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专题】温铁军、董筱丹、杜洁：从洞朗事件思考“一带一路”与西南乡建的有机结合
本期“本月专题”的主题为“乡村振兴”，我们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董筱丹副教授，围绕乡村振兴问题，编选了来自不同视角的讨论文章，与读者共同思考。感谢董筱丹老师对“乡村建设研究”的支持！
特邀主编按：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落地？怎样看待这一战略的重要意义？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陆续推出5篇从国家宏观、区域中观、村社微观等角度讨论乡村振兴若干问题的文章。今天推送的第四篇文章，以西南地区为例，结合洞朗事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乡村振兴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特邀主编简介：董筱丹，1978年9月生于黑龙江省拜泉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比较制度分析。
从洞朗事件思考“一带一路”与西南乡建的有机结合
温铁军 董筱丹 杜洁
【摘要】2017年底的中印洞朗冲突使西南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亟需以成渝为龙头推动“川渝南下纵向整合”，在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一带为“一路”中的“南海丝路”打造战略腹地。西南地区应该主动加强整合，积极构建这一框架布局，其中关键的是：发挥西南地区生态和人文优势，以乡村建设作为加强中南次区域交流的重要内容，推动区域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并针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区域整合和乡村振兴是三大重点，本文重点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地区乡村建设的方向与主要内容。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
（一）“一带一路”的背景与普遍规律
用历史的眼光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因应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生产过剩的挑战，更是中国政府在21世纪资本持续过剩条件下推出的重大战略转型，因而将是长期性和历史性的。
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在因资本稀缺而引进外资的经验过程中，从清末、民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毛邓江胡四代领导人，概莫能外。
在资本稀缺条件下引进外资，外资在谈判中通常是强势的，往往要求引资方进行符合其要求的制度调整，其对引资方的巨大冲击，从20世纪百年中经历两次改朝换代和一次重大体制变化可见一斑。
但，当21世纪中国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面对的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是国内资本稀缺的地区仍然要对资本让步才能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对外输出的资本如同放出去的风筝，受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敏感，很多投资项目等不到形成稳定收益就因区域动荡而紧急撤离，最终血本无归，甚至要靠国内项目的盈利来输血，极大掣肘了“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的实现。
（二）洞朗事件对“南海丝路”的挑战
整个南中国主要实施“一路”中的南海丝路。南海丝路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海上大通道。但是洞朗事件表明，这条南海丝路虽然包含着巨大机遇，但风险点也很多，其中最大的软肋是印度洋。
众所周知，自1955年万隆会议把印度推为不结盟运动领袖以后半个多世纪，美日欧都难以插手印度洋；但新世纪以来，印度大尺度与西方结盟，美日欧都在印度洋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战略布局，以期形成对中国的比较优势。
发生在2017年底的洞朗事件，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包围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新月”变成了“大C”，意味着中国从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连续50年的和平局面将面临重大改变，南海丝路的风险不断增加。
不过，也有危中之机。
在1994年完成的北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美国凭借金融高地和产业高地的优势对加拿大、墨西哥的低端经济进行“纵向整合”，是迅速加强区域内部结构性关联的最有效方式；而在印度洋的腹地，美日欧印都没有条件像中国这样形成占有区域整合龙头地位的产业与金融资本“双高”，因此中国对该区域进行纵向整合、加强在该区域主导地位的机遇多多。
二、“南海丝路”需要以陆上力量为支撑
张文木教授认为，海洋力量如果有陆地力量支撑，则海洋力量可以更为强大和持久。
纵观国内各地，能够挟产业与金融两大资本优势进入中南半岛形成对南亚次大陆的侧翼前出、对印度洋一带发挥“次区域”整合作用、从而为南海丝路战略提供坚实陆地力量的，只有川渝地区。
南方地区虽然富裕城市众多，但大部分沿海外向型经济缺重工业，没有形成产业高地的条件；西部地区属于产业高地的大城市则金融明显发育不充分；只有得横断山脉南北走向之利的成渝经济区因长期得到国家的产业资本投入和金融特别政策，而独具对下“纵向整合”中南半岛、进一步战略前出到南亚次大陆东缘、从而撑住中国海丝软肋的独特的潜在优势。
成渝既是西南地区的金融与产业双高之地，也是川渝经济圈的政治中心，其功能和角色是多方面的，若非中央下令，对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进行纵向整合不大可能成为其核心任务。因此，“成渝南下”客观上要以中央名义要求成渝为领头羊书写“川渝南下”大文章。
从文化渊源看，川渝地区与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陆同属印度洋气候带，在地缘关系上属于同一个“亚区域”；不仅历史上就是中华先进稻作农耕向中南半岛传输的中转站、文化上属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地区，二次大战以来更是“东方战场”经中南半岛沟通南亚次大陆的战略中心，客观上有促进地缘战略整合的历史经验。
因此，在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成渝地区作为我国西南内陆“双高”与中枢，有条件主导中南半岛这个海丝沿线产业发展中心和资本运作中心的建设。
这样，既可以通过中国一贯占有优势的“陆权”经营为南海丝路战略提供可靠腹地，也可以在条件合适的时机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形成中国沿海开放的“双翼”格局，平衡单一倚重太平洋空间和通道（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导致的风险。
这应该成为大西南贯彻十九大精神、解决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重要内容。
三、乡村振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结合
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针对20世纪“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严重污染而做出的战略转变，更是在全球危机下中国率先提出的、具有21世纪全球引领意义的“中国方案”的核心思想。
西南地区乡村建设应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南半岛与印度洋一带的布局，加强次区域文化交流，为“川渝南下”提供话语和软环境支持。
因为：生态文明最基础、最可为、最可视、最综合的空间在农村。只要按照习总书记提出“两山思想”深化改革，这“四最”都可以在西南地区实现。则中国面对中南半岛与印度洋区域的生态文明理念输出，在西南地区可以找到最生动的表达。
西南地区拥有山地、丘陵、江河、竹林、石海等多样性地表地貌的生态化资源及多民族交融、多历史遗存等社会文化多样性优势和历史人文资源，具有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优沃基础，有条件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高地”和创意创业“绿谷”——如能利用现在农村要素价格“洼地”的优势，吸引资金、要素、文化创意创业、本地市民休闲与外来中老年养生消费等汇集于此，不仅可使乡村成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主力，以及逆城镇化新趋向的动力，也可以创造性地使乡村成为内向消化金融过剩风险的重要阵地。进而，既可以加强与中南半岛和印度洋区域的业缘联系，也可将此类经验作为全球危机条件下以乡村为空间载体、通过生态文明转型实现危机“软着陆”的“中国方案”“中国话语”的重要支撑，形成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话语和制度高地。
这个转型诚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只要抓住“顶层设计+市民下乡”这两个关键点就有操作性。因为，通过市民下乡能够带动资金、文化创意和适用生态技术下乡，同时在基层通过集体产权改革和金融创新帮助小农户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疏通市民下乡的渠道，就可籍此推动小农与现代多功能农业有机衔接。
这个定位，对西南地区的乡村生态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应该再搞污染严重、入不敷出的农业规模化和二产化，也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单一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而要把习总书记新时代三农思想中的“绿色生产方式”“城乡绿色生活方式”作为农业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结合各地的区位、资源、气候地理条件，建设以综合性立体循环经济为基础的城乡生态化融合体系。
国内比较来看，当前体现习近平三农思想的典范是福建和浙江，都是把农村作为基本建设的主要领域和各部门工作的主要方向。
总之，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西南地区如能利用西南山区的生态多样性资源，以推动新时代城乡生态化融合体系建设为纲，对传统的产业文明时代所形成的既有经济结构进行方向性调整，促进市民下乡与农民结合，带动互联网+农村经济的六次产业创新，并以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PPP模式来吸纳金融流动性、打造文化乡土多样性来引领金融、科技、制造、商旅、文化等部门工作调整，通过乡土社会多维、多元空间再造，率先推进“新时代城乡生态化融合”体系建设，创新以农业农村为载体吸纳国家三大资本过剩压力的区域综合经验，则意义宏远而且重大。
综上，西南地区如果能急国家之所急，从金融、商务、科技、信息、物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推进习总书记强调的“互联互通”并适当转化，则有望成为中国向中南半岛亚区域开拓大通道的重要力量，成为南海丝路战略的重要陆缘支撑，同时也将成为翼护藏南地区的一道重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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