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王先明、吴瑕：试析20世纪前期乡村危机的社会关怀
【摘要】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乡村社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社会各界对此予以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和社会视窗，始终关注乡村危机变动的历史进程，并以呈现和追踪其历史轨迹为目标。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力求以一个相对聚焦的视野，深入透析社会各界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体现出的关怀之心，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
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貌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几乎是全景式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半个世纪中国的缩影。始终将其视野建构在时代性和社会性双重基点上的《东方杂志》，无疑有更敏锐的感触和领悟，引领性地率先对乡村社会变迁以及乡村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并由此扮演着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怀”的角色。
1927年《东方杂志》以“农民状况调查”为题，举办第一次定期征文，要求应征者的文章要“注意于农民疾苦实际情形之说明……当以报告事实为主，切勿流于空洞”。③随后，根据征文情况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农村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从如此大篇幅的专题栏目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乡村问题首次聚合为杂志关注的重点。这当然不是农村“大革命”风潮的正面呼应，而是对隐然而见的乡村危机现状的一次广泛求证。这次征文可以看做是《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的第一次清晰呈现，但它对乡村的关注却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
1904年创刊后，《东方杂志》主要是以“选报”的形式来刊载其他媒体的一些文章，极少有原创作品的发表。该时期选择的作品中就不乏关于农业与乡村的文章，例如节选自《羊城日报》的《论考察农业》(1907年第3卷第6号)描述了日本农业的基本情况，主张向日本学习农业基本技术；再如《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1907年第3卷第10号)一文，节选自《商务官报》，描写了中国农业的衰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农业衰落的描写和对立国事业的初步思考。1910年前后，《东方杂志》则呈现出对于乡村民变记录的高潮，1909—1910年两年，各地民变的记录共有40余条，平均每期达3条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社会状况。
1912年之后，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基本消失，政治动荡与社会动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的成立而转移。但《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报道和记载的文章却并没有消失，其探讨的问题反而显示出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此时《东方杂志》上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大多译自外国学者的专著，所论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农业发展迟缓问题方面，并且普遍都将中国农业停滞不前归因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农业技术的改良，尤其是对农业机械化的提倡等等。“现代之农民，则用脑力多而用筋力少。观于美国之农民，其农圃机器之发达，良足令人惊异”。④此时的论题都未曾触及现代化压力下的中国乡村问题，而只是对农业技术发展提出一般性建议(并没有一个深入且系统的政策建议)。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期，杂志上关于乡村社会动乱的报道比较罕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以及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造成的区位势差，使得近代中国乡村问题日趋呈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乡村问题进行关注并发表言论，但其时尚未成为社会的焦点；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势的研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时政问题上。
进入20年代后，《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问题关注的篇幅日渐增多，几乎每期都有专题研究和讨论。1920年《东方杂志》开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开始集中讨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严重的米荒及其相关的乡村问题。1920年夏，上海米价突然暴涨，引起低收入阶层的暴动，工人罢工、饥民抢米、商家歇业、穷人自杀等事件不断发生，遂促发上海及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动荡。这是民国后上海发生的首次粮食恐慌，它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强烈反应，“各种报纸都有详细的记事，并且有许多讨论的文章”。⑤《东方杂志》特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汇集著名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如穆藕初、⑥邹秉文、⑦董时进、⑧杨端六⑨等人，以专题文章方式探讨米荒问题。他们并没有就米荒而言米荒，而是透过这次米荒论及中国农业、中国乡村的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普遍认识到，表面上这次米荒由官商勾结，托名军米，私运出洋，导致米谷匮乏、来源不继而造成，但从根源上讲，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衰落，人口的暴涨，粮食流通的不畅，经济作物挤占农田，近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再加上“外米之输入益甚”，⑩这些才是造成米荒的根本之因，解决米荒的“积极的治本方法将奈何，曰惟务农而已”。(11)
上海米荒问题提供给人们一个深入思考中国乡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契机。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对某些问题的强调或重视程度，会影响社会和受众的注意力……形成无可替代的中心议题，不仅增加人们的关注程度，而且影响人们的议事日程，甚至直接引导事物的发展。”(12)《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上海米荒问题的集中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米粮的问题，不独为国民经济上的一大问题，实为我国家存立之根本问题”，(13)从而更深切地体察到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深层困惑，使我国乡村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民食”的缓解，“米荒”问题讨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于农业问题的思考却被延续下来。“192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农业观察家发出农业正面临危机的警告”，(14)但由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乡村所面临的困境，频以“乡村危机”之言惊醒时论。1922年8月，《东方杂志》推出“农业及农民运动号”专栏，刊载了9篇有关农业及农民运动的文章，其中吴觉农所著《中国的农民》和邹秉文所著《农业与公民》二文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乡村面临的各种危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其他文章则分别从关注一战结束之后日、英、意、德、俄等国的农民运动入手，探讨在世界范围内战争对农业的影响以及世界和平与农业的关系。虽然，“乡村危机”的社会认同此时尚未形成，但《东方杂志》“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努力，却不无先鞭之功。直至1927年，因应着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风卷潮涌的情势，中国乡村问题突出摆在了国人面前，时人对乡村问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NextPage]
《东方杂志》“农民状况调查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该期“农民状况调查号”刊载各地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运用了一些简单的调查方法，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地农村的生存状况。这次调查活动涉及内地10多个省30多个市、县、乡，但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见表1)，这与《东方杂志》的发行覆盖范围有关，同时也因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进程及乡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较深，各种矛盾在此地区更加凸显，乡村危机也表现得更加深刻相关。
这些调查报告多由当地居民所写，他们亲身描绘和述说农村的生活景观和生存状况，内容详细，感情真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整体上看，几乎所有调查报告都力图以事实向社会表达一种信息，即“我国的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15)在征文启事中，《东方杂志》就规定了这些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应包括农民分布状况、农民生产收入及纳租情形、农民消费情形、农民金融流通情形、佃户与地主之关系、农民组织、农民之习惯迷信、农村妇女状况、军事对于农民之影响、其他各地农民特殊情形这十个方面。由于主题的基本确定和相对集中，所以在之后刊登的调查文章中，读者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影像也大体相似。可以说，这几个方面大致概括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些“社会调查以不同的方法揭示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给出了许多我们的双眼看不到的现实”(16)情景：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当莫过于今日”；(17)农民缺乏知识，受教育水平低，因为他们的“最高的希望，是要子弟识几个字，他们以为洋学堂是讲形式而不讲实用的”；(18)农村土地分配不均，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地主压迫农民的程度日益加剧，结果中国农民大众，要向无地化的过程前进，而农村的经济将沦为瓦解的境地”；(19)农民生活习惯愚昧保守，“一遇水旱的灾异，他们便祷神礼佛，以求庇护”(20)等等。由于作者多是当地居民，所以文章多是对农村现状、农民生活状况的一种直观描述和现实感受，对于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发展，以及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研讨文章则比较少见。
除了实地的调查报告，《东方杂志》作为一种学术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期刊，它在文学作品的取材上也体现出对中国社会下层尤其是对农村、农民的关注。鲁迅著名作品《祝福》中那个愚昧、可怜的祥林嫂的形象最早就是见之于《东方杂志》。(21)1920年代中期以后，王鲁彦、许杰、蹇先艾、王任叔等乡土派作家群的作品在《东方杂志》上的见刊率颇高，像王鲁彦的《阿卓呆子》(22)、许杰的《赌徒吉顺》(23)、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24)、王任叔的《孤独的人》(25)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家族衰败典卖妻儿，或愚昧无知任人摆布，勾画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真实、悲惨的众生相。
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的中国乡村危机到30年代达到顶点。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为减少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筑起贸易壁垒，同时向东方的落后国家倾销工农业产品。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短缺，物价大跌，粮食进口数量急剧增长，外国粮食的输入使中国的粮价大跌，粮农大量破产，再加上30年代年年有巨大的水旱灾害发生，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而国内的政治环境又使得农村的破产更加严重。于是，“复兴农村”成为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每个政党和组织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的主张”。(26)同样，新闻媒体也在这股强劲的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公报》和《益世报》在1934年分别推出副刊《乡村建设》和《农村周刊》。进入30年代之后，《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刊载着有关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在1935年特开辟“农村救济问题专栏”，集中而深入地探讨乡村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其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和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了。同时，从1935年开始，《东方杂志》开设“农村写实”专栏，每月一期，共18期85篇，由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代编，选登描写全国各地农村景况的文章。此次“农村写实”专栏涉及区域较1927年“农民状况调查号”大为扩展(见表2)，调查范围虽仍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但对其他地域也予以适当关注。该栏文章只是对农村基本景象的描写，包括家庭生活、农业生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它并非是严密的社会调查和深刻的专业分析，但是他们形象生动的描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农村基本生活状况的窗口，特别是有些文章中还附上了照片和插图，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除了正文部分，《东方画报》还配发照片：形销骨立的灾民、乞食的儿童、吞食衣絮的农妇……每一个形象都是崩溃中的中国乡村的缩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入30年代后，左翼文学高涨，有关农村与农民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此时获得了时代性进展，从另一个侧面亦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的关注。1932年1月，《东方杂志》在国内首次译介了美国布克夫人(即赛珍珠)那部描写中国皖北农村生活的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大地》，也许编者附在小说前的一段按语最能代表时人对中国乡村危机的关怀与乡村问题的思考：
中国是三万万余劳苦农民所集成的国家。中国生活的中心应立在于农村而不在于都市。中国的农村被内战、兵灾、水旱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破坏了。在穷苦无知和痛苦的生活中的农民的呻吟与挣扎，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东方杂志》编者对该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情节的变幻”，“对中国旧礼教弱点的深刻的描写”都值得国内作家学习，他呼吁国内的作家也应该走进乡村，希望在此之后，“有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解释来描写中国农村衰落困苦及农民意识中土地观念转变的事实”的优秀作品。(27)编者的呼吁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乡村社会情状的深度关怀与前景的强烈期待，揭示着承负现实意涵的现代文学的使命价值。正是在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之中，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成了人们对于乡村危机普遍关注的二种社会关怀。同时，乡土文学的高涨，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读者通过活跃于乡间社会的一个个可悲而又可笑的人物形象，深刻地领悟和感知着中国乡村的实况和前景！——它将“乡村危机”从学术和政治层面的关注延引到社会关注层面。[NextPage]
“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动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28)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对乡村问题关注的基本特征之一。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
如果说20年代《东方杂志》上集中刊载的“农村状况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农村土地问题仍然是传统生产关系下的土地集中问题，那么30年代《东方杂志》对土地问题的关注则是将其置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探讨。该时期对土地问题的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例如，针对1935年阎锡山提出的《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1935年第32期《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土地村公有乎实行增值税乎》《土地村有不可能》《土地村有问题》等文章都是对这一土地公有制度的讨论。
在对这些文章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集中和价格暴涨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整个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在都市中，土地投机盛行，地王坐享自然增值，不劳而获；他方面乡村农业破产，十户九贫，田地抛荒，流亡载道”。(29)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制度性建议，有针对农村土地提出的公有化建议，也有针对城市土地提出的收取增值税的建议，体现了时人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巨大关注。
在农村经济和生产方面，当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深广地波及于中国时，时人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农产物价格的跌落，是由于市场关系的变动；农田价格的降落，是由于因农民贫乏而起的失田的增加；农产物的输出的减少，是由于世界经济恐慌所给予中国农业的打击；至于其他的诸现象，不论其发生或救济，都已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或技术问题的范围。”(30)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加速度地商品化使农村中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愈加须仰给于充满着舶来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使他与农业脱离而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前者增加了农民底(的)支出，后者减少了他底(的)收入，因此农民便易于受到饥饿底(的)威胁。”(31)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中国也出现了经济恐慌，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发生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较落后国家的经济恐慌的“本质是在帝国主义底(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底(的)双重剥削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他所表现的形态是农业底(的)颓废，生产量底(的)不足和慢性的饥馑与死亡”。(32)
“惟农业建设事业之成败，端赖于从事农业工作之人员，而农事人材之优劣，又全系于农业教育之良窳，此至浅至真之逻辑，当无人能加以否认。”(33)然而，“中国的农村，教育幼稚不堪，所有的农村教师，一半是头脑冬烘的老学究，一半是学识简陋的浮华青年”。(34)20年代起，就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农村教育衰败的状况，认为应开展农业教育。总体看来，对于农业教育的目的，学者们也有深刻的认识：“农村教育不惟教育儿童，也要教育成人；不惟教农民识字，也要教他们有农业学识，有公民常识。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良好公民，一方面要教他们作一个效率很高的生产者。”(35)问题在于，自近代采用新式教育制度以来，“农业教育，最被视为无足轻重”，后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社会基础动摇，“各方始懍然于国家经济基础之农业，非速加改进与发展，将不足以图存，农业教育始呈显著进展之势”，但是往往集中注意力于高等农业教育的整顿与高级农业学校的扩充，而直接对农民的教育，却被忽视了，“此种本末倒置，头重脚轻之措置，适足以窒碍农业生产之改进，剥夺农业建设之成功”。(36)
针对这种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人们提出了不少改良措施，有主张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的；有鼓励妇女接受教育的；也有建议普及农村小学教育以提高农民子弟文化素质的。对于我国的中等农业教育偏重理论而忽视直接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状况，有学者提出：“中等农业学校为造就农业干部人材，其工作之对象为农事与农民，工作场所则为广大之农村，直接改良农事与直接指导农民，实为其当然之任务。”(37)针对中国新式农业教育不切实际的作风，学者们提出“农业教育之最后目的，在沟通科学农事理论与实际农事工作，使广大农民群众，均能应用科学农事方法于实际农事活动，农业方有普遍改进与发展之可能”，他们认识到“农业教育之重心，实在于农民”。(3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30年代开始，人们对于乡村危机的恐慌已经转变成了对于乡村建设的积极热情。这种热情不只表现在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热切呼吁上，更多的还表现在他们为乡村建设所设计的种种方案上。“我国农业的亟待改善，经营方法的急需革新，这是谁都承认的；可是改革的方法，头绪纷烦，农业不良的地方，又触处皆是。”(39)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乡村问题的原因及探寻乡村建设道路的思考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东方杂志》等媒体为载体，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各路学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乡村建设的方案和构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读到当时兴盛的自治思想、合作思想、民生思想、教育思想、农业科学思想等。正是《东方杂志》等媒体对乡村危机的全面呈现和对乡村建设的积极呼吁，才使得乡村建设得以突破知识精英群体的局限，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NextPage]
《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以及复兴乡村的深度介入和引领性讨论，体现出了社会舆论对乡村危机的深刻关怀。这种关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危机以及近代社会舆论特点都有重要意义。
其一，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从1927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号”开始，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就成为《东方杂志》中的特色专栏之一。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它就重视对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如在辛亥革命前几年中专门设立“调查”一栏，举凡国内的军事、铁路、农政、学堂、财政、华侨等内容无不涉及。进入民国之后，《东方杂志》更是有意识地举办了各类调查征文活动，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对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各类调查。以现代实证科学为导向的这种调查之风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大学生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主动投入到农村调查当中。经常在《东方杂志》上发文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翰笙，后来回忆了他在1930年前后在上海搞社会调查的情况：“我们便转到农村做社会调查，积累了大批资料，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读物。商务印书馆由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为宣传新思想提供了阵地，发表了不少我们写的调查文章。”(40)虽然这些调查所依据的理论有限，也不试图抽象出某种系统化的理论，况且，“中国的国土太广大了，各地的情形太复杂了。单从这么一点粗略的材料是不足以考查中国农民问题的实际的。”(41)但是它们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材料。“每个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事实上是从特定的侧面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状况。”(42)探究农村社会的结构、农民生活的情况，以及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当时许多卓越的知识分子持有的信念。正是抱着这样的关怀和信念，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个案，由角度各异、文野各别的众多调查记录，使我们能从不同侧面看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幅幅生动真实的图景。
其二，强烈的理性精神与“问题意识”。《东方杂志》的办刊风格以保守、中立著称，但是这种保守却给了它一种更加平实和理性的风貌。它对乡村危机的呈现以及对乡村建设的探讨，都在尽量避免对“主义”，对激进革命的单向度的宣传和选择。《东方杂志》文章观点、立场的选取方面，皆比较中立，例如当其他民营报刊在30年代前期对苏区农村社会讥贬挖苦的时候，《东方杂志》则保持相对超然的立场，尽量全面地呈现各方观点，不去参与反共鼓噪，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可取的。这与其政治立场以及办刊理念有关，其编者多持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念，反对激进的政治革命，反对空谈“主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渐进的社会进化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存在，他们认为应该着力于一个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一点一滴、细水长流式的社会变迁累积而成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问题意识”，是其思想逻辑的一个自然终点，同时又是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行为起点，可以用来弥补激进主义者的一些不足，可以适度舒缓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革运动带来的紧张感。
其三，乡村危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引发了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尽管对复兴乡村、建设乡村，不同政党、不同流派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对于乡村危机的认识却是共同的，对乡村危机的关怀也是全社会共有的。这种关怀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救亡图强道路转变的思考：由通商大埠到穷乡僻壤，由知识精英到农民百姓，由空谈主义到实地调查，那种单纯以解决城市问题，引进外来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思想逐渐被抛弃，代之以投身乡村、建设乡村、团结民众、凝聚民族，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救亡道路。早在1921年，《东方杂志》就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认为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除有觉悟的青年男女，大家去‘归农’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回归农村的呼声，号召时人，尤其是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效法19世纪英法德俄等国青年深入乡村，“点着希望的火把，引着农民到自由的地方去”，(43)以实际行动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从20年代末大批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城市舒适生活，投身乡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史实来看，《东方杂志》等媒体“回归乡村”的呼吁，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
30年代末期以后，乡村建设活动推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乡村建设”一词也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时人对建设乡村的思考也进入成熟期，涌现出了很多乡建派别，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作了全方位的设计。遗憾的是，正当乡村建设轰轰烈烈展开之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探索乡村现代化道路的运动被迫中止，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乡村的设计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复兴乡村的议题被更为紧迫的救亡图存的议题所取代。受政治局势、舆论环境以及杂志自身定位的影响，《东方杂志》在此时的舆论焦点一也转变到了抗战上来，对乡村问题关注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战时农村政策方面，或探讨如何通过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以调动其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同时，该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检讨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深刻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对运动式的乡村建设发出了警告。
传统农业大国中人们文化上的“乡村情结”促使中国人始终关注乡村的命运，也试图从乡村——中国文化的根系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新的契机和起点。所以，虽然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展和深入，“乡村危机”、“复兴乡村”等话语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危机的关注、对乡村命运的现实关怀的思想成果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思想认识和现实取向的历史性起点。
注释：
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大公报》对中国乡村问题做了大量报道，并在1934年乡村建设运动高潮期间，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推出《乡村建设副刊》。该副刊持续约两年，编辑刊出70期，刊登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报告及宣传和讨论乡村建设的理论文章约一百篇左右，内容涉及乡村自治、经济、金融、教育、合作、卫生、赈济等诸多方面。
②《益世报》于1934年3月3日创办副刊《农村周刊》专门讨论农村问题。1937年7月24日《农村周刊》随着《益世报》一起停刊，期间共出版175期，刊载文章230余篇，涉及有关近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各个方面。
③《第一次征文公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号。
④君实：美人达尔氏原著：《农圃机器》，《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11号，第114页。
⑤杨端六：《民食问题》，《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第7页。
⑥穆藕初：《米贵之原因及补救法》，《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
⑦邹秉文：《米贵之根本原因及根本救济的方法》，《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
⑧董时进：《禁米出口之商榷》，《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
⑨杨端六：《民食问题》，《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
⑩董时进：《禁米出口之商榷》，《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第22页。
(11)穆藕初：《米贵之原因及补救法》，《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第117页。
(12)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13)义农：《米价腾贵之原因及其救济策(录〈银行周报〉)》，《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5号，第115页。
(1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15)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第5页。
(16)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17)张镜予：《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和补救》，《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9号，第11页。
(18)雷士俊：《陇南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第101页。
(19)董汝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号，第18页。
(20)黄主一：《川北农民现状之一斑》，《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第38页。
(21)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6号，第97页始。
(22)见《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6号，第105页始。
(23)见《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3号，第81页始。
(24)见《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0号，第105页始。
(25)见《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23号，第109页始。
(26)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7)见布克夫人著、宜闲译：《大地》的记者附志，《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1号，第75页。
(28)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29)朱偰：《土地村公有乎实行增值税乎》，《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1号，第17页。
(30)孙寒冰：《论中国农村建设之本质》，《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7号，第64页。
(31)姜解生：《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丰收成灾》，《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号，第13页。
(32)姜解生：《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丰收成灾》，第12页。
(33)(36)(37)(28)辛勤：《我国中等农业教育应根本改造》，《东方杂志》，1942年第39卷第13号，第29页。
(34)金轮海：《农村组织与农村改造》，《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第92页。
(35)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第8页。
(39)吴觉农：《中国农民的问题》，《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16号，第11页。
(40)陈翰笙：《商务印书馆与我同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64～365页。
(41)《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第4页。
(42)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第128页。
(43)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