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腔 | 师座局座委座可不是乱叫的！
20世纪30年代初，已完成北伐，建立全国中央政权的蒋介石站在“总理遗嘱”旁
文 | 周渝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5月上（微信号：gjrwls ），原标题《五花八门的国民党称呼：校长兄长不能乱叫 局座师座并不常用》，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在民国题材影视剧中，国民党内部的称呼一直是个颇具时代感的元素，看得多了，观众也摸清了门道。领导一律称某座，如“师座”“处座”，“局座”甚至被顽皮的网友用在了当代某著名军事专家身上；同辈官员间喜欢称兄道弟，关键时刻可要“拉兄弟一把”；“校长”就是蒋介石的代名词，有时还叫“总裁”。
这些今天看来带着几分喜感的称谓是怎么来的？最低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被称为“座”？什么人可以叫蒋介石校长？什么层次的关系可以称兄道弟？这些问题理一下头绪，会发现影视中很多叫法其实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之间，称呼是非常讲究的，不但“校长”不能乱叫，兄长也不能随便认的，套近乎也要按规矩讲辈分。
说起“国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在电视剧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总理”。“国父”与“总理”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清末革命党说起。
1905年7月，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合并而成，从 “同盟”二字就能看出其联盟组织的性质，各团体名为合并，但不代表原组织彻底失去自主权。同盟会“反清”的革命目标一致，但组织上却是松散的，缺乏集中统一。孙中山被选举为同盟会总理，这时的“总理”虽是同盟会最高职务，但并非他专属称呼，相当于造反者联盟的盟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光复，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的孙中山地位与“国父”仍相去甚远，几个月后军政大权就落到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
民国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无不热衷于组党造党，原为地下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必然也要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几经周折后，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民国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组成新党，根据“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的宗旨，定名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9月3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的第一个职务。然而孙中山对党务并无兴趣，不久就委托给宋教仁代理。
需要说明的是，民初这个国民党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同一回事。在随之而来的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动荡后，这个松散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很快分崩离析了。1913年，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于次年6月成立了与国民党有本质不同的中华革命党，并自任党魁。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明确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规约，党名从此再未更改，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党魁”，孙中山在党内的职务和同盟会时期的叫法一样，即总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部主任。在此后几年，国民党日益成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仅隔一年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在总理的任上，他临终前的遗嘱因此被称为“总理遗嘱”。
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和廖仲恺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7周年大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宣传和财政、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根据“二大”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从此，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相比之下，“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起来，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例如委员长、总裁、校长、蒋公等等，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
先说人尽皆知的“委员长”。打完中原大战，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党、政、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张静江、胡汉民、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那时候“主席”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不要说党内的主席，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既然主席是虚的，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管军令、军政等事项，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妇孺皆知的“蒋委员长”就此诞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也就是说，“蒋委员长”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现在不少电视剧中，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委员长”地叫，实在是严重穿帮。
除了“委员长”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总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应对复杂的形势，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增设了《总裁》一章，与原保存的《总理》一章并存，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领袖制度”确立后，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从抗战的大背景来看，增设“总裁”之职确有战时行非常之制的意味，但在抗战胜利后，总裁却被保留下来，并长期由蒋介石担任。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国民党中央于4月28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接受总裁遗嘱，并提议保留“总裁”一章。次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一大，对党章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党章保留 “总裁”一章，这一做法与50年前如出一辙，总裁遂成为蒋介石的专有职务。
不久后，蒋经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告诫国民党党员：以后不要称“蒋经国时代”，也不要称他为领袖。从此以后，党主席一职便是国民党中的最高职位，但这个职务没有任何领袖色彩，并定期通过选举换届，至今如此。
国民党的主席有很多，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等人都担任过，但总理与总裁却是独一无二的。言“总理”特指孙中山，言“总裁”则特指蒋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总理一职成专属是在孙中山逝世后才被赋予，是党员对先行者功绩的彰显行为。总裁则不同，这个职务以最高领袖的形式出现，可以代行孙中山之后党内再也没有人担任过的总理一职的职权，并且几十年不换届，等同于终身制，可以说不是党魁，胜似党魁。
“校长”是蒋介石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这是因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而来，原本也没多少可说的。但很多电视剧中竟出现陈诚叫蒋介石“校长”而自称“学生”的情节，实乃大谬。黄埔建校初期，陈诚在军校任职，叫“校长”逻辑上也说得通（虽然在陈诚留下的日记中从未这样称呼过蒋介石），但若自称“学生”，那就乱了辈分。
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即士官系、保定系和黄埔系。士官系主要是指清末留日，参加辛亥革命那批人，主要代表有蒋介石（未毕业）、程潜、蒋方震等人（这里的士官系主要是以主流派别来命名，并非特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毕业生，也包括毕业于保定速成学堂等早期将领，以下同理），他们是第一代。第二代则是以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等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将领为代表，不少人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就已崭露头角，这群人的主流派别为保定系。第三代则是以胡宗南、杜聿明、戴安澜、张灵甫等黄埔学生为代表，归为黄埔系（这里的黄埔系特指黄埔生）。叫蒋介石“校长”而自称“学生”的，显然是第三代的黄埔生，若保定系的陈诚、张治中等第二代将领也跟着自称学生，那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派系集团关系、结拜关系等特殊情况外，国民革命军将领相互之间的称呼就得按照这三代的辈分来喊，以最常见“XX兄”叫法为例，通常只能是同一代将领之间相互称呼，当然，不少前一代将领给后一代将领写书信时，为表示自谦也会称对方“兄”，但下一代将领却不能以“兄”回之，否则就是没大没小。例如1948年李济深（第一代）与白崇禧（第二代）的书信来往中，李称白为“健生兄”，而白在回信时则称李为“任公”。假如白崇禧回信时以“任潮兄”相称的话，那就很不尊重人了。胡乱称兄道弟也是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常犯的错误之一。
1946年2月18日下午，蒋介石率参加军事复员会议的四百多名将领，前往中山陵拜谒，又到灵谷寺阵亡将士墓公祭。图为蒋介石、何应钦（前排左二）等高级将领在南京灵谷塔前留影
如今大众对国军部队中的称呼还有这么个印象，那就是军长不叫军长，而叫军座；师长不称师长，称师座。在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的张军长麾下的参谋就以“军座”称呼长官，此后但凡涉及国民党时代的影视作品中，什么委座、总座、军座、师座、团座、局座、处座⋯⋯层出不穷。当下不少民国将领的粉丝们也很喜欢用“座”来称呼自己的偶像。在百度百科输入“军座”，词条显示的解释是“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各级人员都有着严格的官职称谓甚至是尊称”。不知道这个词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先从这个“座”字来看。“座”是敬辞，取宝座之意，可以是下级对上级的尊称，也可能是对没有隶属关系的人的敬辞，所以今天粉丝对偶像称“座”倒也没什么问题。但若是将“座”视为国军的专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正式军职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没有“某座”这个职务，有的只是和解放军一样的军长、师长、团长等。有人会问，是不是在当年的国军中，下级对上级有这样约定俗成的习惯呢？据笔者所知是没有的。首先，在民国将领的书信或回忆录中，称长官为“座”的情况不多。其次，在我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常与他们聊到当年的长官，老兵们都是说“我们师长”“我们军长”，从没有听到有人说“我们师座”“我们军座”的。
当然，“座”这种称呼在民国军队中的确存在，例如解放军的将军陈锐霆就曾称呼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将领李仙洲为“军座”，这显然只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用或不用完全看个人习惯。其性质与北洋军阀头目之间喜欢称“帅”，民国老百姓叫军人“老总”一样。其实翻开民国第一手史料（书信、日记、电报等），见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军座、师座、团座，而是“委座”与“钧座”。先说“委座”，这个称呼在抗战期间出现得较为频繁。举两个例子，一例是南昌会战期间，薛岳发给陈诚的电报中提到“现迭奉委座电令”之语。另一例出自戴安澜日记，有一次他在缅甸迷了路，见到有车驶来以为是当地英军，便将车拦下。戴安澜上前用英语问路，结果车中下来一位国军同僚，见面就说：“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薛岳发的属于正规的电文，戴安澜日记中的场景则属于生活日常，两处皆出现“委座”称呼，可见是国军将领对蒋介石比较普遍的尊称。顾名思义，这个称谓是根据委员长一职而来，在抗战胜利后就不适用了。
“钧座”就是另一码事了。“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衍生为敬辞，也就是说“钧”和“座”两个字都不是指职务，这一点和“委座”有很大区别。1944年8月，衡阳城陷落前夕，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职等誓以一死以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现的“钧座”一词，用在这里可看作下级对上级的尊称。接下来看另一例，湖南在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期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写了一封《致张敬尧的公开信》中提到：“钧座为地方长官，似应一查真象。”这封信至少可以证明两个问题。其一，钧座一词不仅是军中下级对上级可以用，民间人士对军政人物同样适用，有点类似古时“大人”的叫法。其二，驱张运动时，国民革命军还没有诞生，可知“钧座”并非国民党的专利，早在北洋时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说是民国军队中常用的尊称之一，不是什么国军特色。
无论是第一手的电文、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像师座、旅座、团座等叫法凤毛麟角，几乎不见于记载。至于什么“局座”“处座”之类，更像是导演编剧们脑洞大开的产物。总而言之，国军中称“座”的叫法的确存在，但远远没有影视剧中那么频繁，也没有那般标准化。除了军队系统外，国军的情报人员之间也会有一些非正式的特殊称谓。例如抗战期间，军统人员称戴笠为“戴老板”，明显是为了掩人耳目。在这条特殊战线上，这类奇怪的叫法多不胜数，这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既非尊称，也不是特殊职务，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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