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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梁少雄:我们需要用乡村元素去看见生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娴院演讲 Author 梁少雄


本文为梁少雄在娴院演讲内容,由娴院平台整理成文


梁少雄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主管 永济市e城乡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总干事。

“我们现在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打拼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使劲的挣钱,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让自己老了之后不生病,生病了能到医院支付起高昂的医药费。可是恰恰是我们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忽视了生活的底色,我们看不见生活了,我们的生活好像就除过挣钱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了,我们内心的冲动和价值需求到底在哪里?”






解放自我 追求理想▲▲▲

梁少雄



我自己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爱人和孩子我们都在乡村里面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用乡村的元素,可以去处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医疗。

而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也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也有很多城市里面的朋友,也开始去有一些尝试和践行。

因为只要我们生活着,我们都要去思考生态的问题,因为生态是可以超越资本、超越国度、超越阶级的。

在这个村庄里面我们有6对夫妻,然后有5个孩子,我们每一年里面有12个年轻的大学生,当然也有村子里面走出来的这些农村青年。

大家在我们这里学习一年时间,就是只要你对乡村发展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学习。

然后我们在村庄里面,除过社会公益的这一部分,这个后面会重点讲到,那我们也在尝试着怎么让我们这些公益行动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现在的我们探索的社会企业。

当然这个社会企业在最近这几年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组织机构和社会层面都在推。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中国有最好的社会企业家,就是当年的卢作孚在北碚所开展的镇域试验,以及张蹇老先生在南通所开展的市域范围内的试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本土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当下去学习西方的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够把我们本土的这些老前辈们他们所探索的,把一方发展和一方治理一方文化结合起来,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学习。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当然现在能参与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他都不是一步一步设计好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也是对农村没有太大概念,只是说现在参与这个工作了,才开始去回忆、去思考自己在乡村那些经历和经验。

我是1988年出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深刻的记忆,让我现在去思考。

我们在乡村里面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农民组织性的重要,90年代其实我觉得那会自己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和思想。

但是我参与了90年代的村庄集体劳作,那个过程是乡村内部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来去处理我们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以及村庄里面的换工建房、相互照料等等。

我们都是有着一系列低成本的运作方式,这个恰恰是在当下,我们在市场冲击之下,农村完全变为原子化的状态,所有东西都必须用金钱去交换的一个很好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2003年,也就是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一年,我参与了我们村集体,也应该是最后一次的村庄重新划分土地。

那会就是别人一帮大人,然后有人用计算机,人家都是用的算盘,那我就是用计算机在那算。

这个过程让我看到了原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这个“所有”指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它就是指的村民小组那个单位,农村的土地怎么按照地理位置,按照土壤的土质来去划分级别,然后再去照顾每一个家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在当下可能就变成了我去思考的一些现实素材。

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就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原来我以为农村里面就是工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年长的一些前辈,大家肯定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在乡村里面,你每一年都是必须要完成一定工分的,这是你的义务,我们叫义务工,作为年底之后是要进行平均核算的。

我在刚好是2010年也是上大学的大三,回到家之后,就参与了最后一次村集体工分的核算,从这之后义务工就完全没有了。

我在当时的一个概念就觉得怎么这会儿了农业税早已经免除,怎么还收工分,就觉得这个事,这个事情好像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压力。

可是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这其实是乡村低成本治理的,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既可以做到内部的沟通,也可以做到自己内部的各种维护。

可是当这些制度完全没有的时候,我们村庄的组织是一片散沙,也就我们基层的政府成员,大家都很累。

你跟农民没有办法去动员,你喇叭上喊一下说开会了,说干什么事情了,没人愿意来参加,发不发洗衣粉,给不给务工费,就全部成了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这些经历是我现在深入参与到乡村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当中的时候,才有了机会去回想自己小时候的这些经历。

那它不是一种淡淡的乡愁,包括我们小时候所经历的那种教育,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都是和村庄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老师也不是完全就是这个职业就是老师了,他也会种地,所以学校的日常教学和乡村里面的生产生活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经验都让我们再去重新思考我们当下的乡村建设,我们要的是什么。

在上大学之前,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些都没有概念,我和大部分朋友都是一样的。

这个社会给我们传达的价值观念和未来的生活方式都是你要好好上学,考大学,完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城市里面谋到一份体面的职业,然后把父母接到城里面,过上城市的生活,基本都是这样一个路径。

同时大家对农村就是嗤之以鼻的那种感觉,来自于乡村的人,都好像有那种自卑感,或者说乡村在城市面前就显得非常的不起眼。

我在那个时候也是这些想法,只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接触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涉农社团。

大家现在高校里面有很多学生社团,有兴趣爱好类的,也有社会实践类的,我们所接触的社团就是一帮年轻人。

大家不愿意让自己在大学里面死气沉沉的,就是不愿意上课,然后又玩游戏谈恋爱等等,反正总之就是没有一个积极阳光的一种状态。

大家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实践,去重新去思考我能不能过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大学。

我不光学的是知识,我怎么去开拓我的视野,怎么去获取这个社会最前沿的思想,这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最为重要的两点。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社团,所以我们就结识了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比我年长的学长,当然最为核心的就是这边有一张照片,也是这一次去下乡实践,彻底让乡村进入了我的视野。


是我大一寒假的时候,我们去大同市大同县倍加造镇西骆驼坊村去下乡实践,当时是和北京林业大学,以及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同学一起去这个村子下乡的。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乡村,我是从乡村是出来的,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乡村,不仅看到了乡村的问题,也看到了乡村的人。

让乡村这些事全部进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所以后来的整个的大学影响当中,其实都是在关注乡村发展这一部分。

那在我们自己在社团内部,好好去实践的时候,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了我现有的工作单位学习。

虽然我一直现在是长期驻村在山西永济,但是我们单位还是在北京,大家还有伙伴在做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们就去了梁漱溟乡建中心,也是温铁军老师和我们刘老师,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创办的,我们希望社会的年轻人,对这个时代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

因为年轻人是未来,可是年轻人面对未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在哪里,他的时代使命和担当在哪里?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好像让你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话题,而是我们如何能让我们自己更具有思想性,更具有社会视野。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参加了一次培训,就是纪念改革开放,当时应该是30周年。

我亲眼目睹了来自于北京的很多我们在电视里面才能看到的老师,比如温铁军老师、 钱理群老师等等。

来给来自于全国各地七八十个高校的年轻人,去讲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现状,那一刻真的就觉得我们在学校里面挺封闭的。

也感受到了原来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有这么多大家关注,从自我开始去关注社会问题。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说你要去关注乡村,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周边宿舍的人都觉得你是疯子,觉得你是异类。

大家都是在要不就学习,要不就是在打游戏谈恋爱,你非得要把你搞得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大家内心多少都会有一点好像就觉得不论是委屈,还是过意不去,总觉得没人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这次实践就真的让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很多,看到了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乡村,然后也有这么多年轻人,大家也同样在思考和我们一样思考的话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突然理解到,原来我们这些年轻人走到乡村,不是我们头戴光环,说我们下去要帮助农民干什么,这绝对是一个需要大大去改变的一个观念。

所有人无论官员,无论学者,无论青年学生,当你踏入农村的那一刻开始,你都先从学生开始,你头上没有任何的光环。

农村的事情非常的复杂,也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的时候,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来去看待乡村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乡村的价值。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走出校园来参与这些社会实践,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自救。

当我们不愿意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和未来预期的时候,可能性在哪里,没有现成的答案,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你自己划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设计的,也不是父母给你安排的。

同时老师告诉我们,这样的行动是在“救救孩子“的呼声当中,他们才提出来的。

也就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温铁军老师他们提出来让年轻人到广大的农村去,接受社会的教育,是在“救救孩子”这样一个呼声当中提出来的。

当然它的社会大背景就是我们90年代末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

有了这些启示之后,其实我到大四的时候,就去了我现在这个单位,我们去参加了一年期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人才培养计划。

我们这个计划从2005年就开始,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收10到20个学员,可能最早期招的还很多,把大家放到乡村里面去。

最开始大家进入乡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从卖化肥卖农药开始做起,因为在我们2002年开始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我们的法律出台也是到2007年才开始。

也就是说在开始大家进入到乡村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说很明确的行动计划行动要求,或者说经验指导,都是在摸索当中。

所以我们经历了那种我们说,刚开始都是天女散花似的,每一个人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合作社去,你就一个人待着,当时还没有电话,所以这个项目人员一两个月跟驻村的人联系一次。

然后到后来才发现大家可以集中火力,我们说(像)坦克部队(一样)的,把两三个人放到一个点,大家可以集中做一些事情。

到后来慢慢有一些经验,我们就把大家可能慢慢形成了机构的团队,分部门对口的来去学习。

然后这个计划到2015年第11期的时候,我们就做了相应的调整,这个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到,这个计划在外界被誉为“支农战线上的黄埔军校“。

真的在目前的乡村建设领域活跃的一大批,都是我们这个体系出去的,无论是在生态农场领域,还是返乡青年,还是爱故乡的网络,包括农民合作组织的网络,有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从这个培养计划走出去的。

我们现在粗略的统计,因为大家每一年都有相应的波动,我们还有一半以上,大家依旧活跃在这个乡村建设的领域。

在一年的学习里面,其实我主要参与的工作是走访全国各地的高校,所以我当时那一年很可惜我没有驻村,所以我现在长期驻村,就补了我当时那一年没有完成的课程。

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我更多的工作,因为我是从社团里面一直从让我们的社团具有合法性,然后又跟学校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到后来因为有社团的经验。

所以我在这一年时间里面,主要的工作就是走访高校,跟大家各个高校里面的一些涉农类的社团产生互动和链接。

我们寒暑假会培训,培训完了之后,我们也会去到各个高校去走访,去跟大家年轻人在日常的社团管理学习等方面,做一些探讨和交流。

所以也是这个机会让我走了很多高校,走过一圈之后,我就发现几乎全国的高校基本一个样,就大学生的状态是一个样子。

我们说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个朋友大一的时候,跑200米第一名,等到大三再跑的时候,跑过半圈就不跑了,根本跑不下去了。

所以我说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和提升思想的问题,是我们的健康已经从大学生活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不良习惯。

包括我们说我们现在很多女生看着很时尚很流行,大冬天的穿一个露脚腕的裤子或者衣服。

冬天是收藏的季节,当我们所有被这些时尚所标榜的这些服装饮食等等,它背后有很多都是反生态的,它是和我们自然规律有很大的背离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组织很多相应的这种培训,所以这就是我们培训的一些场景。

就让年轻人感受到什么是团队,从个体竞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里面走出来,让你认识到团队是什么,让你认识到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

这个培训到现在一直延续,我们今年暑假是第28届,每年都有三四百个年轻人去参与。

当然现在团中央就开始,也有类似的去组织三下乡,现在当然是乡村振兴了,规模很大。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每一个下去的团队和个人,他都能够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乡村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而不是我们高高在上的那种姿态。

但是这四年在北京的工作,因为接触很多年轻人,也走访很多高校,我们更多是一种思想的传播,一种社会理论的分析和批判。

那个过程有一段时间让我自己很困惑,就是这么多年轻人接受了我们对于全球化、对于这个资本的反思之后,大家等到大三大四做选择的时候,很迷茫很纠结。

因为他周边的人,大家的那些选择,家庭给予的那种阻碍和压力,使得大部分年轻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所以最终大家还是一种被动的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那么就很困惑。

包括我们自己虽然在北京,我们也是租了一个大院,我们叫青年公社,我们去创造一种年轻人,用集体生活的方式去回应当下这一整套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发现因为那个空间它没有足够的土壤和土壤上面的乡民,所以它承载不了我们很多实验和想法,所以就感觉到我们是身心分离的。

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什么时候可以去回到乡村,真正的扎根乡村。

所以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觉得真的人的成长很有意思,当你有很多念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念头它是源自于你内心最原始的冲动,也就是你内心最想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就真的在2015年3月份带着老婆孩子去了这个地方,山西永济蒲韩乡村。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好些人都不太熟悉,它是一个从1998年就开始,在一个乡村老师协助丈夫卖农资的过程当中,就辞掉了自己小学老师的工作,开始给农民做农民技术培训,组织妇女跳舞。

到后来成立农民合作社,到现在已经发展了20年,它成为了一个跨两个乡镇,服务3865户乡村社员的一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也就是在乡村里面,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所有的服务,我们这个合作社都可以完成,而且是低成本的完成。

所以去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从2003年开始,我们机构跟这个地方就有很强烈的链接和互动。

我们就希望我们刚才所说的人才培养计划,它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落地,把这个地方的经验作为一个蓝本,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这里学习一年时间,就带着这样一个计划,我就去这边了。

去了之后才发现,真的是你在书本上的,在案例上的以及短期调研所了解的这些做法,它都是死的。

真正活灵活现的是你走近这些人,这些乡村,在地团队的生命当中,看他们做这些事情过程当中,家庭的变化,孩子的变化,以及他们自己的变化。

这是可以回应一个人自己内心生命价值追求的,它是有血有肉的,它不是一个我为了做什么事情而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把我们的人才培养计划放到了这边,到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试验了四年。每一年就会有12个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学习一年时间,进入到合作社里面所有的岗位和部门,让年轻人开始去思考乡村的价值以及在乡村开展工作的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去了之后,我还是带有很多困惑,因为别人就会问我,少雄,你来这个地方要待几年?

我当时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答案,因为我只是带着困惑和希望想做一个尝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在乡村待下去。

我就给别人说,就先待三年时间,因为你一个教育类的项目试验,怎么也得试验三年时间。

在2015年的年底也是一个机会,让我去到了台湾宜兰实习两个月时间,因为台湾社会的工业化要比我们早20年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系列城市化建设以及城市化所带来的这些成本聚集,像台湾、韩国、日本这些早于我们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它都经历了。

我去看到了在台湾两个村庄里面,六七十号年轻人相聚在一起,去过那种半农半X的生活,当然他们也在关注着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看了之后真的非常受触动,别人能这样去操作,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们大陆地区内陆非常的纵深,然后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也非常的多样,乡村它是可以承载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存。

所以从台湾两个月实习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让我看见了生活,真的是看见了生活。

我们现在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打拼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使劲的挣钱,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让自己老了之后不生病,生病了能到医院支付起高昂的医药费。

可是恰恰是我们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忽视了生活的底色,我们看不见生活了,我们的生活好像就除过挣钱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了,我们内心的冲动和价值需求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是在台湾实习两个月之后,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一定要看见生活。

特别是年轻人回到乡村,你没有办法按照城市的这一套生活方式来去生活,你也没有办法说让他挣很多的现金然后去享受城市这一套社会保障体系。

本末倒置,并且不可持续,你需要用乡村的元素去看见生活,去解决你自己家庭的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扎根乡村,乡村的价值它完全有条件去承载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想象,特别是在当下,我觉得更是具有条件。

一方面因为从1998年西部大开发到现在为止,中央十几年来十多万亿的投入,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和网络通讯和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硬件的设施给予了年轻人很多在乡村去做事情的硬件条件。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在这40多年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它也同时出现了逆城市化。

当我们农民一心想进城的时候,恰恰城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开始返璞归真回到乡村。

有了这样一个硬件条件和这样一个社会趋势的时候,我觉得乡村它就有了这样一个扎根的载体所在。

所以这两个收获使得我2016年回到我们蒲韩,回到我们团队之后,我们就做了三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改造了一个传统民居。因为我们刚到这个乡村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面的,我带着孩子和爱人我们也都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大家其他人就像大学宿舍一样上下床铺。

回去之后,我们2016年我们就改造了一套30年的青砖木制老房子,我们就把它租了20年,决心要在乡村待下去。

我们就首先要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像模像样,我们得融入一些城市的元素,所以现在有很多老师和朋友去我们这之后也很受启发。

就是乡村首先不是工作,首先你得把自己的生活看见,照应好之后,工作的事情有各个方面可以去探索。

特别是面向生态的业态,我们对于农业的思考,不要把它仅仅停留在农产品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未来要面向的是回应大家对于教育和医疗问题的反思,怎么让乡村和自然资源最紧密结合的地方,产生出我们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教育和医疗问题。

当然要结合我们整个中华农耕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经验,这是足够有的,而这一系列东西和西方的这一套发展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去寻求我们自己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我们是有足够的条件去做。

第二个就是我们回去之后又建了一栋发酵床猪舍,我们希望跟农民可以去推广生态的养殖技术。

所以我们利用微生物来去分解猪的粪便,使得农户在养殖过程当中无臭无味,不用任何添加,他的猪肉品质也很高。

然后我们消费者也很认可,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污染,这个方式它并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说农业它应该越做越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在大量的资本投入过程当中,把我们的农业全部变成产业化了,我们本来是双重正外部性的农业发展方式,既可以生产健康的食物,同时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和资源,但我们现在变成三重负外部性。

经过两三年的试验,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我们一群从来都没有养过猪的大学生,在三年时间内没有出现过一起事故。

包括现在非洲猪,我们猪圈是随便去参观,不用任何的消毒和防护措施,因为它本身就有很强的微生物在里面,和我们人体是一样的。

而且会产生微生物,在分解猪的粪便的时候,会产生菌体蛋白,它就会相当于是反哺防疫。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过往我们吃自家的蔬菜是一样的,农村里面的厕所的粪便进行堆肥之后,又回到自家的菜园里面。

所以有老师说以前的人他很少得糖尿病,也很少脸上长雀斑,生态链条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人不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怎么来的,不知道厕所的东西去哪了,看似是一个文明,但背后却有很强的粗暴,这是值得我们去反思。

然后我们又开始去记录农户的生产过程,我们要陪伴农户,改变他的生产方式,使他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 添加剂、转基因种子。

这个过程的观念怎么去改变,你只有去陪伴。所以我们说这个陪伴过程,我们要记录农户的生产过程,他的家庭故事,让城市的消费者知道这个农作物怎么生产过来的。

所以这个季节我们那边非常的漂亮,杏花、桃花、油菜花、苹果花,再过几天梨花等等,这些就非常的漂亮。

你把这些拿给消费者看的时候,他就很惊讶,这些都是教育的素材和元素,我们需要让孩子在一个自由的空间当中去成长。

那在做这些事情当中,其实我们会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光环,我们也不悲情。

好些老师可能是觉得关心我们,包括一些社会朋友说少雄,你们是不是在村里面待的很辛苦很艰辛?

没有。我们既没有觉得我们有光环,就是你头上没有道德光环,你也不悲情,你就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觉得乡村可以承载你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那你就选择做了,它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和其他人不一样。

反倒我们觉得我们回归到一个常态,因为现在我们发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身体有问题,是因为他的生活是失常的,是一个失常的生活状态,从内心从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失常,我们只是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常态而已。

同时我们觉得扎根乡村可以为我们的理想去奋斗,我们可以做一个独立、具有独立思考的自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干一个自己在不断创造的事业,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样一个选择,真的在三四年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解放了我自己,从那个以金钱和消费为导向的文化价值里面把自己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在乡村处理我们自己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有办儿童学堂,我们孩子在我们自己的学堂里面去上学。

他们每天最主要的课程就是上午到田间地头去走村串巷,去认识这个乡土,去感知大自然,因为一年四季的变化所形成的能量的升降沉浮,去找到感觉。

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感觉了,当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找回感觉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你自己内心最初始的源动力或者说良知。

我们孩子不需要那个快速的知识的催生和挖掘,他需要找到自己,他需要在一个爱和自由的空间找到自己,而我们恰恰能回应我们自己孩子的这些需求。

那医疗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学习我们中华的传统中医,或者说上古中医,来调理好我们父母的身体,比如高血压头晕等,在我们这里都不是什么问题。

这些真的是让父母、让家人都也越来越理解我们,使得我们自己就建构了乡村的文化价值自信,就是我们可以用乡村的元素去解决我们在乡村所面临的基本的生活问题,我们觉得未来这些事情它都可以转变为这个经济营收。

所以这是我们学堂的孩子。

好些人说这里的孩子充满着笑容,我觉得这只是一点,他不仅充满着笑容,他内心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我本来这次想带我们家老大过来,但是他说他要在家保护他妈妈,之前出差,我基本都会,从他两岁多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

孩子一定在自由的空间当中,什么火、铁、刀、锯,这些孩子全都可以玩,没有什么不可以玩的,孩子是最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的。

这当然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没办法去展开去讲,总之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爱与自由的空间去成长。

他才能形成感觉,才能形成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当中才能形成自我掌控,才能获得自由,让他完整的成长。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乡村的探索,它不仅仅是一个理念的传播,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回归到乡村,以一种生活的心态为理想奋斗。

我们希望可以去探索以乡村为载体的可持续生存体系,它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是相互互补的,它是一个城乡双向流动的一个载体。

这未来无论从国家大的方向和战略,还是每一个个体开始的反思来说,我们觉得它都是方向和趋势,而我们也只是才摸到了一些门道而已,探索的路还很长。

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探索,真的可以在县域范围内去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可能,我们把经济回归合作,回归生态,让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那样以竞争为导向的冷,可以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最后借用我们前年的新年辞,其实我们希望,教育和医疗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两个领域,可以回归到家庭,不要把它交给学校和医院。

教育要回归家庭,医疗也要回归家庭,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家庭的师者和医者。

让自己有足够的事业去很好地回应自己内心生命价值的追求,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在村庄里面的一些探索。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有空带着孩子,到我们村庄里面来玩耍,我们背靠中条山,西面这个母亲河,欢迎大家到蒲韩来做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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