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一场战争催生立宪风潮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占领东北的俄国军队将领与中国少年合影，日俄战争爆发后，大批无辜百姓成为炮灰，而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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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913年，少年周恩来正在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读高小。期间，他曾到奉天附近日俄战争旧址参观。当少年周恩来看到矗立在魏家楼子沙河岸上的纪念碑和纪念塔时非常愤怒，说：“张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们李家，杀了我们李家无辜的人不算，还要在我们李家竖碑立塔纪念，真是欺人太甚了！”1955年苏联和中国商谈从旅顺撤军时，苏联曾提出建立日俄战争时在那里战死的俄军马卡洛夫中将纪念碑和其他阵亡者的方尖碑，被周恩来当场拒绝了。

可见，当年日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1904年到1905年间，已经雄踞东北的沙俄和觊觎东北的日本为争夺东亚霸权大打出手。他们把中国东北作为战场，大批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炮灰，而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声称“彼此均系友邦”。

日俄战争让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影响也至深至巨。除了周恩来外，我们熟悉的鲁迅弃医从文、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誓言等等，都是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发生的。而日俄战争除了唤起当年这些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外，还推动了清廷的“预备立宪”。

“不由于种而由于制”

其实，根据日本和西方的史料可以判断，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是“被迫”的。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内阁就做出“必须确保中国中立地位”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日本害怕中俄联手抗击日本，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一片“联日拒俄”的呼声。日本人害怕的是，中日联手抗俄会引发西方的“黄祸论”。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为避免刺激欧洲列强的敌意，就在外宣上一再明确，日本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绝不是针对西方。

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第一军由朝鲜镇南浦登陆。日俄战争开始后，立宪派就认为立宪的日本一定能战胜专制的沙俄

与我们今天看待这场战争不同，尽管日本竭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但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战争仍然是一场“黄白”大战。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所以当时的国人，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在感到耻辱与愤怒之外，也有希望日胜并以此来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谬论的复杂心情。

但在日俄战争之前刚兴起不久的立宪派看来，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那就是立宪与专制之争。就在日俄宣战后三天，立宪派就发文表示，过去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日本虽然是黄种人，是小国，但有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俄国虽然是白人、是大国，但却是腐朽的专制制度。日俄战争就是在立宪的小国与专制的大国沙俄之间进行的，所以日本必定会胜利。与之相反，守旧派却认为俄大日小，而且作为专制国家，更能调动国内资源，所以，日本必败。

就这样，在战争刚刚开始，立宪派与保守派双方就已预先设定了立场，出发点均“不由于种而由于制”，双方不再关注皮肤的肤色，而是上升到制度之争。清廷和保守派推断俄国会获胜，他们制定了亲俄的外交方针，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令出必行。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岂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立宪派当然知道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但是如果通过此役能够使清政府警醒，证明“立宪”的强国之用，也算“把坏事变成好事”。立宪派预测日俄战争必然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起到重要影响：“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我国国人必以为白兴黄蹶，天之定理，即发愤爱国之日本亦不足与天演之公理相抗，而何论于中国。此意一决，则远大之图，一切灭绝，而敬畏白人之意将更甚于今日，而天下之心死矣。”（《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中外日报》，1904年4月4日）

立宪成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

日俄战争的进展证实了立宪派的判断。1904年2-8月，日俄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发生多次海战，俄舰遭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日本的优势逐渐显现，这使立宪派更确定了其先前的观点，他们进一步指出，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没有专制者。可是由于俄国的缘故，又有人发生怀疑。“于是政府遂以俄为口实以拒绝民权”，现在俄国败局已定，“此疑释矣”。（《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

清廷避谈“立宪”，还有君权旁落的担心，立宪派则以日俄为例说明立宪不但不会威胁到君权，还能进一步巩固君权，他们发文说：“中国民权一兴，岂不是眼里没了朝廷，唉，不然呕，民人有权，正是尊敬朝廷的意思⋯⋯日本国，变法三十年，民权最发达，日本人民，尊敬明治天皇，如天如地，日本第一条宪法，就是天皇神圣不可犯。不信再看俄罗斯国，不重民权，最重压制，不许民间开议院，由俄皇亚历山大、尼古拉，父子双双被人行刺身死，至今也没有消停。请问明白人，民人有了权，是与朝廷有利呀，还是有害呢?”（《爱国再续》，《京话日报》第538号）这显然体现了立宪派劝谏清廷的苦心。

1905年，战胜的日军强征中国百姓用牛车运送俄军战俘与伤员

5月27-28日，日俄双方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展开激战。战役中，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摧毁了罗热斯特文斯基指挥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2/3的舰只，而自己仅损失3艘鱼雷艇，取得了近乎完美的胜利。这场战役也使俄国被迫走上谈判桌，接受失败的现实。日俄战争结果一出，立宪派借此大做文章，说“小国能胜大国的原故，并不在土地有多大，海陆军有多少，全在乎立宪与专制的分别”。（《立宪不损君权》，《京话日报》第680号）

日本的胜利强烈地震撼了中国士民，刺激了晚清中国的立宪思潮进一步蓬勃发展，很多人开始认同立宪派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沈其昌：《议员要览》），“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为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别士：《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而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也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启蒙运动思想的洗礼，当时的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以及公民“权利”等等，面对列强的“瓜分豆剖”，萦绕心头的是救亡图存。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就可以强国、救亡。一些守旧派人士思想也为之一变，开始相信“立宪”是强国之策了。这样，在日俄战争后，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上至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立宪”基本上成为中国官绅民众的共识。

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还不到两个月，“预备立宪”的启动仪式就开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绍英。这标志着清政府基本确立了立宪改革的决策，并且迈出了关键一步。后因革命党人吴樾谋炸事件，徐世昌、绍英留京，改以李盛铎、尚其亨代之，组成五人的出洋考察团。

清政府能有如此的“高效率”，正是受到日俄战争的刺激。赴外考察一事筹划很久，但其最终以考察各国宪法的名义成行，正体现了日俄战争前后国内舆论风向的变化。

大连旅顺白玉山塔。白玉山塔，原名“表忠塔”，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美化侵略战争，于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修筑的高达66米多的弹形塔，现已成为日本侵华的物证

日俄战争刚一爆发，立宪派不仅大力宣传立宪的好处，还开始了积极的奔走。他们认识到，实施立宪离不开政坛上有话语权的官员，开始积极运作，走“上层路线”，拉拢一些“大咖”以寻求支持。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奉天提学使张鹤龄等最早提出遣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他们先说动上海的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盛宣怀作为清末最炙手可热的官商，中国近代工业的最重要操盘者之一，在政治上也有相当的话语权，他同湖北巡抚端方和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商议，草拟了一篇奏稿。盛宣怀考虑到仅凭他们三人的地位身份还难以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又拉上两江总督魏光焘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联衔上奏，称“惟有乘其胜败未分之际，及早图维”。为此，盛宣怀等提出，应迅速特简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申明东三省的主权，这样，将来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必能“预占一席”，不然“将来各国开会之日，（中国）恐被屏居局外”，可见，此次出使的名义为考求新政，实际任务是保卫主权，尚未触及立宪问题。而且，后来的发展证明，盛宣怀并不支持立宪。或许这与他的官商身份有关，只有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境中，才能攫得更大利益。事实上，他的官商生涯也确实声名欠佳。

盛宣怀等人的建议并未被清政府采纳，清廷认为时机未到，等到战事有了眉目之后再定不迟。立宪派得知后，又致函岑春煊的幕僚说战争预计秋冬之际即看出结果，宜“趁此机会，先定国是”，加入“立宪”的主张并鼓动一干满汉大员上奏，不过在上次碰了钉子后，这些大员们也没有热情，此事也就沉寂下去了。

1903年，清末状元、弃仕经商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赴日考察归来，他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均有密切交往，他游说魏光焘、张之洞等奏请立宪并为之代拟立宪奏稿。他提出日俄战争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谨小慎微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而是要张謇去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与袁世凯曾有一段师生之谊。1881年4月，袁世凯投入吴长庆军中，吴命袁世凯在营中跟随张謇读书（此年张謇29岁，袁世凯23岁），张謇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好权术”，在道德文章、科举仕途上难成大器。其后两人也有一些恩怨，以致20多年没有通过信，但此时袁世凯已经青云直上，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且在清末新政中表现积极。张謇遂抛开个人恩怨，于1904年6月投书袁世凯，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惯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婉转地回绝了。而张之洞、魏光焘等人在审时度势下，亦未敢将奏折上呈。

瞿鸿禨

在与袁世凯联系的同时，张謇还通过张美翊上书其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请其倡导立宪。瞿鸿禨长相与同治皇帝有几分相似，据说，他因这样的相貌而获得中年丧子的慈禧之好感，因此受到重用。立宪派鼓励瞿鸿禨站出来勇敢地倡导立宪，向他提出所谓的“一笔两用之策”，即出国考察团要把保卫主权和考求宪法结合起来，因为“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以考察宪法可拉近与各国的关系，有利于解决“俄日之局”。此外，张謇还与赵凤昌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等资料分送给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等官员让他们了解立宪。

随着对立宪了解的加深，瞿鸿禨对立宪派的主张越发认同，他认为中国若在日俄战争后的外交上若有所为，就要选择立宪，他曾对户部主事陈黻宸说：“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间，不待远识之士，而知其不可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颇受慈禧信赖的瞿鸿禨态度的转变，对最终慈禧的决策无疑会起到重要作用。

日俄战争胜负已分后，1905年6月初，美国向日俄双方提出议和建议。清政府这才急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将派专使参与日俄议和会议，但遭到拒绝。6月26日，清政府就如何因应日俄议和以及接收东三省的善后事宜电告各省督抚。因为日俄战争的结果使得“立宪”成为流行语和社会共识，各督抚大员纷纷奏请立宪（在8位总督中，就有5位：云贵总督丁振铎、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而作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更是向慈禧“造膝密陈”，面奏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清政府迫于“时局危艰，百端待理”，亦决定锐意振兴，“起衰弱而救颠危”。

就这样，在日俄战争后的一片“立宪”声中，拉开“预备立宪”序幕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参考资料

1. 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2. 雷颐：《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

3. 雪珥：《阻击黄祸论》

4. 潘崇：《清末东北边疆危机与清政府宪政改革决策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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