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石】钱理群：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读《刘老石纪念文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书翻千秋史”，文章原载于《信睿 》2012年8期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乡村建设作为一项群体性的公共事业，有擎旗者如温铁军，有呐喊者如李昌平，还有甘做铺路石者如刘老石。老石说:“老师是用来牺牲的。”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谨以此文纪念刘老石老师逝世七周年。向乡建人致敬！

刘老石（1968-2011），本名刘相波， 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伊春市。1992年在齐齐哈尔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0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天津科技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2002年加入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做兼职编辑。期间，他积极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并成为该项目的主持人之一，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立志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青年，被誉为“全国大学生支农下乡之父”。并在下乡调研中给自己改名为“刘老石”，寓意像石头一样平常而坚定。2004年底他发起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代管的调研培训机构，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的项目主任。2006年，他推动全国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为农民合作社销售生态农产品的服务组织——国仁绿色联盟，担任秘书长，2009年推动建立农民合作社培训学校，2010年8月辞去教职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温铁军。就在去世的前一周，他才从杭州调研回京。

2011年3月24日21时45分，刘老石因车祸抢救无效，在天津市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幸逝世，享年43岁。

钱理群

1939年生于重庆。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论》。

我读《刘老石纪念文集》，再一次受到感动，深觉震撼。感动自然是因为他的精神和人格；震撼则因为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背后又有他的行动力和思想力。老石的行动力是我早就佩服的，思想力却是在这一次集中阅读时才强烈感受到的。老石曾向青年们提出五个“拼命”：“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实践”“拼命地锻炼身体”“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和好人站在一起”（《明天，我们决定勇敢地去承担——写给青年的大学生们》）。其实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他既是一个“拼命的实践家”，又是一个“拼命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来自实践，因此是“带着泥土气息的思想”，如他的学生所说，“中国从来不缺空头理论家”，但像老石这样的从实践中出思想、寻真知的，却少而又少，“在这一生中，他并没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未曾获得博士学衔”，但他拥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和思想，其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都“胜过万千学者”（马永红：《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他的思想更来自自己的生命、心灵深处，因此，人们读他的文章，常“震撼于他文字的力量”，深感这是“有灵魂的文章”—这样的真实、真诚、有生命气息，有温暖、简明、为普通人能理解与接受的思想，“不是愤青的空洞的呼唤，不是书斋里吊书袋的无用虚弱，更没有写字人以调戏文字的哼唧……它属于另一个世界：民间的，农民的，青年的世界（刘海英：《悼念相波》）”

在老石去世以后，乡村教育促进会发来了中英文的唁电，说到“他是少有的对中国农村发展持有系统连贯的见解的几个人之一”，并且说“刘老石的哲学和精神对我们有极深的影响”（《乡村教育促进会悼念刘老石》）。这是一个公正的、重要的评价。它揭示了老石思想及其贡献的两个方面：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系统的连贯的见解”，以及背后的“精神与哲学”。我要说的是，老石的“系统的连贯的见解”，不仅来自他的实践，也是他的理论总结与创造的结果。在这方面，他也是有高度自觉的。早在2006年他在《新乡村建设实验如何深度推进》一文里，就已经提出：“下一阶段的实验不能够仅用原来的摸索的方法来推进了，需要相当的理论探索。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实践其实已经到了理论思考的边缘，正在等待新的理论思路的介入。”尽管他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社会实践，但他从未间断自己的理论探索，《老石文存》里的文章，即集中了他的思考，虽然只是初步的总结，却有着相当的理论含量，应该成为我们创造中国乡村建设和中国改革理论的基础，我们说老石具有的“基石”地位和作用，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纪念老石，不仅要追怀和发扬他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他的思想，并且加以深化与发展。这也是我们后继者的责任。这里，仅就我的学习心得，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与叙述。

在我看来，老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中国青年成长道路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改革最需要的精神。

一、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

从老石介入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苦苦地探索一个问题：农村改革与进步的推动力在哪里？

在2001年所写的最早的农村报告里，老石就发现“农村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一方面，“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就发现“希望还是有的”，“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农民精英大体具有四个特点：“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能够接受外在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的新事物保持联系”。他们有着强烈的“对现实加以改变”的愿望和能力，“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如果引导得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为合法化”。在老石看来，如何认识和确立“农民精英的原动力作用”，并且“使那些还没有精英存在的地方也产生出精英来”，实现“原动力的普及”，这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

问题恰恰在这里：中国农村的现实是，相当多的政府部门都“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用各种办法打击他们”。如老石所说，打击农村改革动力的后果，就是“不仅基层政权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现有的农民精英“也将逐渐走向当地政府的对立面，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样的“视改革动力为阻力，加以打压”的改革悲剧，一直在延续。2003年和2004年，当中国的农村改革把“成立农会”的任务提到历史议程的时候，却又遇到了合法性的问题，即老石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阴谋论”与“利用论”，在一些政府部门和知识分子眼里，农民的变革要求和代表这样要求的农村精英发动的变革运动，“对社会秩序和稳定具有破坏作用”，会“被坏人（按：另一种说法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农民需要新“农会”》《合作：走向成功之路》）。

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视动力为阻力，加以打压”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村，更是整个中国改革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我曾经说过，当下中国存在三大民间改革思潮与运动：维权，网络民主，和老石参与其间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或称“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正是它们明确地表达了今天中国的民意，中国老百姓的改革要求：维护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市民（它们都是今天中国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政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以此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而民间维权人士、网络积极分子和民间组织的组织者，正是这全面改革的基本动力。但恰恰是他们，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敌对势力的代表”而横遭围堵和打压。

最让人痛心的，是老石自己最终也成了这样的打压对象。老石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和行动力的高校教师，无疑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但在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的眼里，他却长期被视为“异端”，一再被排斥，最后被迫辞职。读他辞职后的公开宣言《老师是用来牺牲的》（这可能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在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总是被视为阻力，本应该是改革的依靠对象却一再成为打击对象？——这其实正是当下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它是直接关系着改革的前途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真正的改革是必然要触犯既得利益的；而老石所说的农村精英，以及老石自己，却是代表了公众利益，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实，就必然要打破既定秩序和相应的既成观念，就会被权势者和习惯势力视为“异端”，他们特别具有行动力和号召力，更会被权力的执掌者看作“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何对待这些真改革的动力，是衡量改革的真假的基本尺度。

提出真假改革的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几乎无人不谈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因此，我们必须分清：每一个“改革”的口号和旗帜下，其动力是谁？它要达到什么目的？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小杂感》）。中国的复杂性，就在于现在这三种力量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因此，也就有了出于不同动力和目的的三种改革：一种是以“曾经阔气”的人为动力的，他们也不满意现实，要求改革，但他们改革的目的是要“复古”，比如要求中国回到“十七年”（1949～1966年）的体制，甚至是回到“文革”，他们表面上似乎很激进，实际上是一股保守势力。第二种是以“正在阔气的”人，即既得利益者，亦即那些老石说的“权贵资本”势力为“动力”的，本来他们的利益就是“维持现状”，是不需要改革的，但大势所趋之下，又不能不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力图使改革变得对他们有利，这就是“在改革的名义下，维护与扩展既得利益的改革”，这其实是当下中国真正盛行的改革，不管所提出的口号多么堂皇，其实行的结果都是对老百姓的利益产生更大损害。第三种，也就是老石和老石们所耗尽心血推动的改革，它是以“未曾阔气的”人，也就是现行体制下利益受损的无钱、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为动力的，他们中间的首先觉醒者，也就是老石所说的农民精英、工人精英、市民精英，迫切要求改变现实，争取自己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权利，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

这也是我们，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觉悟青年所要求的“真正的改革”，它的标志有二：一是改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因此改革的前提就是必须顺从民意；其二是以满足、维护、发展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以此为衡量、评价改革，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要实实在在地使老百姓得到好处。我们今天学习老石关于“改革动力”的思考，就是要分清这三种出于不同动力与目的的改革，警惕“复古”式的改革，拒绝“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的改革，推动老石所献身的维护底层人民利益的改革，特别要支持和依靠这样的改革的真正动力和主力的民间精英。在老石去世后，许多农村改革第一线的农民带头人纷纷赞扬老石“是农民的好朋友，好兄弟”，“你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农民”，是真正“属于渴望改变的农民”的知识分子（山东马宜场，湖北房县茶叶专业合作社等）。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老石参与和思考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的思想、道路、方针、政策来自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争论所谓“真假合作社的评价标准”问题时提出的。关于“真假合作社”这里不准备作具体讨论，我们关心的是老石在这次争论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我们不希望今天的农村合作最终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合作社标准才算规范，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农民合作能够创生出他们自己的规范标准，形成我们本土的合作社土标准来”。

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它并不拒绝吸取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但绝不照搬外国经验，它一开始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选择了一条人类改革、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产生于中国农民自己的实践，并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而独立的改革、发展道路。这也就避免了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照搬外国经验所造成的弊端以及严重后果。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经验和原则：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尊重中国农民本土实践的要求与经验。其二，老石提出，绝不能把知识分子“自己善良的愿望和想象作为准则来衡量一个鲜活的实践运动”（《真假合作社再讨论：规范的合作社标准与不规范的合作社运动》）。这就是说，既不能用我们的既定理念，即所谓“善良愿望”，其实是不加检验、未经反思的先验的理论观念、逻辑来规范实践，也不能用我们的“想象”、主观预设的“理想社会”模式来指导实践，并以是否符合我们的理念、愿望与想象作为衡量实践的标准。

我们今天的改革，必须确定两条原则，一是“尊重实践”的原则：中国改革的思想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绝不能从某个既定的原则和理论出发，也不能靠少数人的主观设计，而只能从群众的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和开拓。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的实践。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新的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新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新的实体与结构，以此出发进行新的变革的实践，从中总结出新的改革理论与发展道路。另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民意”。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不以是否符合各人主张的“主义”为标准，而以“是否顺应民意，是否有利于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眼前的生存与发展，更是长远的生存与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作为衡量改革的唯一目的与标准。坚持“实践”和“民意”，或许我们就可以超越“主义”，超越“左右”，而获得最基本的共识，即所谓“最大公约数”，共同推动以民意和实践为基础的改革，这就能够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真正化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不断从民众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改革想象力和推动力。

老石多次谈到，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民间草根力量与政府力量的配合”（《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中国改革的突破，要从地方的草根的试验开始。这也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首先是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民自发的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草根改革试验，最后得到高层的肯定，并变成国家的决策。这其间有两三年暂不作结论的任其实践发展和自由讨论的时间，在草根实践与高层决策之间保持一个时间的距离，有一个观察、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既尊重与保护了群众的实践发展与创造，又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这样的经验，在今天是特别有启示意义的。如老石所说，“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农村的合作社试验就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农民创造”（《真假合作社再讨论：规范的合作社标准与不规范的合作社运动》）。如果放开来看，不仅是农村，各地方、各部门、各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试验，问题是如何对待：是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是要靠我们这里讨论的“民意”和“实践”来检验一切。而且要像老石所说的那样，把“裁决权交给农民”，交给中国的老百姓（《真假合作社再讨论：规范的合作社标准与不规范的合作社运动》），他们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人。

二、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思考

2004年10月老石在《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与新乡村建设的开始》一文里，总结他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经验，将其概括为“一条从农村的精神激励开始，近而形成农民的组织化，最终实现农村全面发展的思路”。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构成了老石农村改革与建设思想的三个基本点：“精神”“组织”与“文化”。

这是老石对中国农村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在下乡中发现，农村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最缺少资金、技术、资源，而恰恰相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被闲置，尤其是农村中现有的资源”；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一是“不能还政于民”，二是农民缺乏“精神的支持”。也就是说，农民的经济贫困是现象，根本的还是权利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因此，“需要新的扶贫观念：原来的物质扶贫不仅应该改‘补血’为‘造血’，而且应将‘造血’同营养良好的精神支持相结合”（《我们究竟能为农民们做些什么》）。老石认为，对农民精神贫困与权利贫困的忽略，把农村改革变成单纯的物质扶贫，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农村改革和建设看成对农民的救济，因而“把政府当作了扶贫的主体，忘记了脱贫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本人”（《农村的精神贫困与大学生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应该说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这其实也是历史的教训。

我在对志愿者的讲话里，提到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历史中，曾有过五次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每一次下乡的结果都是“雨过地皮湿”：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外来力量一旦撤离，就一切如旧。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农民的精神贫困与权利贫困的问题，农民自己没有成为农村变革的主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持续的农村变革。

老石认为，造成农民精神贫困的原因，一是“农村自身缺少外来信息的有效流入”，老石因此十分重视网络在改变农民精神面貌和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中的特殊作用，这是抓住了信息时代的农村改革与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的，表现了老石的敏感和远见，是应该另作专门的研究和讨论的。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老石的另一个判断：农民精神贫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的非组织化”，“失去组织的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和强大的政府面前，是无法做到自信的。没有了自信之后，也就只有他信、依靠别人了”（《农村的精神贫困与大学生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

这又是一个关键：农民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的缺失。正是在这里集中显示了农民精神贫困与权利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农村改革与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老石对农村改革与建设的介入，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逐渐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农民组织化的工作上来。

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的论述。我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他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论述。他指出，今天提出的新合作组织和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有着不同的背景：如果说当年是“为了更多地提取劳动剩余形成工业资本积累”，今天则是“希望在快速的城市工业化进程中能够为农村寻找一条出路”，是“要解决工业资本扩展过程中的农村衰败凋敝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发展新合作组织时，一要“走出单纯生产的误区，要将利润链条伸向流通和加工领域，甚至金融和保险领域”，农民也要掌握资本；二是“必须综合发展”，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尤其是人的综合协调发展”；三是“必须走向联合”，走出一个村的范围，“建立乡镇县乃至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并逐渐走入城市，“推动城市消费合作”，“实现城乡互动”（《中国大陆的新合作组织建设运动》）。尽管这些全新的合作组织目前还处于初级的缓慢的发展阶段，但它所显示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还是能给人以希望的。

老石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他和邱建生一起提出的关于“新农会”的论述。他们指出：“今天的农民提出建立农民协会，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农民协会的成立，可以填补目前我国农村不少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明显真空。这个真空就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益，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服务”。他们强调，农会不是政权机构，也不试图对抗和取代基层政权，只是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县乡政府在如何忠实贯彻党和国家政策问题上展开公平的谈判”，起到“压力团体”的作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要求，不仅是农村改革与建设发展到现阶段必然提出的历史课题，也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改革实际上就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这就需要社会各利益群体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特别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有限，就更应该有代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不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才能保证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的公开、公平，从根本上保证改革的公平、正义。当下中国不断出现前文说到的“借改革之名，侵害工农基本群众利益”的弊病，工人、农民自己的组织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因。

老石和邱建生的文章特意提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表示过，对成立农会，要“再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他们因此提出，“对待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应该允许农会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既不能打击取缔，也不必自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动，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民自我动员所产生的政治机遇，同时也有助于化解农民自我动员蕴藏的政治危机”（邱建生、刘老石：《组织起来》）。2004年提出的这一呼吁，在今天似乎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一切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任务，不管遇到多少阻力，总会不断地被提出，并最终一定要实现，是阻挡不住的。

老石在讨论新合作组织时，提出一个运作思路：“以精神自立为起点”，“恢复社区的组织化”，达到“文化回归状态”（《中国大陆的新合作组织建设运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文化回归”的概念和目标，以后他又提出了“乡村文化重建”的命题，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这都显示了他的农村改革和建设思想的新发展。

他在《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一文里，把乡村文化重建的现实意义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它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它能化解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组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可以”创造公共空间”，“形成公众舆论”，这是“农村社区形成的真正开始”；“文化重建是社区再造的一部分，是农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如果仔细读老石有关文化建设的论述，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追求。他曾经写过一篇《谁的文化》的文章；许多志愿者在回忆老石时，都提到他的《文化三十年》的演讲。在他看来，文化是“有阶层乃至阶级分别”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化依次是由“小资产阶级文化”（八十年代）、“中产阶级文化”（九十年代）和“大资本（权贵资本）文化”（二十一世纪以来）所主导的；正是作为权贵资本利益外化的消费主义文化，造成了社会道德与民族精神的严重危机，“大家已经被逼到头了”。因此，就必须有一场“文化保卫战”。其中的关键，就是要“重建劳动文化，重塑劳动地位”，以进入“资本和劳动真正可以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时代”（《重建劳动文化，重塑劳动地位》，与温铁军合作）。

同时，他又呼吁创造和发展一种“新乡村文化”，“既要承担对本土文化和本土知识的保护，也要承担对旧文化的改造任务，同时也要承担对外来和新生文化的过滤作用”，这样创造出来的“新乡村文化”就能够成为“传统的乡村文化甚至是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桥梁”。他期待着用这样的既保持文化本土性，又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新乡村文化”来“拯救”已经陷入重重危机的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的复兴（《新乡村建设中的文化重建》）。

不难看出，老石的这一用新乡村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思想，是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一脉相承的。2006年他写过一篇《新乡村建设实验如何深度推进—年初读<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启发》的文章，首先为梁漱溟辩护：他“并没有停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踟蹰不前，他非但没有排斥西方文化，相反，他在坚持文化的民族立场上，下决心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接着又从梁漱溟已经达到的高度来反思    “我们今天进行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就发现了不足：“我们过于单纯了”，“我们的目标还来不及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似乎还停留在经济利益上，停留在具体的形式上的改变”，“没有把文化这种更深层次的改变作为目标”，“也没有把教育理解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改变方式”，“我们整个运动似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顺势延伸到目标，也没有来得及围绕目标进行手段的综合运用”。从此，老石就更自觉地像梁漱溟那样，“把乡村作为文化振兴的根据地”，把“乡村文化重建”置于新乡村建设的战略地位，强调“一个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体，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新乡村建设中的文化重建》）。

应该说，老石以乡村文化重建作为民族文化振兴的基础的思想，是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思想的理想主义特点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也有人把他的思考看作是“寻找和建设另一种可能”的“漫长征程”（刘海英：《悼念相波》）。还有学生这样谈到对老石的教育的看法：问题不在于老石的观点是否全都正确，而是那种态度，“把自己相信的认为是善的东西拿出来，很急切地想给你，这是一种认知、感情、价值和行动统一的态度”，“对那些有着某种敏感潜质的青年来说，能让他们在思考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得到些支持”，“让他们知道其实还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生活的道路选择，还会有不同层次的幸福”，这样，青年的选择之路，就更宽阔，“更好走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些”（吕程平：《对异化的反抗—纪念刘师》）。这些分析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三、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青年成长道路的思考

老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是建立在他的一个基本判断上的：中国的大学成了一个“精神贫困的地方—智慧的蛇还没有来的伊甸园，人类精神还没有诞生”；“中国大学的精神贫困主要表现在大学生们已经不能肩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甚至无法让自己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这一判断是相当严峻的，所有的教育者都会感到尴尬与难堪。但只要了解中国教育的现状，并敢于正视的，都必须承认，这一判断是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现实的。

于是就有了对造成教育精神贫困症的教育体制的追问。在老石看来，这是一种在“发展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理念”支配下的教育，其致命问题有三：一是“封闭式的教育”，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被装入“铁罐子”里，完全和社会隔绝；二是“机器教育”，没有任何人文关怀的单纯的技术教育和所谓能力教育，把本来有血有肉的人培养成“没有理念的动物”，有技术无思想的“螺丝螺母”；三是“文凭教育”，学生花费四年时间，背诵外语和陈旧的知识，无用的文字垃圾，只是为了一个文凭。本来是信息资源最为富集、文化更新最快，应成为先进文化诞生地的大学，却完全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形成了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制造了精神和文化的贫困。这是老石沉重的一问：“如果一个民族，连学校甚至大学都不能增进民族或者个人的精神成长，那么这个民族怎么能看到希望呢？”

而老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这里讨论的大学生的精神贫困和前文所讨论的农民的精神贫困联系起来，形成“农民和大学生是中国两大精神贫困的弱势群体”的概念，这就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与严重性：无论是民族的社会基础—农民，还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都出了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精神问题。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点，也就找到了解决危机的出路。这就是：“抓住大学生自己的精神贫困和自己现有的奉献优势，以及农村的精神贫困及潜在的教育优势，进行互补式的精神扶持，达到大学和农村精神的双向成长”（《农村的精神贫困与大学生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老石式的改革之路”，而且是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价值的。

这里内含着两个理论基点。首先是对大学生和农民两个群体的科学分析和认识，在看到并突出他们的精神贫困的同时，也看到他们的潜在力量之所在：大学生作为有知识的年青一代，他们是最能够吸取新思想，并且具有为理想而奉献的精神内质的，如果开发和引导得当，就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中国的农村固有的乡土文化，也有自身的精神优势，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开发得当，也同样能够成为年青一代的精神资源。由此而产生的，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农民和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他们自己，把内在的被压抑的精神力量解放出来，并相互支持，就能解决自身的精神问题，“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而其中的关键，又是“自身组织起来”，当中国大学生组成志愿者队伍，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合作组织，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彼此的精神自救。

这条道路的实践意义，也是明显的。老石指出，“农民的精神成长需要一个象征符号和最必要的一点酵母”，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农民自身也很难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我启蒙和动员”，它需要有外力的触发和推动。前文我们一再谈到，农村精英是农村改革和建设的动力，但精英的形成、发现、成长，是需要有人提供资讯，支持的，也就是说要有“第一推动力”，才会在“外部力量协助下，内外共同努力”。“没有利益相关”而又“真正具有奉献精神并且数量巨大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就能够成为比较理想的“第一推动力”（《农村的精神贫困与大学生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中国大陆的新合作组织建设运动》）。

另一方面，当大学生组织成志愿者群体，走向农村，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上时，他们就开辟了一条中国教育改革和自身成长的全新之路。老石把它叫做“教育的回归”：走出封闭教育，回归社会和生活；走出个人的原子化教育，回归群体；走出纯粹的知识教育，回归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走出文凭教育，回归理想与正义的追求，责任的承担；走出机器教育，回归于人，回归人的精神成长（《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的生活》）。

老石热情洋溢地写道：“有一种生存，叫高尚”，中国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创造自我生命的“新时代”：“是顶着烈日、冒着暴雨、引吭高歌的时代”，“是骑着单车，苦行僧式宣传和行动的时代”，“是和农民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舞同劳动的时代”，“是唤醒自己的良知，重塑民族尊严，挺起民族脊梁，叫做‘理想’的时代”（《向着一个新时代宣言》）。

老石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生命的特殊价值，这就是人们在悼念他的时候所说的，“他在青年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之间架设了一座桥，这座桥的畅行无阻将使中国‘这棵老树上长出希望的春天来’”（邱建生：《爱是永不止息—与相波的爱在一起》）。

最后，还要说的，是贯穿老石所有的思考与实践背后的精神与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自然是所有和老石接触过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的，他的理想主义气息和精神。

老石的理想主义又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他的理想主义是和充分认识与估计实现理想的艰难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不怕做小事情的苦干实干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其背后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传统精神和人生哲学。其二，老石说：“当一种信仰，当一种偶尔为之的行动已经变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以后，当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理想信念中，一个真正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造就了出来。”而他自己，也就像他描述的那样，“当你问及他们的理想，甚至他们都会很愕然，不知道如何应答：他们做的事情未必惊天动地，但是他们会把非常平凡的事情做得很好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实现理想所必需的；他们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和生命都已经蕴藏在奋斗和奉献的群体中。理想、信念和生命三者已经融为一体”（《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的生活》）。老石还对年轻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才是一种做事情的状态？就是你成功了不觉得高兴，失败了也不觉得痛苦，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理想已经内化，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吴丰恒：《老师天堂不孤单—缅怀刘老师》）—这大概就是“老石式的理想主义”吧，它标示着一种生命的境界。

人们不断提及的，还有老石的执着。一位乡村建设运动和志愿者运动的参与者说得很好：“世纪初的这场‘运动’，是各色人物的风云际会，大部分人呼啸而来，很快又呼啸而散，刘老师却像石头一样，岿然不动，十年如一日守望着自己的理想”（贾庆森：《老石陨落到的世界里》）。在我看来，这除了因为老石信仰和理想的坚定，也源于老石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的长期性的深知。于是就有了一种“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以及认准一个目标，就拼命干去，慢而不息，永不懈怠，永不放弃的精神，这其实就是鲁迅所倡导的“韧性战斗精神”。

真正的改革是离不开这样的能够化为日常生活实践的理想主义精神和韧性战斗精神的。也正因为如此，我读《文集》里的一篇文章，单就题目就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理想主义不该穷途末路”，它道出了现实的真相：今天的中国，并不是没有理想主义者和韧性战斗者，但他们总处于不被理解的寂寞中，在各种力量，不仅是体制的力量，也包括社会习惯势力的围堵和冷漠下，时刻面临着“穷途末路”。于是就有了这同样惊心动魄的一问：“社会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让健在的老石们，“至少不至于穷途末路，也让理想主义不至于穷途末路”？

在我看来，眼前这本集体写作、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就是对这样的呼唤的回应，作者与编者也借此相濡以沫，同时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变化莫测的时代表明，还有人认同老石们的思想、实践与精神，它活在一些人的心上。这就够了：人在，心不死，就有希望。

2012年4月6日-11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