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新刊推荐 | 西安事变：全民抗战的起点

1936年是人类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二二六兵变”；3月7日，德军违反凡尔赛条约，进驻莱茵兰；7月17日，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保守派军官发动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签订《柏林协定》，一个月后又与日本签署日德防共协定，轴心已形成，世界无处不充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气息。到年底的12月12日，这股动荡之气终于传到中国——西安兵变，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身陷古城。事变消息一出，举世瞩目。

西安事变：全民抗战的起点

文 | 国历编辑部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形式迫使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改而联合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抵御外辱，收复失地。这次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一个篇章，那么“张杨联合”是如何诞生的呢？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败再败，张学良在舆论上承受了巨大压力，以至于辞职出国。归国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即被调往甘陕地区进行“剿共”战争，起初以为可以迅速完成“剿共”任务的张学良却在与红军的作战过程中屡屡受挫，致使他对内战逐渐丧失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不断压迫，身在陕西的杨虎城产生了联合外力共同御蒋的想法。而在与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中，杨虎城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产生了严重的反感。就在此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入陕，使陕西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夫妇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合影。前排左起：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后排左一为李宗仁

起初，对于东北军的到来，杨虎诚及陕军充满敌意。不仅在情报上不愿与东北军共享，就连补给上也是能不给就不给，实在不行就采取拖延战术。因此，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但因同样遭到红军打击，同样对蒋介石国策有怀疑乃至反感，终使杨虎城和张学良走到了一起，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

另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则是由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然而红军喘息未定，蒋介石已经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调集十几万东北军大举进剿。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图为蒋介石（前排左一）到达西安后，张学良、邵力子、杨虎城前往迎接

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积极展开统战工作。经过8个月的精心酝酿，终于建立起以中共和张学良为主体，广泛吸收杨虎城、盛世才等国民党反蒋派在内的联合战线，同时计划依靠苏联援助，在中国西北另立国防政府。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对中共的“西北大计划”很感兴趣，而今突然改变态度，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骤，“西北大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各地反蒋派的联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一旦西北国防政府成立，各地群起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势将四面楚歌。然而“西北大计划”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和“抗日反蒋”方针紧密相连的，当共产国际提出“联蒋抗日”后，这一计划在事实上已经流产。

“西北大计划”的流产，对张学良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既然联共之路难以走通，张学良就只能暂时保持对蒋介石的“灰色与忠顺”，而当四个月后蒋介石飞临西北督促剿共时，兵谏几乎成了张学良的唯一选择，西安事变的爆发便也顺理成章了。

华清池“扣蒋”无疑是西安事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蒋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闻行辕门外枪声响起，继而“连发不止”，凭直觉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墙而出。与此同时，进攻华清池的东北军亦开始搜寻蒋介石的踪迹……。

在这个拂晓，蒋介石卫队阵亡20余人，蒋孝先、邵元冲亦在混战中遇难，至上午9时左右，连蒋介石本人也落入东北军手中。随着陕西临潼黎明的突然枪响，蒋介石一再坚持的“剿共”战争被迫停了下来，中国历史进程走到此处悄然转弯。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陕西西安住处，华清池五间厅

很少有人知道，距离西安三百多公里的洛阳几乎第一时间获得了西安兵谏的消息，当身负轻伤的蒋介石走进新城大楼的那一刻，洛阳派来的一架双座教练机迫降在了华清池外面的麦田里。与此同时，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南京军政大员们如梦初醒，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改变这个国家走势和许多个体命运的大事。

从12月12日兵变开始，地处中国西北的古城西安就成了世界的焦点，无论是最接近暴风眼的苏联，还是东面虎视眈眈的日本，或是欧美诸国，几乎都在12日至13日间接到消息。英美虽未明确提出什么意见，但通过再三对蒋介石人身安全的关切，间接地向南京政府表达了他们希望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意愿。日本首脑便在外相官邸针对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前后4小时，最后决定采取“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的策略。尽管明面上强调“公正”与“静观”，但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表达出希望和平解决的意向，反而极力破坏，煽动战争。

苏联的态度十分重要。实际上在事变后的两天，苏联《真理报》就刊登了对张、杨很不利的社论，内容严厉责备张学良、杨虎城假抗日之名目，妄图制造国家分裂。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莫斯科回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意见虽有关注，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这个盟友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有所不满的。一开始并没因此调整政策，直到19日经讨论后才决定调整方针，中共中央虽然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依旧不赞同苏联所言的那样将张、杨视为叛逆，而是认为目前和平解决的障碍是南京的主战派。

在周恩来、宋美龄等人的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以事变化解为契机，中国不仅避免了一场新的“中原大战”，反而让国内各势力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统一起来。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也一改过去“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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