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150周年 | 临终前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走完生命最后一站

1924年11月，孙中山取道日本北上，图为11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与前来拜访的日本友人合影。前排左起 ：大久保高明、孙中山、头山满 ；后排左起 ：山田纯三郎、戴季陶、李烈钧、藤本尚则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原标题《“和平、奋斗、救中国” 北京：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站》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

1924年11月13日，广州午后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盈满迷惘，大元帅孙中山启程北上之际，特地登上黄埔岛，与陆军军官学校师生道别。孙中山对校长蒋介石说：“我此次赴京，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我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介石十分愕然：“先生这是什么话呀？”孙说：“我当然有感而言……今天看到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实行我的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如果说两三年前我还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的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傍晚，孙中山乘坐永丰舰离开黄埔，谁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燕京风云起，“大元帅”受邀北上

1924年8月，广州商团与革命政府的矛盾持续扩大，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通过洋行外购的一批枪械弹药，引起对方极力反弹。乱哄哄的时候，皖系军阀、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向孙中山发出了求助。原来，直系阵营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和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觊觎上海、浙江地盘，合谋图浙，东南地区战云密布。孙中山虽已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亦不放弃以往“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很快在粤北韶关集结兵力，准备兴师北伐。再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孙就和奉、皖两系建立了“反直三角联盟”，怎么说都不能按兵不动吧。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出发，至香港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图为孙中山、宋庆龄在“春阳丸”轮上

江浙之战持续月余，最终以卢永祥失败收场，期间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大有逐鹿中原之势。双方打得难分胜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率部回京，突然发动政变，迫使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下令罢兵、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达成几点共识：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成立摄政内阁代行中枢政务；邀请段祺瑞利用声望先罩住各方。不久，直军全线崩溃，吴佩孚亡命湖北。冯玉祥一不做二不休，通过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下令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

国民党人素来重视冯玉祥，孙中山曾经盛赞冯是“爱国军人模范”，“做北方革命事业的唯一适当人才”。冯自己在解释政变原因时也说：“这么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我势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实际上，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动机很复杂，主要还是吴佩孚处处排挤、刁难，以至于水火不相容。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各界欢迎代表和新大陆影片公司人员

消息传来，孙中山大喜过望，认为“现今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立刻电贺冯玉祥等人“义旗事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丞欲决定，拟即北上，与诸兄晤商。”很多人担心“北方时局动荡，形势险恶”，不赞成孙中山贸然动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11月10日，《北上宣言》出台，概括起来就是两项政治诉求，一是召开国民会议，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7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抵达上海，段祺瑞隔空回应，声称要在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革命阵营一时议论纷纷，前期派往日本联络朝野的李烈钧奉命返国，孙中山说：“段祺瑞约我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李烈钧答道：“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宫崎寅藏）等人，与总理素有交往，不如取道日本北上，先和他们晤谈一下吧。”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多次发表讲话，希望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莫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然而日本政府反应冷淡，倒是“临时执政”段祺瑞派去的代表受到热情接待。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乘船抵达天津，各界民众一万多人夹道欢迎，但孙腹部剧痛，面色苍白，只好直接至张园行馆休息。汪精卫出面宣读了一份书面谈话，大体说明三点：孙先生取道日本时曾忠告彼国朝野，应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孙先生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此行并无权位观念，完全是为了促进召开国民会议；孙先生对国民军驱逐清室的举动相当满意。

1924年11月，张作霖邀国民军首领冯玉祥等在天津日租界段祺瑞家中会谈，史称“天津会议”。图为天津会议后合影，左起 ：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后站立者为吴光新（段祺瑞妻弟，曾任陆军总长）

段祺瑞派许世英到津迎接，告以临时政府打算“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不过激地反对列强。孙中山听闻后对此大为气愤：“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不过气归气，孙中山第二天还是客气地给段祺瑞发了一电：“昨午抵津，承派许俊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七日晨入京，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维鉴察。”

政治分歧与病魔缠身

国民党与临时政府的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按照段祺瑞的想法，善后会议可以兼顾解决直奉战争后的纷乱时局和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筹备，国民党认为善后会议毫无必要，直接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不就行了。

其次，段祺瑞主张出席会议人员可由各方实力派产生，国民党提出应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等九个方面代表组成。显而易见，国民党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普罗大众，社会舆论当然倾向国民党一方。但在军阀割据的残酷现实下，想要通过“人民团体”实现政治理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得知孙中山染病，段祺瑞表现得非常关心和谦虚，先是电复说：“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这还不算数，同时又致函曰：“暌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行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孙中山果真是旅途受寒吗？据李烈钧说法，当日登轮进发日本神户，船行速度很快，加上颠簸，孙颇感不舒服，李询问病状，孙答肝病复发。李说：“总理乃有名之医学博士，缘何不早些自治？”孙似乎尚不重视：“到了天津再说吧。”

抵津翌日，孙中山即偕汪精卫、李烈钧、孙科等往曹家花园奉军总部，拜访张作霖。孙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却不以为然：“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异。”眼看气氛尴尬，李烈钧赶紧圆场：“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与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转而爽然大笑，孙中山接着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傍晚回到张园行馆，孙浑身忽冷忽热，请来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按感冒状配药，并嘱静养，暂时停止社会活动。晚上，张作霖回拜，孙中山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两小时之久。后据张学良透露，“孙来时只希望对统一问题有所贡献，但家父之意自以拥段为主，盖信唯段可以完成统一之业”。

1924年，孙中山在天津张园行馆门前与各界欢迎代表合影

滞留天津期间，段祺瑞数次派人携带《善后会议条例》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一直以抱病为辞，既不表示赞成，亦不表示反对。确实，孙中山的病势总不见好转，有时说话都很困难，施密特认为可能是慢性肝炎。12月24日，《善后会议条例》正式公布，孙中山对新闻界坦言，善后会议实质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表示继续坚持其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段希望孙“速驾来都”，孙仍以健康原因婉拒。25日前后，孙的病情恶化，疼痛愈加厉害，施密特提议，不如前往北京实行手术。经过几天考虑，孙中山改变主意，29日致电段祺瑞：“与医生商酌，决定于三十一日入京。惟养病期内，仍当暂屏一切，以期速愈。”

此时，冯玉祥因获得的实际利益比原来的期望要少许多，早已“辞职”隐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向段祺瑞、张作霖表示强烈不满。但北京城依然是国民军的天下，冯早就吩咐过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31日，鹿钟麟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机会见到久仰的风云人物，忧的是怎么把孙先生保护好。看到前门东车站人山人海，学生、民众挤得水泄不通，鹿急忙驱车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在那里先下车再进城，避免场面失控。鹿后来回忆说：“火车进站刚一停车，我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登入车厢，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从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孙中山感谢鹿钟麟的关切：“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全，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

革命先行者的不治之症

1924年最后一天下午4点钟，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前门东车站，临时政府全体阁员、各大学校长、各省军民两长驻京代表等悉数到站迎接，月台上的民众纷纷挥舞手中的红绿色小旗，争睹南方革命伟人的风采。孙中山强打精神，执意步行下车，向欢迎的人群含笑致意，随后乘车入住北京饭店。次日正是1925年元旦，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及临时政府秘书长梁鸿志登门贺年，孙中山再次挺起精神亲自接待，力述病体未愈，大约需要经过十几天以后，才能与段执政晤面。

1924年12月，孙中山在天津留影

为了进一步确诊，施密特与协和医院的医生们建议通过外科手术探查病情，但孙中山没有接受，只答应使用保守的内科治疗。当时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又不能一一谢绝，只好采取专人接待的办法，指定汪精卫、于右任、马超俊等人，分别负责接待军政界、社会各界人士及中外新闻记者。按马超俊的说法：“总理于卧房对门，辟侍从室一间，由我主持，来访宾客，我先予接见，非关重要公务及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每日来访者，数以百计。”人们发现，在络绎不绝的拜会中，唯独不见当初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冯信誓旦旦地说：“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来，做我们的导师，主持和平会议，组织政府，实行《建国大纲》中所写的那些政策。”后来的时局发展，冯感到无法向孙中山交代，有些不好意思上门，无奈委托夫人李德全代为慰问。

随着善后会议开幕日期的临近，苏俄顾问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策略，鼓励国民党积极参与，变会场为宣传政治主张的讲坛。17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筹思再三，我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临时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最后采纳许世英的折中调和办法，增加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在京国民党要人开会讨论，觉得临时政府诚意不够，只是部分接受人民团体，决定抵制。段祺瑞不再让步，会议于2月1日如期开幕，并在几天后召集法制院起草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党通电反对，号召人民团体自动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孙中山与段祺瑞走向决裂。

1925年，北京，孙中山公祭仪式上载有孙中山遗照的马车

这个冬天对于国民党人来说，注定充满坎坷与不平。一边是政治主张的永不放弃，另一边是总理的病情持续恶化。1月20日以后，孙中山的体温和脉搏出现异常，毫无规律，接下来的情况更糟糕，眼球开始呈现黄晕，甚至不能饮食。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临床判断“肝脏作脓，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马超俊问：“万一开刀，总理体力不胜，如何是好？”克礼很坦率：“只有听凭上帝做主了。”党人和家属谁也不敢一锤定音，最终病人自己拍板，同意手术。26日下午3时，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他吩咐汪精卫“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5时，外科主任、美国医生邰乐尔主刀，代理院长刘瑞恒亲自担任助手，施密特、克礼及其他几位医生亦到场，还特别允许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进入手术室。结果令人沮丧，孙中山的肝部坚硬得像块木头，癌细胞早已四处蔓延，在场多数人担心“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得吸出部分脓液，立即缝合。当晚，医生切片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

第二天，段祺瑞来了，马超俊延至天台花园客厅小憩，命手下打电话请孔祥熙等来陪坐，旋即入报孙中山，询问可否请段至病床前相见，孙始终未允，“遂以总理病重，无法见客为辞，向段婉谢”。马超俊心里有看法：“总理入京之时，段未亲至车站欢迎，住在北京饭店期间，亦未前来拜访，至此知总理病势沉重，始来探病，为时已晚。总理愤执政府之一意孤行，自不愿与其晤面。此实段傲慢于先，有意招致总理不快。”

手术后的头几日，孙中山的病情有所缓解，但在短暂的稳定后再次急转直下，刘瑞恒、克礼全盘尽告不治病状，孙闻后甚为安静，决心勇敢战胜病魔。协和医院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然而连续八九天累计放射四十多小时，病情仍无好转迹象。2月17日晚上，刘瑞恒代表院方郑重致函孔祥熙转孙中山家族，直言“孙先生所患为肝癌最末时期，已无生存希望”。18日中午，孙中山在宋庆龄、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及克礼医生和医护人员护送下，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秘书处发布启事：“此次迁入行辕，专为养病，一并宾客概未接见。凡到访者派员招待，惟以询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之事，暂时停止谈话。”

一代伟人逝世北京

孙中山的病情牵动各方，党内元老纷纷聚集北京。李石曾、张静江、宋庆龄等说服孙中山，改服中药，再结合西药治疗。孙自言生平不服中药，但事到如今也只好不妨一试。北京中医陆仲安曾给胡适、张静江治过病，疗效十分显著，汪精卫通过胡适延请其来，最初两剂中药确有效果，孙安睡良好，气色转佳，脚肿神奇般消失了。但第三剂下去，孙突然腹泻不止，据贴身副官马湘回忆，“排出粪便其色甚黑”。克礼摇头说：“肝癌之扩散并未因服中药而停止，中药只可有益睡眠，减轻痛苦。肝肿日大，家属等勿存奢望。”陆仲安束手无策，转请上海名中医唐尧钦、周树芬合诊开药，结果不特未能止泻，反而致使小便短赤，排泄困难，至此彻底停服中药。

何香凝从广州赶来帮助照料，看着躺在床上的孙中山和日夜侍病的宋庆龄，不禁眼泪直掉：“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建立的国家。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将来怎么办呢？”2月24日，孙中山痛苦地有些快要支持不住，医护人员轻声关照家属、党人：“先生处于极危状态，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的，现在恐怕已经是到时候了。”众人万分悲痛，公推汪精卫、孙科、孔祥熙、宋子文请立遗嘱，走到床前，四人均不知该如何启齿，似睡未睡的孙中山先开口：“你们有什么话尽管直陈。”汪精卫想了想，委婉地说：“当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假设不痊愈，我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知道先生有信心抗病魔，我们也愿意帮助先生抗病魔，但在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些许教训，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右）、孙中山长子孙科（左）、孙科长子孙治平（中）在灵堂前。灵堂两侧挂着挽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死之后，敌人更将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你们不怕吗？”孙中山问。汪精卫表示“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先生教诲我等甚久，应该相信我们”。孙中山闭目点头：“我已经著有许多书了，你们要特别注重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当场记下，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政治遗嘱初稿，加以增补修饰，全文读给孙中山听，孙听完后无异议。接着又读宋子文草拟的家事遗嘱，孙亦赞成。汪精卫本想请孙中山即时签字，但宋庆龄在室外早已泣不成声，孙对汪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据何香凝回忆，汪精卫等人后来综合考虑，改“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语调相对模糊，但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觉得“过左”。

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推荐一种新药“卡尔门”，3月1日起连续注射五次，孙中山的脉搏、呼吸渐次平均，不过腹水增涨如故。勉强注射至第七次，王纶彻底失望，长叹“药力不敌病势，虽对症亦无效”。11日晨，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开始散光，难过地提醒汪精卫：“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宋庆龄忍痛含悲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仅不可以阻止你们，还要帮助你们。”弥留之际，孙中山一度比较清醒：“我这次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的。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中午，宋庆龄托着孙中山颤抖的手腕，先后在政治和家事遗嘱上签下“孙文，3月11日补签”，稍后又用英文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下名字孙逸仙。病房的空气几乎凝结，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在场的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邹鲁、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等九人，则在“证明者”下面签名。12日9时许，孙中山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9时30分，一代伟人溘然长逝。遵照生前遗愿，遗体送往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鲜为人知的是，尸检病理报告显示，孙的不治之症实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19日，孙的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前往吊唁的人不计其数。4月2日，灵柩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送殡者数十万人。

1929年5月26日，北京，孙中山灵榇起运南下，鸣炮101响向伟人告别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的灵榇起运南下，28日抵南京，30日举行公祭，6月1日正式安葬于中山陵。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奋斗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始终在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由衷的景仰。

好 文 推 荐

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接见过夏梦。而鲜为人知的是，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叛逃事件的前一夜，在北戴河官邸放映了一部电影——夏梦主演的《甜甜蜜蜜》。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在当年足球九连冠的成员中，有一个人身高只有1米49，却是清华足球队的绝对主力，高考物理只考了5分，却是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头名，他的名字叫钱伟长。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二百多年来，英国陆军中一直存在着一支独特的部队——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雇佣兵。在西方媒体的包装下，这支部队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士兵”，俨然具有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声望，但事实的真相果然如此么？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获得本期杂志

国家人文历史

微信ID：gjrwls

长按关注

△点击图片进入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