化的呼应，生态乡村是生态文明的乡土社会复兴的国际化表达，这个国际化的表达接着就会与主流发生碰撞，由此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90年代末期，当全球资本化大潮席卷一切的时候，从反西雅图运动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到现在涌现出了全球的社会经济的生态化运动。所有对这些延续着的社会运动及其相关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有积极意义。
从这些角度来看具体工作，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正面包装，用来推进生态化的创新和乡村创业。比如钱市长说的几个点，官方的表述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借鉴。比如我们的帐篷会议本身就非常有创意，在社会运动中，创意仍然是一个能够形成无数潜在收益的一个概念。今天你们平了一块油菜地，形成了一个帐篷会议，把它变成一个很有创意的题材，也许在这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共识、什么声明、或者一个宣言。我们要注意把握，它是一个有创意的题材，看用什么方式去表达。
（温铁军2017年5月6日修改定稿于福建省武平县瀑居国仁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