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温铁军 黄平 戴锦华 刘健芝：怎样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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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温铁军老师的全球化系列课程正在B站【国仁全球大学堂】的【乡建践闻录】栏目持续更新。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大学堂几位老师讨论全球化的思考脉络，今日推送老师们在2001年共同发表于《读书》的这篇文章——《怎样的全球化?》 二十年来，由刘健芝老师带队，几位老师持续到亚非拉各地农村社区开展了长期实地调研……
温铁军 黄平 戴锦华 刘健芝等老师在印度喀拉拉邦调研
温铁军: 我们最近去了印度喀拉拉邦。在那里的村庄似乎没有看到无地的赤贫的人。印度土地改革之后允许买卖、出租 ,但是控制个人拥有量,没有形成大地主。换句话说，现在喀拉拉农村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无地的农民也有,不过很少。有些人是自己放弃了土地，法律没有禁止把土地全部卖掉。
以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可能很难概括喀拉拉的经验。我在喀拉拉访问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中国农村的情况在不断地参照对比。我在国内的农村试验区研究中曾经提出一个假设：不论是集中体制还是民主体制， 当它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时候,都不能有效管理，因为交易成本太高。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制度至少到宋代已经相对完备,当时就是“三权分立”,这种具有互相制约作用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可以说是完整的。
宋朝实行“二府三司”，即设立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以削弱相权，加强君权
但是之所以社会政治总是处于一种循环之中，是因为正规制度的控制不可能下降到小农村社。在传统社会中，除非农村社区遇到重大问题，才需要某种正规制度来解决，否则小农经济在分散条件下是自给自足的，无须正规制度。当然，社区本身作为具有明显血缘、地缘特征的一个环境，对人有一个潜在约束。比如说偷盗一般不发生在社区内。社区一般靠乡规民约治理，因此是低成本的。“陈平少时为乡里宰”（陈平，西汉开国功臣、宰相），何以为之？就因为他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在氏族村社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能公平地给大家分献祭的牛，平时则没他什么事。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机制，当需要解释乡规民约的时候，社区带头人会自然发生作用，不需要的时候没必要以昂贵的成本来维持。与那种需要大量资源来维护其运行的现代社会制度比起来，乡规民约的成本要低多了。
有鉴于此，我的假设就是，无论是现代民主制度还是传统集权制度，当它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的社会时，都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中国推行村民直选，假如那个村其实并没有产生增量的财产收益可供分配，那么村民并不在乎选不选。我自己做的村民选举调查发现，财产的多少，财产的存在形式，和人们对选举的参与程度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在需要分配财产收益的时候，需要理性的制度来安排。为什么很多调查反映村民选举并不那么成功，因为它需要组织成本、制度成本，而在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那么多剩余可供分配，因此对这个制度成本是小农社会承担不了的。
因此，所谓现代制度，包括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体系，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否绝对必需？在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时常自问，自己是否过于传统和保守，因为我老是强调本土的这些东西。虽然作为知识分子，天生地会欣赏一幅民主图景，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在农村长期调研，你就必须实事求是，对高度分散的、几乎没有剩余的小农来说，这套制度真的那么实际、那么有效吗？
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感觉并不一致。比如政党政治。在喀拉拉，印共（马）、左翼联盟或国大党，他们的竞选成败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假如说印度农村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发生变化，只有三个邦实现了土改，那么在没有实现土改的邦，农民就仍然处在传统的斗争方式中，高级形式是有组织的武装反抗。例如在比哈尔邦，有高级形态的武装斗争，类似我们从前的打土豪，分浮财。没有条件拿起枪杆子的，也只有搞低级的、传统的小打小闹的反抗，偷点果实，砸块玻璃什么的。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循环方式。
民主制的真正实行，除了产生这样一个制度的“制度过程”是重要的，执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也是重要的。有多少人需求它，有多少人肯为它的执行来付出成本？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民直接和自然状态的资源打交道的时候，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确实有成本收益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现代制度即使尽善尽美，照搬过来用于治理中国农村却成本太高。这是我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实地操作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管理制度改革以来，得出的一个基本教训。按现代制度来规范传统村社，必然产生政府与分散的、剩余太少的农民之间交易费用太高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农村执行现代税费制度，理论上九亿农民都应该是纳税主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小农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成本太高。一个农民，他有三亩肥瘦不均的水田、旱土，分散在四五个地方，有的地种了一茬越冬小麦、春天套种瓜菜，另外还有的地是水稻加一茬秋玉米，没长老就砍了当饲料，如果实行现代税费制度，到底哪茬产值多少、该纳多少税，怎么计算?
作为知识分子，我自己心里崇尚的民主制度的图景非常好，但我们试图把它变成中国农村现实，就发现成本太高，维持不了。有了这种国内的、经验的东西，回过头来看喀拉拉，它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哪儿呢?
喀拉拉邦田间劳作的农户
我们说，在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皇权下到县以下就成本太高，维持不了。到近代，中国师从西方，进行工业化，从引进“器物”到引进制度，结果导致土地兼并，劣绅驱逐良绅，农民赤贫化，导致战乱。这可以看作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制度变迁的成本。而在喀拉拉，尽管分了土地，实行了代议制民主，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基层问题?这就是文诺•瑞纳（Vinod RAINA）说的，即使五百多个议员都是好人，可是每个人代表一百万人，他们代表得了吗？他们能了解这一百万人的需求吗？所以民众科学运动的土壤就在于，人们需要他们来处理代议制民主解决不了的问题。
民众科学运动做了一二十年，为什么在现阶段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当他们自下而上地把人们的愿望变成计划的时候，恰逢时机地，变成了当地政党的政纲。我们且不管政党政治在这个事情上的目的 ———它可以被任何政党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这本来没有是非问题 ———但是重要的，恰恰是政府把公共财的切块分配跟民众科学运动已有的组织基础和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得农民有了一块他可以参与决定分配、使用的公共财、资源。如果还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没有这样一块公共财，那么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仿佛天赐良机的是，政府对这一块公共财的决策，被安排成了与人民科学运动已有的与传统村社低成本运作机制相结合的过程。
我原来的假设，是无论集中或民主，都对小农经济作用不大。除非你把小农经济基础彻底改变，像欧美的现代化过程那样。可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解决不了农村人口问题。中国到2030年，即便按照目前的计划实现 50 %的人口城市化，也还有八亿农民，这是一个基本现实。八亿多人分散占有土地，使这个土地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仅供维生，土里刨食养活一家。这种传统结构本身就决定需要对现代制度加以改造。
从2001年的视角来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实际高于预期，人口增长低于预期。
戴锦华: 你的整个叙述非常完整而且很有启示。但是我有一个外行的问题: 我们说，分散的小农经济历史上就在那样一个体系中延续，今天在表象上看也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一小块土地养活一家老小；但是你不能不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全球化，资本主义强权的渗透、包围，城市的包围，在中国，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在这样的情形下，八亿农民到底有多少人在土里刨食？大量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剩余劳动力，变成了城市中新的无产阶级大军。那么再谈集中或民主制度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时候，我想不能把它抽象化。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种不一样的民主已经成为必需。
温铁军:没错，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已经发生，但是，它并非现在才发生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民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二三十年代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农业商品化过程对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压力是长期的、客观存在的。这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有相似的地方。
戴锦华: 但是，你还是不能把全球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同于商品化的过程。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化，从“二战”结束开始，尤其冷战结束后，它的急遽扩张的程度是空前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视为同一件事。
刘健芝: 记得我们跟印度喀拉拉邦的计委及那里的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把面对的问题摆出来，其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化以前，当地经济相对来说是自足的，现在已经受到冲击。他们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灯泡进来销售，价格是本地灯泡的三分之一。他们问，这怎么可能？他们推行民众科学运动，从技术上已经尽可能地降低了成本，喀拉拉邦的劳动力也很廉价，但还是面临者价格竞争。
温铁军:喀拉拉邦的劳动力价格是低，但不如中国低。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在市场条件下，变成几乎是无限供给，于是劳动者没有谈判地位，农村工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有调查证明，深圳和沿海地区的低层劳动力价格十年没有上涨。
图表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刘健芝:灯泡只是一个例子。现在的问题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农业都受到了冲击。本地椰子的价格在两年之内跌到只相当于以前的20%。所以喀拉拉邦执政党的竞选政纲第一条，不是说我们要人民计划，而是反对全球化，反对印度加入 WTO。他们说应该退出，或者国家立法，保护本国的经济。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矛盾。人民计划缓和了矛盾，不然有些人就真的活不下去了。人民计划把原来政府控制的财政开支决策权下放，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制造就业，比如劳动力银行，这样可以使本地的经济保持活跃。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个紧迫性？因为全球化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事实。整个印度都受到这种压力。在喀拉拉邦有民众科学计划，使矛盾有所缓和，而在其他的邦，情况越来越糟糕。
温铁军: 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资本输入、输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也有矛盾。比如墨西哥，有人强烈地反对中国加入世贸，因为它的一般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三倍，在一般商品的生产中它就绝对竞争不过中国。所以印度反对，印尼、越南也有人反对，他们都是有客观原因的。
黄平 : 全球化，不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而是跨国化（transnational）。灯泡的例子，不是简单地说明中国商品跟印度商品打架，不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侵略到了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最大的威胁其实是那些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它们威胁到所有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发达国家劳工的利益。比如说可口可乐这样的东西，已经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跨国资本对民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代议制民主有一个假设，就是一定要有大的稳定的工薪阶层，也可以说是白领阶层、“中产阶层 ，他们是积极的选民，是监督政府的基本社会群体，因此是民主的基础和保障。跨国公司的职员，跨国的中产阶级就不关心所在地的社会情境，他们不管是在哪里，也不管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跨国公司的老板和经理更是如此，只要这儿投资环境不好我就去别的地方，他们真的是跨国流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电影《世界是平的》海报
刘健芝:当中国的灯泡进入印度市场，带来的压力就是让印度劳工的工资降低。这实际上就是要把所有劳工价格一致化，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同一化到最低、最受剥削的程度。对农民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全球化的意义在这里。
温铁军: 不仅如此，同时也把所有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变成资本的收益。资源价格压低之后产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收益，大部分被大资本所占有了。
刘健芝:所以当地的知识分子认为，喀拉拉一个邦去抵抗全球化不可能，但是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它是有能力抵抗的，它可以在国家层面立法。他们说，如果印度和中国都一起这样做，美国就没办法。他们是在民族国家组成的区域里来思考对全球化的抵抗的。
温铁军:不光是他们，多数 NGO 都是这个说法。他们是在一个与中国不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并输出意识形态。我十年前曾经听过美国政治家直言不讳的演讲，认为中国维持所谓“后集权体制”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而制度学派认为，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成本分析，在现行制度条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获得利益最大。因此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在强调反垄断，如果经济资源被部门化的垄断资本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搞改良或者改革，就越来越困难。
黄平: 一些以国家名义、合资名义、外资名义垄断资源的少数新贵，实际上已经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已经不止是从前的买办。买办的意思是说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出让给另一个民族国家，现在他们本身则成了跨国资本的代理人。
温铁军:但是，这从资本经济关系上是能够被赋予另外的解释的。比如说，中国电信成功地路演、招募国际资本，成功地在纽约上市，它的股东有各种资本集团。中国电信在国内实行手机双向收费，当然消费者强烈不满。但要改为单向收费，却受到外国的资本反对，说你们许诺垄断利润高，我们才投资你的股票，现在你们要改单向收费，利润要降低，就没有实现承诺。显然，由于这关系到国际信誉问题，不是中国电信自身可以决定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国既然接受资本经济，这种事情就只能按照保障资本收益的制度执行。因为全球化当然也是标准的、制度的全球化。克林顿一九九九年四月和中国谈判的时候就明确讲，中国加入 W TO 意味着“制度的改变”。
接着的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其中很多话语构成的这样一个语境的变化本身，就值得讨论，它不再是一个一般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理论界，W TO 问题一度成了难以深入讨论的东西，因为人们想当然地把进入 W TO 与改革开放等同起来，而改革开放相对于过去那种国家高积累、人们低消费的计划经济，已经是具有“政治正确”的民众共识。但我的问题是，谁在反对全球化？中国的国民是要求市场化、全球化的，只是少数内外垄断集团在阻碍。在讨论所谓自由贸易的时候，人们还可以问，经济学不是讨论三要素吗？资本、土地、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最低，应该允许自由贸易到美国去，平衡一下美国劳动力的高价格; 土地要素稀缺，也允许到美国去种地。如果不行，人们所谈的全球化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只有一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资本，而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惟一目的，就是保证大垄断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它的收益只能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上来。这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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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所以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把弱势群体变得更边缘化、区域化，其实是把他们排除出去。这就使人必然产生一个疑问:谁的全球化?
刘健芝:如果说我们的民主概念很意识形态化，我们的全球化讨论其实也是。参考喀拉拉的经验，我就觉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说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学院的非学院的，其实都概括不了。他们是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时也思考例如全球化这样的大问题，完全意识到什么在发生，但他们思考的重点是怎么做，是实践问题。
我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一直说，民众计划大规模地在全邦推行了五年，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得好，三分之一普通，还有三分之一很差。我们去参观的是他们做得很好的乡，也看到不少问题。他们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可以说这些民众还不大行，离他们想像的当家做主、知道怎么选择和决策、怎么解决问题还远，不及格。但比起现在的高度，五年前更低。我就想，是什么使他们觉得可以这样做？动力是什么？我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民众民主参与的情况，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发现它的可行性？可以实践的是什么？例如刚才铁军说小农经济有自己的社区文化和运作方式，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是可以再发展的？有了喀拉拉这样的参照点，再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乡建在做的，或者没能做而有可能做的是什么？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
黄平: 许宝强最近在探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所做的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实际上我们期望出现的一个东西是原生意义上的市场，当然不仅是市场，比如说还有参与、自我发展能力等等。
温铁军:他们找到了一个角度来重新阐释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很有创造性和理论价值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时也把市场给意识形态化了。实际上，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矛盾时，目前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苍白的。
戴锦华:最近我在读詹明信的《六十年代的断代》，他其中的一个提法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不过是他说得更明确，即解殖或者说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与新殖民主义相伴随。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之后，接下来是绿色革命，整个农业的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
绿色革命是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活动，最早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和福特财团推动
黄平: 这个过程伴随着跨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对世界各地的扩张。在这里，“全球化”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全球的新型的殖民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国家对另外的国家的殖民，而是跨国公司对其他地区和行业的殖民，其特点是它的急遽的扩张和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渗透；另外一个特点，与资本主义早期西方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和贸易的意义上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不同，就是如今的世界冷战结束，消除了另一极，表现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具有单极化的色彩；第三个特点是，我们越来越处在所谓“超时空”、“虚拟化”、“数字化”的情境中，不同的描述和理解都反映了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而不只是商品化、资本化的时代。
温铁军:如果允许我把这种“宏大叙事”简单化地描述一下，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过去的商品贸易发展阶段还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转化为资本，后发国家的民族资本还能够分享资本收益; 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全球瓜分资源的战争，是因为全球都在资源资本化。一旦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而是世界法西斯主义复苏。
因为，二十世纪以来全球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话说认同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结果必然是加速把所有资源都转化为资本。比如印度经济，很多海外的包括印度的学者为什么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资本化了，于是，金融资本进入缓慢，或者说投资者不来了，因为不能有资本收益。所以，印度或者南亚次大陆也可能出现法西斯化问题。贫穷的国家，中美的，南美的，也都有法西斯化的现象; 非洲，在没有资源，因此没有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则是种族屠杀、种族灭绝; 发达国家，尽管已经发达，但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饕餮把它转化为资本收益的时候，更是可能向法西斯化转变，因为它条件最好。所以，一般讲全球化，商品的自由贸易那种全球化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概念；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真正反对市场在诸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当“看不见的手”的，其实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是在泡沫经济中无路可走的大垄断资本。因此今天全球化的矛盾的深刻性远超过二十世纪。
黄平: 今天反对全球化的不仅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弱者，还包括 national （国家的） 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一种保守力量，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这在发达国家很明显，最保守的力量起来抵制贸易、资本、金融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是信息和文化的蔓延和影响，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的原有文化，例如法国的文化。当然，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抵制高科技人才之外的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国和跨地域流动。
美墨边界的隔离墙
温铁军: 我们需要看到，当前的全球化，一般的投资者在希望获利的这样一种欲望驱使下本身是要求资本流动的。谁在反对资本流动？
一方面，是被压迫、被剥夺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是那些真正占有垄断地位的大资本。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大资本。他们最担心资本流出。比如说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政府担心美国的经济不能软着陆而出现硬着陆，从而保护不了美国的大资本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甚至会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是波士顿集团，是马萨诸塞军火工业集团。再如，英国之所以反对欧洲统一货币，也有担心资本流出导致货币贬值的问题。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NGO）上街游行示威的时候，可能没搞清楚他们反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种极特殊的时代变异。为什么今天中国，似乎在全球化过程中集各种内外矛盾于一身？是因为惟有中国，在客观上仍然实行部门垄断的条件下，大部分资源还处于自然状态，有待于进一步资本化并且当然会形成增量资本收益。在全民的名义下占有资源的那些垄断部门，现在面临的既是国际大资本要求参与并且分享权益的压力，也有国内各种主体要求重新界定资源和财产权益的压力。
有鉴于此，我们国内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所有照搬西方的主义们对我们当前问题的解释也许都有偏。他们都可能没弄清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什么。从西方引用的一些概念，在今天中国状况下似乎全都有“失语”问题。
黄平:今天的全球化不再是早年international 意义上的国际化。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自相矛盾，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积极地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已经出了问题。从孙中山的时候起，我们的语境一直是要把中国建设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因此要加入，要接轨。独立建国、后来加入联合国等，可以理解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有主权、疆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现在，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全民的名义，还在继续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包括发展自己的经济 （ national economy ） 和自己的国防（ national defense），但是，由于资本、技术、信息、文化 （ 以及今后的人口劳动力本身） 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体系，实际上已经不是从前意义上的那种了，或者说它已经遭遇到了来自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而不只是来自其他民族国家（如所谓“ 列强 ”） 的挑战。
（本文于2001年发表于《读书》，图片素材为此次排版添加）
作者：国仁全球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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