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梦回甲午：落后的国家制度断送了北洋海军？
“致远”舰撞击日舰“吉野”。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致远”舰激战5小时弹尽且受重创后，舰长邓世昌欲冲撞日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结果被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而沉没，同舰官兵246人一同殉职。
文 | 倪乐雄
节选自《文汇报》（微信ID：wenhuidaily）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毕竟，中英对抗是近代工业国家与原始农业国家的对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弥补的。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了，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地断送了北洋海军和近代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先进与否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
丧失制海权导致甲午战争彻底失败
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十几年前，我在阅读美国著名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传记时，有一个观点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马汉对两千多年来海权实践所做的规律性总结：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海权是通过一场海上决定性会战来决定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负是由交战双方的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在那个年代，马汉的观点让我感到震撼。那本传记的许多内容如今虽已淡忘，但是马汉的这一论述却一直留驻记忆之中。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受挫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则是“甲午战争”惨败，这场惨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逼入坎坷凶险的途径，并差点使我们民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万劫不复！
甲午战争惨败源于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战败。当时，日本对战争的结果准备了三种预案：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获胜，则在中国登陆，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拉锯。可见，中日海上决战是一场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命运的事件，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正如以后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们在那场决定性的海上会战中严重受挫，从而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接着在日本海陆进攻下，输掉了整个甲午战争，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情况是：整整116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最直接的军事层面上，对那场决定我国百年命运的海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得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各路学者也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杨志本则认为：如果北洋舰队也摆出“单纵列”队形，和日本联合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许华、杨志本和吴如嵩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甲午海战失利的战术原因的主要看法。
北洋舰队战败的历史教训
封建专制制度导致国民财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转化为国防军事力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用吨位、火炮数量来衡量甲午战争时中日海军的实力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觉和误解，舰队战斗实力的衡量当以实实在在砸下来的炮弹为依据，当军舰的各种性能、技术、火炮口径和射速相当时，以吨位、火炮数量作评估指标才可行（西方国家因技术相差不多，故以吨位计算），否则就会做出错误评估，在错误评估基础上繁衍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评价和结论自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当时海军对抗取胜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大口径慢速重炮火炮击中对方锅炉房、弹药库等要害部位，使之丧失战斗力；二是使用大量中小口径速射火炮，以急射火力大量杀伤人员和摧毁火炮器具，使之失却战斗力。战后军事专家们一致认为，黄海海战是速射火力战胜慢速重炮火力的经典之战。不幸的是，北洋舰队采用的是前一种取胜之道，而日本联合舰队采用的则是后一种取胜之道。两相比较，北洋舰队若想获胜，只能凭借侥幸和运气了，只能奢望自己的炮弹能够命中对方的弹药库、锅炉房或其他致命处。遗憾的是，在近5个小时的战斗中，幸运之神只让北洋舰队的两发炮弹（有的记载说是一发）击中日军旗舰“松岛”的要害部位，使之退出战斗，此外再无第三发恩赐了。
有人认为，北洋舰队的速度不如日本联合舰队也是北洋舰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舰队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唯独黄海海战，这一重要指标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日双方主帅都意在藉此一战决出雌雄，双方都死战不退，没有一方准备退缩，根本没有出现一方逃跑时被另一方追上后将其打败的情形。就像两个人作生死决斗、扭作一团时，一方比另一方的百米跑速度快一些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更何况当时想跑的也都跑掉了，如“济远”、“广甲”、“比睿”、“西京丸”等舰。
北洋舰队战败最直接的战术原因，是我方的火力处于绝对弱势，那么，我们进一步要追问的是：为何决战将临，我方火力弱势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谁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李鸿章根据丁汝昌、刘步蟾的建议给朝廷上奏折要求“添船更炮”，翁同龢等“清流”昏庸无知，慈禧腐败奢侈，朝廷决策者们居然在1891年中日海军竞争已经白热化时反向操作，不仅不追加军费，而且还停止海军拨款两年，并挪用海军衙门750万两白银，修缮“形象工程”颐和园以供皇室骄奢淫逸。临战前，北洋舰队准备花32万辆银子购买12门速射炮，居然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日本海军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大小口径速射炮共173门。如果战前750万两银子不被清朝廷挪用，可增添最先进的大小口径速射炮280门，这样一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要比日本舰队多107门速射炮（原有小口径速射炮和“广丙”舰3门国产120毫米速射炮尚不计算在内），即使不能彻底击溃日本的联合舰队，起码也能在两军对垒中占据上风。
清廷先是战前停止拨款，继而要求北洋海军决战必胜，实际上陷入到“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荒唐逻辑中，这就直接决定了李鸿章和北洋将士们的悲剧命运。以北洋舰队官兵在战场之“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的忠勇表现，他们在海上决斗中已尽了中国军人的最大努力，他们虽败犹荣，对海战失败不负任何责任。真正可耻的是把失败强加给他们的清廷决策层。
也许有人说，如果不是昏君当朝，而是秦皇汉武当道，中国就不会有如此的历史命运。问题在于，几千年雄才大略的“明君”毕竟寥寥几人，国家长治久安岂能依赖人治？所以，从根本上讲，封建专制制度导致国民财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转化为国防军事力量，皇室可无限制地挪用国家公共财政，甚至可以挪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国防经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英国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最早执行了公共预算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使英国获得超强的财政动员能力，对英国近代的崛起并成为海军强国产生了关键作用。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起，王室就被限制动用公共财政，经过几百年王室与国会的反复较量，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直到1760年，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现代经济制度下，王室想动用国防经费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保证现代经济制度的是现代法律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所以，英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海军崛起是整个社会现代化崛起的一部分，它的军事系统得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其他现代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
与此相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却违背了军事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在“中体西学”思潮的误导下，错误地采取“单骑突进”的方针，企图在整个腐朽的社会系统中培植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子系统，致使北洋海军——这个现代化军事子系统非但得不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支持，反而遭到其他腐朽的社会子系统的侵蚀，而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最终在与外部强敌的碰撞中粉身碎骨。这就像是用一根鲜活的枝条嫁接在行将枯死的树上，企图使之起死回生，结果，鲜活的枝条必然会随朽木一起枯死。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毕竟，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叶已进入尾声，中英对抗是近代工业国家与原始农业国家的对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弥补的。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了，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双方对抗取胜的关键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钱”。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地断送了北洋海军和近代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先进与否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德国在近代解决了现代化国家制度问题，即使国家在“二战”中被打得稀烂，其后照样快速崛起。前苏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国家制度问题，纵然一时成为超级大国，也难免昙花一现。北洋海军的失败只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提前一百年把现代化国家制度与军事现代化的关系揭示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的战术火力之弱、以及“最糟糕”和“最合理”怪异组合的尴尬战斗队形，根本上是封建专制政体、即落后的国家制度决定的。
（作者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加拿大渥太华中国事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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