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行贿：纳粹德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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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乌托邦”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认为，希特勒成功的关键，是他有“艺术的处世方法”。希特勒认为，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的国家，要想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并非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也有软肋，那就是他们的心。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心灵可以说是最容易被瞄准的目标。于是，希特勒就用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直指德国人内心最深处，而使用的手段主要就是通过控诉战败国的屈辱来宣扬狂热的民族主义，从而激发日耳曼民族的自豪感，向德国人民许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的乌托邦梦想。

希特勒在总理办公室的窗户发表演讲。1933年

希特勒宣称，“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每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无论是患病或是陷于贫困之中、无论是失去工作或是无家可归，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在希特勒的蛊惑下，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时也吸引了许许多多抱有理想主义的德国人怀揣着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憧憬，献身于纳粹主义运动。

一组训练中的帝国劳工组织成员。1940年。帝国劳工组织（Reichsarbeitsdienst，RAD）是由纳粹组织成立的一个组织，其主要作用为缓和因为失业而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对劳动力进行军事化训练以及向劳动者灌输纳粹意识形态

光有精神上的口号是无法长久地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的，同时还必须要有物质的保障，给人民以切实的利益，才能够真正赢得人心。为此，希特勒有一句名言：“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向人民行贿，这就是希特勒获取民心的重要措施。

血腥的“馅饼”

在希特勒1933年当政时，德国的经济还在泥潭中挣扎，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纳粹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就是确保债务人的权利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目的是“遏止人民的贫困化”。不久，纳粹政府就以法律的名义废除成千上万的债务。

希特勒在一段帝国高速公路（Reichsautobahn）奠基仪式上。以国家工程的形式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是纳粹德国的著名经济措施。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更为之后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被德国老百姓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煞有介事地要求纳粹党各省部头目要反对官僚作风，要贴近人民大众，要全体公务员“既要不辞劳苦，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思想”。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对内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并要求取消不是依靠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等。纳粹党所有这些鼓动和宣传，对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城市失业者与中产人士的支持。

德国大萧条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与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相仿，希特勒放弃了通货紧缩政策，任命颇具才华的财政与金融专家希尔马·沙赫特为国家银行行长，并且采纳了意见，将经济重建的突破点放在修建高速公路、重整军事装备工业以及电气化等基础设施和实体经济上；为了拉动经济复苏，希特勒还允许国家对私营建筑企业给予补贴，用于维修旧房和扩建新房，以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最后，纳粹政府还通过免除税收以鼓励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设备扩充。总而言之，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希特勒成功地为饥饿的德国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面包。

希马尔·沙赫（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政治家。1918年作为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他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总监及国家银行行长。在成为希特勒的支持者后，他被任命为帝国中央银行总裁（1933-1939）及经济部长（1934-1937），在实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魏玛政府的倒台使希特勒意识到，纳粹政权是否稳固，关键是治理失业，这是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到1938年底时，德国总共还缺一百万名工人”。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DAF）的旗帜。德意劳工阵线是纳粹政权在粉碎了自由工会后创立的官方工会组织，它是一个统一了雇主和工人的联盟。1933年5月2日起，在纳粹政权高调庆祝完第一个德国五一劳动节以后，就指派冲锋队和纳粹工会成员占领了自由工会的办公地点，没收了自由工会的财产。5月10日宣布立法解散自由工会，将所有的自由工会强行合并到统一的德意志劳工阵线中，同时也取消了工人罢工的权利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这部书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物价完全稳定”；“我们无法想象当时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工人阶级，是以多么大的充满感激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

但是，又有多少德国人会想到这诱人的馅饼充满血腥呢？

滴血的福祉

要维持对人民的高福利，就需要有高额财政收入。换句话说，想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府手中必须有钱，这点与居家过日子一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帝国马克（Reichmark）

从1933年到1939年，尽管德国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第三帝国的债务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1939年1月，帝国银行董事会写信给希特勒：“无止境的国家开支的膨胀摧毁了有序预算的企图，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度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摧毁中央银行的汇率。”就1939年而论，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180亿马克，可是民用财政支出163亿马克，军用财政支出205亿马克，债务还本付息需要33亿马克，算下来财政赤字221亿马克。也就是说，第三帝国入不敷出，有221亿马克的债务窟窿，这个债务窟窿是当年财政收入的1.22倍。到了1941年“已经有60%的帝国收入要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也就是说，帝国负债的情况已经导致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无法通过现有的收入来进行清偿，而债务本身还在不断增长”。

怎么办？高额征税，会伤及企业影响经济繁荣；加印钞票，会引起通货膨胀；减少福利，会得罪老百姓。看来只有下手抢了。虽说是一个”抢“字，但这里边学问大了，不仅要能抢到钱，而且还要抢得冠冕堂皇。因此，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抢谁；第二，如何抢？

抢谁呢？一是犹太人，二是占领区。

被驱逐出德国的波兰犹太人。1938年10月

如何为第三帝国的债务提供更多的资金，纳粹政府首先把目光盯上了犹太人的财产。为了把犹太人的财产划到第三帝国的国库中，希特勒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并具有思想高度的理由，以便能在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时得到普通德国人的共鸣与支持。于是，纳粹政府提出了一个“雅利安化”，即以国家的名义将犹太人的财产强制没收为政府的财产。

纳粹政府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为掠夺和残杀犹太人大造舆论，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德国老百姓灌输：正是因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相互勾结给了德国“背后一刀”，德意志帝国最终战败，德国人民遭受到灭顶之灾，而目前整个世界正在被几个“犹太人集团”瓜分。接着，德国纳粹又给犹太人戴上“人民的异类”和“人民的敌人”的帽子，对他们百般刁难，声称“只有德意志血统或亲近血统的人”才享有公民权，将大批犹太人赶出公务员、医生、公司雇员的队伍，对于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迫使他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交出财产和产业，完成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

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后，马格德堡一个被破坏的犹太人商店

1938年3月19日，戈林对派驻奥地利的帝国特派员威廉·开普勒交代说：“对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奥地利企业实行雅利安化，在必要时，其规模可以超过在德国的雅利安化。”与此同时，纳粹政府还规定：“犹太人从现在起必须‘自愿’地向财政机关进行雅利安化的申报。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其财产，将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将会被没收，而且本人会被处以十年以下徒刑。”1938年4月29日，戈林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如何尽快地“将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

被党卫军逮捕的波兰犹太人。1939年7月

仅仅靠对于犹太人的掠夺不可能支付如此巨额的福利支出和战争费用。特别是随着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掠夺犹太人手中的财富无异于竭泽而渔。同时，希特勒在国内继续实施高工资、高福利和低税收的措施，加大马力扩大军事工业，这也必然造成民用物资生产的缩水以及生活日用品的短缺，以及德国国内货币过剩。1939年至1941年间，德国国民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1%，结果，消费群体购买力增长了一倍多，由140亿马克攀升至310亿马克。如何缓解国内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避免通胀危机？纳粹德国尝试将祸水转移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既然不可避免要通货膨胀，那只要不在德国发生，任何地方都可以”，“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

根据纳粹设想绘制的战后欧洲地图。比利时和法国被肢解，建立佛兰德、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族的”勃垦地、加斯科涅-纳瓦尔和普罗旺斯等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北欧国家合并为“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体”；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被德国直接吞并；苏联的欧洲部分被分裂为“伏尔加德意志移民区”、“俄罗斯总督区”、“卡尔梅克”、“库班”等国和4个党卫军管辖的“前线地区”，乌拉尔山以东则是残存的苏联

为实现转嫁通货膨胀，掠夺其他民族和国家财富这个目的，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将诸如占领费、捐税、强制信贷转嫁到欧洲。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发明了所谓“防务捐赠”的政策。这种对被占领区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无耻掠夺，被冠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例如，在波兰的这种“防务捐赠”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费用逐年增加，战争负担很快超过了被占领区战前最近一年的财政预算，在战争前半段毫无例外地超支100%以上，而在战争的后半段则通常超支200%以上。1943年1月，帝国财政部要求“总督辖区应将2/3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帝国”，以致在波兰辖区的德军将领们抱怨道，那些捐赠“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筹措到”。

被强制劳动，修建瓦伦丁的U艇基地的囚犯。1944年

在法国也同样如此。德国的军工制造和食品进口迅速耗尽了法国被占领区经常性防务开支的25%。此外，各种各样的榨取手段也占据了不小的分量，甚至占领军的亲属所需的假牙，包括金银的牙套，都毫无例外地从占领费中支出。德国人还操纵当地的货币，最大限度地以法国法郎来负担其对英国的空袭，用法郎建造巨大的舰船和潜艇港口。诸如此类的开销都与法国被占领区的军事管制毫无关系。纳粹占领开支中本应是军费开支，但绝大部分却用在了与占领军无关的用途上。对于第三帝国这种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行为，法国傀儡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也不断抱怨：“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却用于负担与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令法国政府难以接受。

美国政治漫画：希特勒：“像我这样举手，你的烦恼就全都没了。”同时他偷偷掏空了维希法国总统贝当的口袋

纳粹政府抢劫被占国家的财富并非都是明火执仗，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高明的金融手段。南欧的南斯拉夫，德国占领军来到塞尔维亚的第一周就建立了塞尔维亚国家银行，随即发行了新货币——塞尔维亚第纳尔。由于禁止现金兑换，人们不得不把积蓄的现金存入银行并折合为新货币。这样，现金流动首先被遏制，进而减少了战争通胀的风险和德国的负担。

纳粹占领法国之后，强制将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100法郎兑6.6帝国马克确定为100法郎兑五帝国马克，几乎贬值25%。德国军人的军饷和工资自然增长了。因为其数额以帝国马克为基础，却以法郎支付。纳粹德国通过汇率操纵肆意掠夺占领区的财富，使包括整个德国的国民经济和在被占领区的每个德国士兵得到好处。德国输出到这些因战争而在各方面均处依附地位的被占领区的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输入到德国的产品也更加便宜了。

纳粹德国在其占领地区发行的占领区马克

在纳粹占领区，进驻的德国士兵通常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RRK）作为支付手段，而取代了数目相等的帝国马克。德国信贷银行货币为纸币式样，面额0.5至50帝国马克不等，借助于这种军事辅币，德军在占领每个新城市时，无须没收财产并履行《海牙陆战条约》中列明财产清单的繁琐程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德国发行并由帝国印刷厂印刷，却不在德国境内流通。归根结底，它只是个典型的征收收据，帝国银行的副行长普尔称其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从国民经济视角出发，这种“征收收据”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打白条”。希特勒就是通过”打白条“来搜刮占领区的民脂民膏。

纳粹德国发行的军用马克，供前线士兵使用

德国士兵简直把欧洲各国的东西都买空了。他们从前线向家乡寄回了成千上万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有北非的鞋子，挪威的鲱鱼，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礼物了。

根据战后波兰政府统计，二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两百亿美元；法国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五百亿马克；比利时被德国掠走一千三百三十六亿比利时法郎；荷兰向德国支付了八十四亿马克的占领费；苏联占领区的损失高达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在《希特勒的欧洲》一书中披露：按照1939年的物价估计，1940年至1945年这五年中，大约有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的财富——占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四——是靠希特勒掠夺占领国家和地区的财富而增加的。

被收购的灵魂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要自由，还是要面包？“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被鲁迅称为“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人性之恶，将“没有道德”、“见利忘义”与“叛逆成性”看作人类的天性。而希特勒正是看透了这一点，通过利用人的欲望而加以控制。

为1935年纳粹党代会制作的巨型标志

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之所以吸引和征服了千万德国人，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当经历了战后饥荒、货币贬值和混乱内战之后，当饿怕了和穷怕了之后，人们最渴望的自然是温饱与稳定。希特勒提出的“面包与工作”、“德意志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自然而然地打动了人心。虽然魏玛共和国是相当不错的宪政体制，魏玛宪法也算得上欧洲战后出现的民主宪法中最先进的宪法。但是，当一个政权无法解决民生问题时，也就在人民心中失去了其合法性。作为普通的平民对生活的认可很少是靠理性的思辨，更多的是靠切实的生存感受。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向行军中的纳粹士兵行纳粹礼。1938年

希特勒明白，仅仅靠“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要使自己的政权巩固，必须向人民行贿，顺应人民的福利需要。因此，当希特勒以牺牲犹太民族的生存权利来维护雅利安种族利益的时候，当纳粹德国以大炮和坦克摧毁异国人民的家园而让自己帝国的臣民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当纳粹占领军抢掠战败国的财富，摧毁欧洲货币体系以保证第三帝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间接的、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却可以从这些重大的罪行中获益，享受优越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就决定了受到纳粹政权热心关照的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仅不会站出来反对，反而还认为“这是独裁统治的黄金时期”。希特勒通过国家的贿赂不断购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而广大老百姓最终为当权者所绑架，成为了独裁者的炮灰和玩弄于掌中的牺牲品。

盟军轰炸后的柏林帝国大厦，1945年6月

向个人行贿，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如果向公众行贿呢？老百姓还会义正词严地反对吗？恐怕这种行贿，在老百姓眼中就成为了善举。

希特勒用社会福利——以抢劫犹太人和牺牲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把国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机器。在大多数德国人享受到良好的社会福利、不间断的物质供给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保持沉默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贿赂的结果是需要由整个德国的毁灭作为代价的。

延伸阅读一：

希特勒如何做演讲？

希特勒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渊博的学识，也没有后台和靠山，口才是他最重要的资本。

1919年10月16日，希特勒首次在慕尼黑登台发表演说时，仅有听众111人；而1923年5月29日，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发表演说时，已有一万多人到场听他的演说。

听众之热捧，并非偶然。希特勒在演说的题目、演说的方式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因此才能吸引“粉丝”们纷至沓来。

在题目的选择上，就足以见他心计很深。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前，他的演说大多涉及民生问题，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与民生有关的政治问题。《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弹，希特勒在演讲中，便一再选择这个题目。

1923年以后，希特勒的演说题目有很大的改变。在各地巡回演说时，他不再涉及具体的、各地面临的特殊问题，因为这些具体、琐碎的问题，也会使他作为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大打折扣。所以，他的讲演往往是宏大的、观念性的问题，既避开了把他的形象日常化的危险，又不断地拔高自己的领袖地位，一步步强化他的威信。

演说前，希特勒都要仔细研究与演讲有关的一切情况。他会事先设计好形体动作，讲到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配合什么样的表情，一切事先都有安排，在此基础上再即兴发挥。

演说中的希特勒潇洒自如，基本上是脱稿，顶多手持提纲卡片。他认为，读稿子，甚至手持发言稿是不明智的，会给人以呆板的印象，让听众感到乏味。相反，脱稿演讲显示出演讲者对于演说内容的熟悉、对于局势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脱稿演讲时，演讲者可以根据会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演讲内容和风格，与听众形成互动。

演讲结束后，希特勒总是要绕场一周，与听众们握手，缩短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增加听众对他的亲近感。在演讲过程中，他会根据情况，随意地转向各个方向的听众，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的全身像。他似乎在对每一个人说话，没有人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受冷落的位置。在1934年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这一系列技巧，被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提升了纳粹的影响力。希特勒一般避免登上大厅内固有的讲台，这样会把他自己和听众隔开。特别是在早期，他经常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显示他的坦荡和勇气。

在演说的风格上，希特勒的语言简单而明了，任何人都听得懂。他的演说不仅极富“启发性”，煽动力极强，而且很有欣赏价值。他善于插科打诨、扔包袱、卖关子，制造噱头，幽默搞笑。他在演说中，经常是挖苦讽刺不断，把听众引得大笑，经常被掌声打断，这些噱头，极大地提高了纳粹宣传的效果。

希特勒不但身体力行四处演说，还不遗余力地培养演说人才，打造一支演说队伍。1925年，希特勒抱怨纳粹党里真正能够演说的人不超过10个，到1926年，纳粹党里能演讲的人便已超过70人。1930年，纳粹人拥有专业演讲者约1000人，这些人在1930年的大选中，举办了34000场竞选演说，为纳粹的竞选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到1933年，这支队伍扩大到6000人，可谓“兵强马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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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希特勒精通演说造势》，李伯杰著

延伸阅读二：

希特勒和纳粹党如何使德国从战败阴影中迅速崛起？

除大力发展经济、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并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还注重提升德国国际形象与地位，树立民族自信心。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同时也为纳粹德国树立了一个目标：“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毫无疑问，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象的重塑为德国和德国民众找回了民族自信心，也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牢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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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耿立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国家人文历史】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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