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李彦岩：袁家村——生猛美味的袁家村
2018年7月10日一7月20日，“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担任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等专业学者十二人组成，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形成系列文章。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正是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本土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
本专题文章共10篇，原载凤凰网公益频道，“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陆续转载推送，敬请关注。今天推送的是李彦岩博士的文章《袁家村——“三无”村庄的振兴》。
作者简介：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治理。
果真，闻名不如见面。“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交流团一行人，行至袁家村，所见，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跟随王村长漫步在村子里，十条古色古香又风格迥异的巷子，传统与现代交融，像是铺开了一幅摩登的关中风情画卷，让人沉醉。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地道又放心的袁家村美食，看着路两边，一街吃遍关中，每家都不重样：驴拉着磨研着红彤彤的辣子、青花瓷碗里白嫩嫩的豆花、金灿灿的脆香大麻花、清爽劲道的凉皮、自制的醇香酸奶和女儿红，让人垂涎！
边走边听王村长介绍，这个只有62户286人、占地仅500亩的袁家村，去年（2017年）的总收入是4.2亿元，纯利润1个亿，村集体收入2000万元，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000名创客成为袁家村的“新村民”，这个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传统产业的“三无”村庄袁家村，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让人惊艳。
人头攒动的袁家村
袁家村是中国众多“三无”村庄的一个缩影，从全国范围看，“三无”村庄占据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这些村庄往往变成了人口大量外流、破败凋零的空心村，而袁家村则生猛地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子。
当下，全国都在推动乡村振兴，但对于诸多“三无”村庄，振兴什么？靠谁振兴？怎么振兴？或许，在袁家村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那其间闪烁的智慧和关键节点，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让“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包袁家村出现一丝转机的，是一个叫郭裕禄的人，是他，带领袁家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上世纪70年代，郭裕禄作为袁家村的书记，他重视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打井、积肥、育良种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让袁家村告别了贫困村；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带领村民发展村办企业（如水泥厂、预制板厂等），壮大集体经济，让袁家村成为了著名的“富裕村”；不过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调整产业政策，淘汰了高污染高耗能的村办小企业，袁家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1世纪，袁家村已经沦成了一个空心村。
饮冰十年，不凉热血。2007年，袁家村开始了二次创业，郭占武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和创业带头人，带领党支部和62户村民，继续父亲郭裕禄的事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面对困境，何去何从？这考验着党支部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紧要关头，党支部反复地琢磨和思考，甚至愿意拿出20万来向社会买“点子”。
袁家村现任书记郭占武（左一）
最终，破局之处，是食品安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危机，但在袁家村党支部眼中，危机背后是蕴含着商机的，如何抓住这个商机？“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成为了全体袁家村人的信念，信念得以落地的本质，是依靠“三律”平衡，分别是自律、他律和神律。
自律体现为村民自己主动公示和承诺食物原料和制作过程，并严格遵行，只有自家吃的东西，才能卖给消费者，没有人会给自己吃不安全的食物。
他律则是袁家村党支部对食品安全近乎“严苛”的考量：为保证食材新鲜，小吃店不许摆放冰箱；麻花炸了三锅，必须重新换油；一旦发现餐具不消毒，停业三天；若是擅自采购外面的食物原料，会被立即取消经营资格。
神律的表现，是十分生猛的，每家小吃店门口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如果做不到食品安全的承诺，愿意让子孙受穷/全家当乞丐/降祸后代”之类的牌子，让祖先和神明来监督自己，虎毒不食子，没有人会拿后代的幸福开玩笑，虽然看起来是野路子，但不失为奇招。
袁家村村民的“野路子”——发毒誓
自此，袁家村以食品安全为抓手来吸引人气，从办农家乐、建小吃街，到成立作坊、合作社，再到招商引资、进城出省，袁家村的乡村旅游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操办的风生水起，村民富起来了，袁家村火起来了。
不过在笔者看来，随着袁家村食品产业越做越大，本村的食物原料和小作坊式的加工方法，必然不能满足需求，例如，袁家村的酸奶消费额是平均10万元/天，这必然不是自家院子里养几头牛就能够满足的，靠野路子“打江山”是可以的，“坐江山”还是要引入正规军（各类食品安全质量体系），产业扩大后必然在一些环节是标准化的，但如何在标准化之外保持特色，是袁家村需要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袁家村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党支部提出方案，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表决，村集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是全体村民手中，即使面临外来投资商的巨大诱惑，袁家村从来没有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让步过。村集体的土地是合在一起开发使用的，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会平分给每家每户，清晰可量化，时刻公示，兼顾效率和公平。
同时，为了处理好外来商户、创客和本村村民的关系，平抑彼此间贫富差距过大，袁家村成立了农民夜校、各类协会（如小吃协会、文创协会、客栈协会等）和合作社，农民夜校是大家提高业务水平、促进精神层面自省和成长的地方，协会能够发挥沟通、联络、合作的作用，合作社则是通过入股和分红来缩小彼此间收入差距（即你赚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
回想袁家村的二次创业，12年来，依靠安全食品，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生猛美味。在这里，这种吃什么、怎么吃的看似浅显，罩得住外来创客的凌云志，拎得起本地村民的养家计，承载得了袁家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梦想，飞扬着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历史和小村庄的万丈光芒！
“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与袁家村团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