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这些影响历史的人物都试图以德国为蓝本武装和改造中国！

德皇威廉一世加冕典礼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宣布德国统一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原标题《军工求强大 高铁追速度 哈德 ：延续150年的洋“物”运动》，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

据新闻报道，上周德国联邦政府经济和能源部就同时变卦，否决了本已经审查通过的中国公司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Aixtron）价值6.7亿欧元的收购协议。以此为导火索，德国对于中资收购的审核力度也在加大。据德媒报道，此举是美国情报部门在警告德国政府。

中国工业向上攀登的步伐不会被哪个国家所阻挡，对于德国，更应该珍惜中国近代以来积累的深入骨髓的德粉好感，顺应大势，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获得更好的收益。

洋“物”派：中国最早的德粉

中国人哈德，始于洋务运动，哈德也确实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洋“物”运动。早在晚清时期，我国对于德国制造的好感就已经深入骨髓。1840年，中国被鸦片战争轰开大门之后，积重难返的古老帝国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实力已和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落下了巨大的差距。各路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军工生产。另一方面，普法战争让中国人见证了欧洲大陆上的霸权易主。1871年1月18日，一个原本弱小的、分裂的德意志联邦，突然雄起，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在巴黎的凡尔赛宫镜厅举行了德皇威廉一世的加冕典礼，宣布德国统一。他们用敌人的耻辱暂时埋葬了当年拿破仑一世终结德意志第一帝国的仇恨。

1896年李鸿章在汉堡访问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时的亲笔题字和照片

实际上在1868年, 李鸿章麾下的淮军“铭”、“盛”各营及亲兵炮队就陆续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后门四磅钢炮114尊, 创办了克虏伯炮车队，并聘德国人当教习。普法战争的胜利像一剂及时的强心针，弱国逆袭的桥段激荡着同样饱经忧患的中国人脆弱的心灵。李鸿章曾这样评价: “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清廷众多封疆大吏们也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占总兵力60%的步兵主要是用德制毛瑟枪和七响后膛快炮装备的，他还通过胡雪岩在上海购置克虏伯后膛钢炮48尊。1877年，李鸿章利用克虏伯和另一德国军火公司“波鸿协会”的竞争，诱使弗雷德·克虏伯同意接纳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埃森进行免费培训，作为清政府追加购买82门大炮的附赠品。1880年，克虏伯的全权代表抵达北京，和李鸿章直接见面，获得了淮军只采用克虏伯炮的承诺。

李鸿章对于德国军火的痴迷还不止这些。出于对克虏伯大炮的信任，李鸿章放弃了购买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军舰，转而把购买军舰的最大一笔生意送给了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只因为这个厂家与克虏伯有非常深入的合作。因此，北洋海军7艘主力舰中“德系”达到5艘，包括两艘威名赫赫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经远”、“来远”。甚至另外两艘出自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致远”和“靖远”，上面也能找到克虏伯舰炮的身影。克虏伯家族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将近2000门大炮的订单。甲午战后，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进程中，依旧非常依赖德式装备，在1905年前计划练成36镇新军，军制仿德国，武器也从德国引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其炮队全装备克虏伯炮。在轻武器方面，从辛亥革命到朝鲜战争几乎无役不与的“汉阳造”，其原型就是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在抗日神剧中出场频率颇高的驳壳枪，无论它被称作“大镜面”、“盒子炮”、“快慢机”还是别的什么，实际上是德国毛瑟的专利。

1896年李鸿章访德时专程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家拜访，图为两人留下的珍贵合影

不过，清末的“洋务派”对于德国的喜好始终停留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上。他们只看到了德国军队横扫奥地利和法国，却忽略了德意志联邦整个19世纪，甚至更久以来在各项软实力上不懈的努力。

北洋海军购自德国伏尔铿船厂的“来远号”巡洋舰

自1819年起，普鲁士就开始和周边邦国建立关税同盟，并让这个同盟不断地加入新的成员，各邦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愈发紧密。关口的放开，让德意志联邦产生了井喷式的经济效益。

普鲁士还从1825年开始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15年后，普鲁士学生的入学率已经接近80%，教育红利给普鲁士带来了远超英法的动力。

到了1871年德国统一的时候，政权的“配套设施”早已齐备。由德意志同盟的大哥普鲁士牵头的这次统一，避免了新兴政权一般意义上的低级错误。德意志的识途老马俾斯麦以他超乎常人的理性和政治智慧，在统一初期有效遏制了革命中民粹主义的泛滥，将国民的激情和过剩的能量统一到国家建设中。

蒋介石一心学德

1933年，希特勒带着他的纳粹党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他给德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浩劫，但也为德国完善了强大的社会体系，失业人数大幅减少。凭借着决绝果断的行事作风，德国在短时间内从战败国的阴影中重新崛起。蒋介石对法西斯政体下德国的神速崛起赞赏有加。早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与希特勒隔空交往，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国民党内部还有人效仿纳粹中的冲锋队——褐衫队建立了蓝衣社。蒋介石甚至扬言，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希特勒。以蒋的名字命名的中国近代第一款制式步枪“中正式”，为德国授权的24式毛瑟步枪的中国版。不过，蒋介石哈德的段位比洋务派高不了多少，还是停留在军国主义的层面上。

正在对空射击的国军德装师士兵

蒋介石并不是民国时期第一个对德国暗送秋波的人。据《统一后的德国对世界的影响》记载：“1918年至1924年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曾设想争取德国的同情与支持，但未能完全得到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内右翼势力聘用大批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不仅如此，国军在第五次围剿红军时还大量购买使用了德国的山炮。彭德怀也不得不承认“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德国军火让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吃了大亏，被迫长征。可惜，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买卖终归不长久，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迫使德国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放弃一个。中国原材料的战略价值对于纳粹德国的吸引力终究抵不过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民国政府被德国抛弃，转而投入美国怀抱也就成了必然。

蔡元培学德“治学”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对于德国的喜爱大多聚焦于德国制造，然而随着引进机械种类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德国工业产品所代表的德国生活方式。德国人对细节考虑周全，做工一丝不苟，他们没有英国人的矜持，法国人的浮华，他们追求的是靠谱、严谨、精致。我们哈军工也好，哈机械也罢，其实，我们哈的无非是“秩序”二字。

在德国一切都讲究秩序，大到国家统一，小到机械生产，无不遵循秩序。德国人见面最流行的问候便是——“Alles in Ordnung”（“秩序还好吧？”），这句话在德国就好像“吃了吗”在中国一样，运用广泛，寓意深远。秩序，是日耳曼民族的民族内核，更是德国制造的最大魅力。不仅如此，德国在经济制度、学校体系等一系列软实力上，也层次分明秩序井然。

以教育为例，尽管19世纪中叶德意志文盲率就已经是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但在普遍观念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或者说都有能力上大学。德国的小孩从很小就被分成三六九等。德国的学生从5年级上中学就开始分为：职业预科、实科中学以及文理高中三类中学。理论上只有“文理高中”的学生才会考大学。这并非歧视，而是源自德国人务实的民族个性。德国人坚信，橄榄式的学术分级是最有利于德国发展的方式。事实证明，小学毕业分级并没有影响德国培养人才的脚步，反而更能将优势资源集中。仅仅洪堡大学一所，就曾经培养出：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海涅、马克思、恩格斯、拜耳、赫兹、爱因斯坦、薛定谔等等一系列伟人。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犀利地总结出德国“学术分校”的概念，“大学的任务在于‘治学’，而高等专门学校在于‘治术’。”作为一个留德的海归，蔡元培极端反对把大学与职业目标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力主下，当时的北大几乎砍去了所有“治术”专业，只保留文理。

有学者评价：“蔡元培在民国初年对德国大学观的借鉴……不存在中德合作或中国被迫合作的背景，是中国人单方面对德国大学观进行一致的尝试，是一个自觉选择吸收的过程。”因此，他对德国的学习也最为完整和客观。

与偶像的艰苦一战

1978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生机，也让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一众外企找到了新的市场和商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堪称中德合资的典范。自1978年起，上海汽车制造厂就和德国大众公司开始了长期洽谈，经过6年艰苦博弈之后，1984年10月，中德双方终于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合营合同。上海大众开启了新中国引进德国汽车序幕。包括奔驰宝马在内的许多德国公司都紧跟脚步，纷纷与中国合作成立合资企业。所谓先下手为强，如今德国汽车已经被国人完全地接受和熟悉，成为国人在质量、品牌等等方面都最为青睐的选择。

最早引进的德国车，奥迪100

1994年，李鹏总理访问德国时一手拿着10000亿美元的进口总额，另一手拿着中德贸易100亿美元贸易额这两张牌，希望德国政府放宽、取消技术转让的限制，支持中国尽快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自此之后，德国产品得以更大规模进驻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外合作引进的所有案子中，技术转让每次都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铁路高速（CRH）车辆均命名为“和谐号”。其中CRH3的车型技术是中国北车集团从德国西门子交通集团引进的

2004年，一场中国高层对外国企业的专业谈判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汽车以外的德国制造业——高铁。这一次，买的不仅仅是高铁，更是研发的核心技术。应声招标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四个公司，分别来自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其中德国西门子在德国运行的ICE3无疑代表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铁技术。而与西门子合作这次高铁业务的正是中国人熟悉的克虏伯。其中西门子专攻动力和控制，克虏伯负责机车和轨道。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时曾表示：“愿意将德国的技术提供给中国。”中德之间的高铁合作似乎已经酝酿多年呼之欲出，谈判异常艰难，一波三折。不过，德国人发现，他们面对的已不是唯外国是瞻的市场新手，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身经百战的老手。最终，德国人务实的本性起了作用，不但技术转让费从3.9亿欧元降到8000万欧元，更是将所有的关键技术统统写进标书。西门子如愿以偿拿到了订单，中国也终于得到了垂涎已久的技术。8年之后的2012年8月7日，中国北车制造的动车部件第一次出口到德国，完成了从哈德，到出口德国的戏剧化转变。当然，真正的超越恐怕不仅仅是技术的追赶，还需要对德国多方面优点的学习，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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