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金英洙：像蒲公英一样扎根于土地——韩国共同体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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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蒲公英共同体在营造社区与培育人才方面的经验分享
文/金仁洙 韩国替代技术中心主席
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韩国共同体方面的内容，我是1986年开始做农村运动，到现在已经有36年的时间。我想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经历过产业化，我们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整个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农村农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在一开始只是被大家当成维持生存的问题来对待。韩国在70年代已经开始绿色运动，用化肥农药等，也因此引起了环境问题。除了绿色运动，还有一个白色运动。我们到农村远远看到有一条白色的带，那不是河，是塑料棚。通过塑料棚耕作，农业可以不被季节影响，一年四季可以吃不同的蔬菜水果，但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
通过农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吃多样、多量的食物，但是反而给人类带来健康的伤害，比如各种各样的疾病。应着国家开发的政策，农村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那里70年代开始做地理性的开发，国家制定开发某片区域。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每个合作社可以做支联的工作，但是没有多大的成果。最近有一个运动，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那就是我们要恢复失去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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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农村有很大的变化，不光是可以耕地的农村，还是多样的生活可以享受的农村。经济开发导致农村很多的年轻人去往城市，多的时候一年大概有60万的年轻人去到城市。现在大部分的农村是高龄化的，但是现在城市里退休的老年人返回到农村的一年有5万左右。现在农村的人口分布有一些变动，城市高龄人口的来到对农村人口的分布有一些影响。现在我们想，现代的农村要容纳多样化的人，从恢复土壤、环境、人三个角度建设农村。
在恢复农村的过程中，参与最多的是基督教这个团体，他们所做的一些运动，主要以东学这个学校为主。1937年整个国家兴起了农民运动，也是以基督教为主。我们后来开始关注有机农业的运动，也是基督教徒主要参与的，叫“正农会”。为了关心农民的福利和养老，以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为主又开始从事一些运动，要救活农村的还有一个“建安”运动。其实农村运动是很难的，他们能够坚持很大程度是因为信仰。但是农村的问题不能只靠个人的信仰来解决，只有靠我们所有人一起提出各种方案来解决。
在韩国，恢复村庄的运动以来，很多共同体因此产生，特别是农村的教会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个共同体叫蒲公英共同体，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蒲公英共同体有的理念——三个哲学思想
1)叶：代表简单朴素的生活，尊重贫穷的人，特别是支持亚洲贫穷地区的人；
2)根：代表深深扎根于地下，学习往下扎根，工作往下扎根；
3)种子：代表分散开，帮助更多的人。
在韩国比较高的山叫Mt. Jiri，我们共同体是1991年开始的，在村子里租了一个旧房子，一开始是做去寻找村庄中的体弱者和小孩，去帮助他们。我们的房子用传统的方式改造，为孩子们做营会，给当地的理事进行培训。
（1991年的蒲公英共同体）
蒲公英学校的学生的校园生活：我们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带他们250公里的国土旅行，让他们学会克服自我，除了教授孩子们课本文化知识，还教授社会劳动的知识与能力。初中和高中的学生，高中的孩子有3个月实习的时间，初中的孩子去亚洲各个地方实习。
1)蒲公英学校要一起耕地、一起插秧、一起种菜，让孩子去寻找可替代能源。我们学校在9月份停电停水，是为了让他们学习自己取火净化雨水。
2)我们共同体还有一个科学技术中心，通过学校给整个国家普及太阳能技术。我们学校还有艺术中心，用天然材料做好看的衣服、包等手工用品。
3)还有面包房、农场，我们一起收获蔬菜，孩子和我们一起插秧，一起唱歌，自己挤羊奶，自己做冰激凌，一起喂羊、养鸡，把鸡蛋送往全国各地，还有个木匠共同体。
4)我们已经参与到亚洲贫穷国家的资助运动。在柬埔寨我们已经做了20年的资助工作，在这个学校教他们如何利用太阳能来做饭等。在这个学校里有养鸡场，卖的价格也特别高，菜的市价也是。我们在那里买了450平米的土地，扩建学校，我们专门做实验，这棵树之前是有病的，后来用我们做的有机肥之后，让植物健康起来。
我们在印度也做了这样资助的工作，在印度建立这样的学校，我们建立了服装工厂，给他们做校服。我们还培养印度年轻人，木匠技术，养蜂技术，让他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我们共同体的全貌。
Q&A
Q1请问金老师，学校在资金上如何获得支持？日常开支是如何运作的？农村如何借鉴韩国共同体来发挥四生作用？不被公立教育认可的学校如何进行普及？
金仁洙：一般每个国家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是学要付学费，在韩国，私立学校有300多所，这些私立学校政府有支持或者其他机构支持，但自己上都有困难，学费70-8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4357元。我们学校学生的学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并且吃住在学校。我们收学费低能维持学校，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建筑、土地、收入。没有定期的外援资金，大部分都是自己解决的。
周立（主持人）：问题很有国际视野。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2.87亿农民外出打工，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不完整，青少年和劳动力的缺失。
传统意义上每个村庄的功能是完整的，世界的文明传承源自于农村，来源于这样的教育系统，但工业化之后，将人看作劳动元素，这使得家庭不完整。孩子在需要父母教育时，父母不在身边；在祖孙绕膝年龄的老人却见不到子孙。90后对乡土的意识缺失，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乡村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缺乏。因此，我们反思把人物化的思维。这次我们的百村联盟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袁家村里，土地开发为旅游业，村户也比较向上，收入也相对可观，生态功能也保留了一部分，食品来源相对安全，加工也相对安全，有近乎原滋原味的食物。但生命功能有所欠缺，因为这样的意识不够。在台湾的社区，有大陆需要学习的亮点，一是人情味，大家都很有礼貌；二是有理、有序、有工匠精神的氛围。我有两个学生在清华读博士，去了台湾之后的最深感触是，大家都在说“谢谢”。二是有烟火味，炊烟袅袅，有人居住，这样的乡村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归乡，进行乡创。
Q2韩国的有机食物的标准和鉴证机关认证如何实现？
金仁洙：认证在政府有一个专门的机关部门，政府-农业大学-农协三个机构共同进行认证。
周立：有机认证是第三方认证，但认证费很高，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体系，因此我们开启了PGS的认证，参与认证，彼此相信。R-PGS即Rural-PGS，以及S-PGS，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体系，参与者可以进行打分并且不需要额外的认证。
Q3政府有很多的资源，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而民间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应该是要走进政府。想要问一下来自韩国的两位嘉宾，有这样好的教育资源，为什么没有走进更多的社区，没有走进政府呢？
金仁洙：刚刚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和政府一起做这件事。和政府联系的话，教师以及其他条件的确会解决很多，政府也会发放很多资金。我们学校不和政府联系的原因是如果和政府联系的话，政府会进行监督，我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持有看法，抹杀了孩子的天性。我们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孩子的优点，首先是自信、自由、对未来方向的认定。最近，韩国政府有一个很让我有兴趣的反应——政府反而和我们这样的学校学习一些课程，我认为虽然很艰苦，但对孩子的未来有很大得意义。
周立：我们要建立一个政府-工作-社会大三角的关系。政府已经很强大，我们不要总寄托于寻找政府的帮助，一定要自我强大。
对于政府来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在管控社会，当政府服务社会，政府的干涉比较多。当政府变成为大家服务的时候，村庄的发展会更好。
Q4金教授，现在的有机食品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否能消费得起？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呢？
金仁洙：在我们国家，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扩散的很好。不仅是农村的有机农，城市人可以去农村买地自行耕种。有机农的产品是多样的，有一部分是针对特别的消费群体，但大部分百姓可以一起享受。有机农现在有一个顾虑——在韩国，很多人喜欢吃西餐，对猪肉、鸡肉、牛肉的需求越来越高，反而对于传统食品，蔬菜、杂粮的需求越来越少。再来一个例子，大部分年轻人喜欢炸鸡，我曾经和我们国家最大的养鸡场进行沟通，从鸡蛋到成熟可以进行销售的鸡只需要四个月，他们只关注如何让鸡的口感更好，而忽略了鸡肉原来的味道。所以，现在我们吃的鸡肉味道已经没有了，享受的只是调味品的味道。我们一般在家里养鸡需要一年或一年半，但鸡肉不需要任何调味品只需要一点点盐就很好吃，但这样的鸡肉很少了。我想，在韩国土地比较少养健康的鸡、牛、猪，但是在中国是可以实践的。韩国有一个习惯是好的产品卖给别人，不好的产品留给自己。但我希望大家好的先自己享受，剩下的再卖给别人。我们学校也有自己的农场，种菜、养鸡、养猪，但我们先是自己享受，如果有剩余再卖给别人。
我来概括一下之前讲的两点：1、好的东西要先自己享受；2、在中国做有机农可以考虑养健康的猪、羊。
Q5没有有共同想法的人一起来做，在大家都关注经济效益的环境下，有没有和外界的联系和交流的一种方式？
金仁洙：你可以先把养出来的健康的鸡蛋、优质的苹果进行分享，每个人的需求是好的味道和健康的食品，你可以不一定只是和周围的人进行交流，还可以和你认识的做有机农的朋友进行交流，一起进行讨论，让大家认识有机农。
有机农的普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和认识的改变。
对于你们来说，来韩国学习很不容易，但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周教授和神农会。
（本文根据2018年全国合作社大会金仁洙演讲与现场互动整理而成，略有删改）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共仁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