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周立：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编者按：2018年7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于9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总结交流会，取得良好效果。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2019年8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组再次出发，前往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多地，从多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的调研与对话，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重新“发现”中国。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乡村建设研究”将于近期陆续推送此次联合调研形成的系列文章，以期与读者们共同思考，敬请关注。
本专题文章共9篇，原载于《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感谢《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授权“乡村建设研究”转载！今天推送的是周立老师的文章《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人是能动主体。一方人不仅被动地接受一方水土的滋养，还能主动地造就一方水土。
此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西南行，去了三省市八地区，到处能听到一方人在一方乡村做事，最终造就一方水土的故事，到处能看到一群群有担当的人，在一方水土上不断耕耘，最终改变了乡村衰落面貌的景象。
(一)西南三省市行程
在第一站重庆的北碚和璧山，我们看到潘家恩等重庆乡村建设同仁，以极大的热忱，促成了在西南大学和重庆市北碚区推动百年乡建的各种展览和历史资源发掘，看到了璧山档案馆同仁，把80年前的华西试验区及兴隆场，以一张张史料档案展示在我们面前，也看到晏阳初老先生领导的华西实验区工作团队，用目前我们依然望尘莫及的工作热诚和科学方法，记录下一幕幕1940年代的川东百姓生活片段，以及百岁老人伊莎白女士笔下兴隆场的死而复生。相关的讨论，可见潘家恩博士的文字《走进乡建北碚》，以及狄金华贯穿全程思考的文字《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在第二站贵州的遵义和湄潭，看到遵义会议时红军队伍“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转折担当，以及领导权的重要性，更加看到一大群湄潭农村改革试验人员，和七个村调研中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的责任担当，以致湄潭试验的经验三进中央文件。最近的“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经验，更加有可能成为小岗村40年前大包干那样的划时代标志。这些记录，可见张聪先生《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的部分记录，以及李彦岩等人的后续记述。
在第三站云南的丽江、大理，以及之后我们夫妇参访的楚雄和昆明，更看到一大批扎根多彩云南，改变乡村面貌的人士，如在丽江老君山傈僳族地区做村寨银行等多个环保项目的邓仪老师领导的健康与环境项目(H&E)团队，在丽江金沙江流域4个山地村落推动传统种子和知识保护利用的“农民种子网络”团队，在大理经营文化旅游的五对夫妇(喜林苑客栈的美国人林登夫妇、己已巳客栈的川美艺术家田飞夫妇、四十英尺民宿中年换道的陈真王丹夫妇、朴实无华亲子游学的北京教师侯侯悠悠夫妇，喜洲蓝续的大学生返乡青年张斌张翰敏夫妇)，他们作为老外大理人、新大理人、老大理人，一同合作成就大事。王松良教授《为了美好生活的大理的“风花雪月”》，王茜女士《反向奔跑：青年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方平博士《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等文稿，记述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深耕田野人士的实践，我在下文也将记述其中一些片段。
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
我且以丽江老君山的邓仪团队和他们的村寨银行，来说明一下主人思维、仆人思维和管家思维，看看一方人如何造就了一方水土。
(二)丽江老君山的村寨银行
丽江老君山的邓仪老师，带领了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H&E)的团队，在丽江玉龙县4个乡镇(九河乡、石头乡、黎明乡、巨甸镇)8个村委会，服务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藏族、汉族等7个民族，开展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益行动。我们此行访问了黎明乡黎光村等老君山的傈僳族地区。看到学习并超越国际发展理念的村寨银行等项目，通过不断地进行本土化尝试，推动了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学习为特征的内生式发展。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轮谈话和一个现场。
一轮谈话，是邓仪老师谈他1987年投身环保事业以来的四阶段变化，以及该项目负责人耿得安对H&E项目的介绍。1987年邓仪从贵州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到贵州草海试验。运行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来自境外小额贷款经验的 “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但随着项目的深入，村民还贷积极性越来越低。邓仪认为问题在于“项目运行主要依赖项目官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2000年，邓仪离开草海，在贵州毕节、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不断在各个地区和村落进行反思和实践，对“村寨基金”模式不断改良。可持续性大大增强，比如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寨基金”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营十余年。在内蒙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邓仪主持的19个嘎查(行政村)的大多数“村寨基金”项目，也运作了十多年。但即便如此，邓仪认为仍有不足，他反思了前三个阶段，认为这些项目的内生性不强，外来力量和资本强权，常常主导了项目运作。他举例说了草海模式开启的民主尝试，“看似走得很前瞻，村民从保护中得到帮助，可都是国际组织、专家、保护局、媒体、保护机构在说话，村民没说”！虽然外来实践者并不是野蛮介入，很愿意与村民结成互助伙伴，但外来实践者事实上成为了项目主体，其设计左右着人地关系。他又举例由国内著名企业家群体发起的阿拉善基金会，其资金配比和规则制定，当地百姓的参与明显不足。其“村寨基金”为政府、NGO、农户三方共筹，农户筹资的比例往往不到资金总额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项目社区百姓缺乏话语权、参与程度低，自主性就缺乏。2010年起，邓仪毅然决然离开阿拉善，带领团队在云南丽江老君山区，做增强自主性的“村寨银行”尝试。这种模式内生于村寨传统，力图使村寨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共同体。公益机构设定了明确的项目目标，让村民长期进行自我运作、管理和监督，以严格遵守契约。
邓仪团队在老君山推出的，是“村寨银行”和“产业合作社”两个项目。为促进村庄自主成长，“村寨银行”设定五个原则：第一，每户村民机会公平，自愿参与，愿意就来、不愿意就罢；第二，资金匹配原则，外部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第三，1 /3借贷原则，每轮只有1/3社区村民可获借贷；第四，村民须自我管理，等待贷款的其余2/3村民，是主要的观察、管理和监督者；第五，遵守契约原则，违反则负担赔偿，公益机构也有权撤回资金。长期以来，村民习惯于“等、靠、要”，在这一堆原则下，一开始并没有多高参与意愿。但邓仪老师和项目工作人员就泡在村里，不走、不催、不逼，和社区百姓聊生产，谈生活，解难题，耐心沟通理念。日久见人心，和村民建立信任后，村民便渐渐理解、愿意尝试投入了。
图1是H&E推动签约的第一个村寨银行项目。2010年12月，三江并流地区新房村村民共商共签，与村寨银行捆绑，做出了封山育林决定。这份按了31户手印的决定，是丽江第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
田地林草承包到户后，许多乡村地区陷入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公共产权的林草地被无序砍伐、过度放牧，生态退化。同时，由于林草等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性与产权明晰改革的强制分割到户，也带来林草地生产超载过牧，集中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私地悲剧”。需要回归到社区，利用奥斯托洛姆等人所言的“公共池塘资源”，实现多中心和自主治理。
然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山区，更有自己的特殊性。尊重文化传统和村民自主选择的理念，使得村寨银行的很多约定，超越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背景下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如这份村规民约有激励，有约束。其中的第四条是：“对共管山护林有功者赏50元人民币，其资金由村寨银行利息支付。”第五条是：“在封山育林期间，如果发现本村寨农户有偷窃现象，照价赔偿外，不予以借贷项目贷款一个周期(即3年)，性质恶劣者，将永远不能享受项目贷款。”第六条则明显是只能由当地村民才能提出的惩罚性条目：“未参加村寨银行农户有偷盗现象，如被抓获，除没收其产品外，全村农户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如果性质恶劣，提交上级林政部门予以严厉处分。”外部资源与内部治理结合，文化传统与现代制度结合，使得这份村规民约，有威权治理与民主治理相结合的本土特色。
经过十年努力，H&E项目覆盖了8个村127个小组(见图2)。有49个小组做了社区自然保护项目，保护地达到了1.83万公顷；40个小组的984户农户参与了村寨银行项目，资金总额达到了192.5万元。项目虽然不大，覆盖面积和人群却是很广。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良好。
耿得安还向我们介绍了若干村寨银行项目。如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引导了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46户人家，达成协议，依次在“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协议书”上签字，盖手印，上交了林权证。按照协议约定，每户村民入股1000元，46户共计46 000元。团队按1∶1的比例配套注入46 000元公益款，小桥头组就这样拥有了9.2万元的项目本金。入股的村民通过公平抽签(见图3)，平均分3批进行借贷，第一批15户村民可获得6000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第一批村民还款后，第二批村民再进行借贷，以此类推。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养殖、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资金使用前提是不能破坏生态环境。邓仪补充说：“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那1000元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时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也会被取消。谁也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机制建立了，村民之间有制衡，就能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邓仪老师特地带我们去看了堆存米小组村寨银行借还款现场，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傈僳族村民的生活和村寨银行借还款过程。我们在黎光村村民家住宿了一晚，并跑山路看了村寨银行到期还款和二轮借款过程。这使我们直接感受到本土化自我约束机制的内生动力所在。按照村民的传统习俗，青蛙、蜜蜂等当地的野生动物，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青蛙提醒农时，蜜蜂意味好运，村民保护生态的意识，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的。比如，若蜜蜂飞入自家衣橱做巢，那这家人会很高兴地欢迎蜜蜂，将衣橱让出来给蜜蜂。邓仪说：“蜜蜂来了，村民就供着，这是因为他们把蜜蜂作为运气的代表供着。也就是说，养蜂对他们而言是伦理，而不仅仅是赚钱。”黎光村不远处，就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村民认为金丝猴虽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和村民没有关系。村民愿意在自然保护条例中加入条款，保护青蛙，因为当地村民通过青蛙叫声，来判断农时，安排稼穑。黎明乡黎光村村规民约中，有禁止捕青蛙的规定，捕青蛙每次罚款1000元，给予举报人600元奖励。这产生了强大约束力。文化传统，也促使村民履行村规民约。合作社理事长、村支书蜂金龙对我们说：“村民要生活，不可能不砍树。我们傈僳族的文化传统，砍了大树之后，上面要压上一块石头。表示这是被石头压断的，不是被我砍断的。怕遭报应。这也是一种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有。”
更重要的现场感，来自村寨银行第一轮还款和第二轮借款的交接图景。看到村民们自发地聚集在村组长家里，井然有序地进行还款借款，让人印象深刻。邓仪老师的团队只作为观察员，在旁边喝茶嗑瓜子，所有过程都由村寨银行参与者自主完成。“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之所以能够落实，是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三分之一的人借，另外三分之二的人等着借(下两轮是他们借款)，就使得众怒难犯。曾有一家拖延一天还款，他们执行了社区制定的约束条款，参与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去上门喝茶。对于农村熟人社会来说，这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了，若有个别碍于情面不愿参加上门喝茶者，则要被扣除一定的钱补贴给其他村民。在其他村里，也曾出现过违背“禁用农药”禁令的农户，他们的一个办法是，集体决议不参与这家的红白喜事，这相当于将这户人家逐出了社区。强大的社区压力和声誉机制，使得背约要面临巨大代价，守约文化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至于借贷利率，由各村寨银行自定，通常只有4%。利息用途，也由村民自定。比如，我们去的这家村寨银行参与者决定，不将利息用于修路，而是买饮料喝。原因是参加者不想让不参加村寨银行的少数几户搭修路的便车。他们的认知在这个水平上，就按着这个水平来。我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讲国际组织推动的农村快速评估(RRA)、农村参与式发展(PRA)、多中心自主治理等时髦的方法，在这里一方面完美地落了地，另一方面又明显被超越了，洋泾浜？变成了土疙瘩，更有了生命力，有了本土化色彩。
(三)由仆人思维、主人思维，走向管家思维
2019年4月，我在雄安大讲堂的讲座中，曾和专注农牧创新技术的牛志刚先生，讨论仆人思维、主人思维。他提议中国人应走出跪倒在地的仆人思维，走向人生赢家的主人思维。我不愿意否认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必要性，但他们各有利弊，就提议要以管家思维来超越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讨论。管家思维着重管理事务，经营人生。毕竟，我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呼吸心跳，也不能使自己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了。我们更不是孩子、房屋、工作场所及一切事务的主人，不能随意指使。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些人和事物真正意义上的仆人，不能成为孩奴、房奴、工作奴等。我们只是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家庭、工作等一切事物，是一个管家。有一段主仆对话如此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路加福音12:42)这段话对所有人的身份，有一个清晰定位——管家。管家的角色，就是好好管理，按时分粮。对于好管家，有两个要求：忠心、有见识。
此行西南见到的有心之人，多为忠心之人。成就之事，都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完成的。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名言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自比为神的哲学观，暗含着对古希腊神学的反叛，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神意当然要靠边站。故此，普罗泰戈拉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比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他之所言，挑战了神权，将人抬到了万物主人的位置。
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在欧洲掀起了民主社会和等级社会的讨论。民主社会更像牛志刚先生所言的主人思维，自由自主地决定所在地区事物。等级社会(对应当时欧洲的贵族统治)更像仆人思维，阶层固化，使得普通平民没有机会，多数情况下也不寻求阶层的跃迁。托克维尔也展开了主人与仆人角色的对话。
老子在《道德经》言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能抽象出普通百姓只是“刍狗”，天地圣人为万物主宰，里面也有主人和仆人思维的讨论。
这些讨论，能够充分说明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关系吗？
此行西南，我认识上的一个更新就是：人生在世，不是主人，做高高在上的“万物的尺度”，但可以有主人思维，毕竟人有自由意志，有能动性。也不是仆人，和万物同做“刍狗”，但可以有仆人思维，毕竟人要顺应基本的天道(如自然规律)，人道(如社会规律)，违者必自毁。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一位受托者，是管家，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灵魂、家庭、工作，甚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需要做那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成为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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