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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河山:台湾铲了屏东抗日碑上这四字,忘记昔日日军从此地登陆侵台

2016-11-25 袁家冬、刘绍峰 国家人文历史

摘自《琉球群岛的地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经公众号城邦的世界(微信号:cb1648)授权转载,有删节。

在台湾屏东县石门古战场,有一座刻着“澄清海宇还我河山”的纪念碑,但据台媒11月21日报道,日前碑上的字迹已被拆掉,当地民众十分错愕。对于拆除碑文,屏东县文化处强调没有政治因素,只是想了解日据时期的字迹是否存在,拆下的碑文已被存放,正在研究如何呈现这两段历史。身为“牡丹社事件”受害者后代的原住民觉得不受尊重,有的讥讽道:“是抹灭历史的转型正义吗?”而在今年的8月11日,同样与“牡丹社事件”有高度关连性的高士村(当年抵抗日本侵略的高士佛社现今名称),复原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高士神社”,表彰“台日友好”的情谊。


1874年5月,日军于屏东县射寮村登陆台湾岛,随后入侵石门(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抗日派原住民强烈抵抗,但以失败告终,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身亡。“牡丹社事件”后,1936年,日方在此兴建铜制的“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以彰显日军在“牡丹社事件”中的“功绩”。国民党政府赴台后,屏东首任县长张山钟将碑文改为“澄清海宇还我河山”。


左图为台湾日据时期“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原貌;中图为国民党政府赴台后,屏东首任县长张山钟将碑文改为“澄清海宇还我河山”后的样貌;右图为今天的纪念碑


“牡丹社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昭然若揭。


日本明治政府甚至认为吕宋、琉球、满洲、朝鲜“皆可为皇国之藩屏也”,“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也”。


日本明治政府趁着清王朝的衰落,开始逐步实施蓄谋已久的吞并琉球的计划。中日两国在琉球归属的问题上明争暗斗,两国国家利益上的冲突愈演愈烈。而后来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提供了机会。



“牡丹社事件”纪念碑文


1871年11月30日,琉球王国两艘贡船从宫古岛出发,运送年贡去首里城,返回途中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区,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45名船员被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护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69名船员中3名溺死,其余66名船员泅水上岸后与当地高山族部落发生冲突,结果54名船员被杀害。生存下来的12名船员得到了清朝官员保护,被营救至府城,与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经由福建福州被送回琉球。


近代史上,这一事件被称为“牡丹社事件”。


1872年5月,日本驻北京公使将此事件报告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认为台湾、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附属国,“牡丹社事件”是中国的内政,当时并未作出任何反应。但是,后来这一事件的发展竟然彻底改变了琉球王国的地位。


1872年9月,“牡丹社事件”过了10个多月以后,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官大山纲良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派遣军舰到台湾的建议,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征讨”台湾的问题。

时任日本陆军驻鹿儿岛部队司令,后来成为日本驻台湾第一代总督的桦山资纪大力支持派兵“征讨”台湾,并积极开展针对日本政府内部鹿儿岛派要人的劝说工作。但是,日本明治政府认为,尽管琉球王国接受鹿儿岛县的管辖,可是,琉球王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附属国,目前仍保留着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且台湾更是中国的领土,“征讨”台湾涉及许多外交问题,不可造次。


但是,日本关于“征讨”台湾的想法引起了美国的兴趣。


实际上,台湾当地土著人与外国人以前也发生过多起冲突。其中,“罗发号事件”一直令美国愤愤不平。


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发号”自汕头驶赴牛庄,在台湾洋面突遇飓风,在红头屿附近沉没。14名船员乘舢板至琅峤尾龟仔角鼻山登陆后,被当地的土著人杀害,仅一名华人水手侥幸逃脱,乘船至高雄报案。


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闻此事件后,立即赶赴福州,与闽浙总督吴棠及福建巡抚李福泰进行交涉,请求依据中美《天津条约》,责令台湾地方官员营救幸存人员,并严惩凶手。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李仙得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清政府地方官几次以“番地为化外”为由推托,并不认真查办。最后李仙得避开清朝官员,利用英国商人,通过当地熟番头人的关系,与生番酋长面议了和约。


“罗发号事件”使通晓国际法的李仙得从“番地为化外”的用语中找到了台湾为“无主之地”的借口,并开始产生觊觎台湾的野心。



李仙得


此后5年间,李经常随同美舰赴台,与生番直接交流,成为著名的台湾通。

由于李仙得通晓台湾事务,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约见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时,建议日本就“牡丹社事件”直接与台湾生番酋长交涉,并将李仙得介绍给副岛。


李仙得对副岛说,台湾虽然归清朝管辖,但是清政府对生番之地并不能实施有效管理,所以生番之地是无主之地,直接与生番酋长交涉不会引起清政府的抗议。甚至李仙得还建议日本占领台湾。日本政府接受了李仙得的建议,派遣桦山资纪对台湾进行“考察”。


1872年11月,副岛上奏明治天皇,建议日本占领台湾生番的土地。这一建议对于当时的日本国力来说可谓过于大胆,时任日本大藏大臣助理井上馨等人从日本国家财政的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征讨”台湾最终演变为惩罚一下当地土著人。副岛开始了对清政府的外交交涉。为副岛种臣出谋划策的李仙得因此被日本政府以两倍于副岛种臣的工资而聘用。


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中国,针对琉球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的态度。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清政府官员表示,遇害的琉球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力争琉球为其属地,又陈述琉球漂流民遇害的详情,并且责问清朝为何不惩办台番。清政府官员则以“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予以推搪。这正中副岛种臣之下怀,“化外之民”的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和依据。

 

日本入侵台湾与《北京专约》的签订


1874年2月6日,日本明治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以惩办伤害“日本属国难民”的台湾“生番”为由正式决定出兵“征讨”台湾。


日本为“征讨”台湾做了周密的准备。首先,在外交上做好了准备,如果清政府提出抗议,则通过交涉赢得时间,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并见机和解。在交涉中先不流露占领台湾的意思,根据情况的发展逐渐实现占领台湾的既定目标。其次,通过对杀害琉球船员的当地生番实施惩罚,向清政府强硬表示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并设立了“台湾藩地事务都督”,由侵略军司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兼任,陆军少将谷干诚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任副职。参议员大隈重信任“台湾藩地事务局长官”,负责处理有关事务。


日军总指挥西山从道和他的下属军官们


1874年5月7日,日军在台湾南部的琅峤登陆。日军登陆前与当地的小麻里部落和猪劳束部落交涉时虚张声势地称25000人的大军随后即到,实际上日本投入的兵力只有3568人。当地的小麻里部落和猪劳束部落分别向日军表示和好。第二天日本军队开始征用当地居民修建营地,5月10日,日军后续部队到达后,陆续登陆成功。在整个登陆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并没有遇到实质上的抵抗。


对于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迟钝。起初,清政府对日本的侵台计划一无所知,直到1874年4月19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韦德处得知此事。之后总理衙门才开始准备对日外交交涉。


5月22日,闽浙总督李鹤年代表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台湾为中国领土,日军侵台违反了中国与日本于1871年9月13日签订的《清日修好条约》中关于领土互不侵犯的条款,要求日本立刻撤兵。但是,日本对此未予理睬。在与日本外交交涉无果的形势下,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地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全权处理台湾事务。


油画:沈葆桢入台


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同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台夏献纶等人从马尾分乘军舰前往台湾。沈葆桢等人到台后,立即开始与侵台日军进行交涉。


6月19日,潘霨、夏献纶等乘舰前往琅峤。6月21日,潘霨、夏献纶代表清政府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事宜。


潘霨、夏献纶指出,台湾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日本通告出兵台湾时应邀请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日本,对日本未提出邀请深表遗憾,并问西乡从道今后作何打算。西乡从道回答说,作战还在进行中,细节不便透露。清政府官员要求日本立即撤兵,台湾的秩序将由清朝军队来维持,遭到西乡从道的蛮横拒绝。


但是,西乡从道此时一再表明日本无意侵犯清朝的领土,日本无意占领台湾。日军“征讨”台湾的目的只是希望在当地建立清朝没有能力建立起来的安全秩序。因为日本军队帮助清朝在台湾维护安全秩序,所以清朝应当向日本支付相应的费用。如此会谈三次,未得结果。


进入七八月份以后,台湾南部天气炎热,因水土不服,侵台日军中恶性疟疾流行,每天都有士兵病死。9月至11月,为了保持战斗力,日军派出驻熊本步兵第11大队、第22大队和驻东京步兵第1大队接替侵台日军,但是,日军士气依旧低落。日本见战事不利,提出“和谈”,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9月,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顽固坚持台湾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


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面临很多困难,于是在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韦德和法美等国公使的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定作出让步,并于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约》和互换凭单。《北京专约》签订后,日军于1874年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在这次侵台战争中,出动舰船18艘,兵员3568人,其中,11人战死,1人溺死,561人死于疟疾,另有120名人夫死于疾病。军费支出771万日元。


《北京专约》是一项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愚蠢的清政府竟然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更为甚者,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之语。


这种苟且偷安的做法,不仅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借口,而且极大地纵容了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

 

“琉球处分”与琉球王国的灭亡


1879年4月4日,日本政府宣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5月27日,尚泰王与其他王室重要成员乘坐日本东海丸号离开那霸港,前往东京,被封为侯爵。琉球国从此灭亡。


1871年8月,日本明治政府开始在日本全国实施“废藩置县”的行政改革。


1872年9月,日本明治天皇趁琉球使节团赴东京庆贺日本王政一新之际突然宣布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向琉球国谕示:“肃清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港内,设置镇台分营,其余刑法教育等等,顺次改革。”之后,日本明治政府向欧美各国通告了废除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的决定,宣布今后琉球王国的一切外交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接管,并希望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可。


为了避免与清政府发生外交冲突,日本政府没有将此事通报清政府。


1875年7月10日,日本内务省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等前往琉球宣告日本政府的决定,强迫琉球改制,改奉日本年号,禁止向中国纳贡、派遣使节或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之惯例规定。“为确实刑法定律的施行,选派二三人上京;藩王需上京为日本之台湾出兵谢恩;设置镇台分营等。”


面对社稷崩塌和亡国的危机,琉球王国始终努力抗争,反复与松田道之交涉,要求保持琉球的国体与政体。


1879年1月25日,松田第二次出使琉球,威逼“对另纸通知书之答复,当限定为下月三日,过期仍不回答,则视为不予从命”。2月3日,琉球国王仍然不答应日本的要求。2月4日,松田离开琉球返回日本。


此时琉球国的命运已牢牢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日本吞并琉球只是时间的问题,琉球王国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


[日]林子平:《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1785年东都(今日本东京)刊行


1879年2月18日,日本明治政府向第三次派遣琉球的松田指令“琉球处分”事项。主要内容包括:向琉球国王宣布废藩决定,交出有关土地等文书,下令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


4月4日,日本政府宣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任命日本人锅岛直彬为第一任县知事。


5月27日,尚泰王与其他王室重要成员乘坐日本东海丸号离开那霸港,前往东京,被封为侯爵。琉球国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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