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廷“乞师日本”：日本为何不愿反清复明？

荷兰人所绘海图上描绘的郑芝龙形象（近处站立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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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南明朝廷无力支撑局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明朝多次向日本借兵，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北伐。但日本一直不愿出兵，这一战略设想最终无疾而终。

日本真能救大明江山吗？1592年和1598年，明与日本曾两度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这次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则称之为万历朝鲜之战，战争并未在战场上决出最终的胜负，因为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去世而不了了之。

万历朝鲜之战到北京被清军攻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明日两国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王朝已经失去了北方领土，朝鲜之战时的主力关宁铁骑也已经随吴三桂转投到清王朝旗下。在日本，丰臣氏政权也随着丰臣秀吉去世而灰飞烟灭，取代丰臣氏夺得天下的德川氏已经建立了幕府，当时担任幕府将军的是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家光，他的“武断政治”（即利用军事和经济上的压倒性优势对大名实行强力统治）让德川幕府在国内的控制力达到了顶峰。

郑氏集团的日本情结

时过境迁让明日之间无须纠结过去的恩怨，但南明向日本借兵并不是因为对昔日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有多么难忘的印象，或者认为日本会不计前嫌来帮助自己光复中原。南明之所以会多次向日本求援，主要是因为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的郑氏集团接受招安，加入了南明阵营，南明和后来的台湾明郑政权向日本借兵，大部分是经由郑芝龙、郑成功、郑经或他们的部将郑彩等人之手完成的。

郑芝龙18岁时到澳门学习经商并在澳门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而后，他到日本九州追随以平户港为基地的华侨海盗商人李旦。在平户期间，郑芝龙与一位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婚后不久，田川氏就为郑芝龙生下了长子郑成功和次子田川七左卫门。1625年，郑芝龙已经成为拥有数万部众的海盗首领，他也把活动基地从日本转到了台湾，郑芝龙一度称霸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多次被他击败。此后，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他率军消灭了昔日的结拜兄弟钟斌、刘香等，从而获得了朝廷的信任，福建发生旱灾，他还把福建饥民迁往台湾，开创了大陆向台湾移民的先河。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候，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一时间权倾朝野，虽然隆武皇帝朱聿键一心要光复中原，可郑芝龙根本不关心朝廷的北伐计划，在黄道周等人率军与清军苦战之时，郑芝龙没有积极配合他们与清军作战，反而是投入全力将福建打造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

德川赖宣画像，出自《南龙公神影图》（局部），现藏日本和歌山县立博物馆

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南明隆武政权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郑芝龙的地盘开始受到了清军的直接威胁，于是，郑芝龙想到向日本求援。他派出黄征明作为正使出使日本，但黄征明的船队遇到风暴，没能到达日本。之后郑芝龙又派遣陈必胜、黄征兰二人为使再访日本，这次使者到达了日本。郑芝龙一共写了8封求援信，其中两封给日本天皇，三封给幕府将军，另外三封给长崎奉行，在给天皇的信中，他写道：“附隆武皇帝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指明自己是为南明朝廷借兵，目的是要请日本帮助南明恢复中原。当时的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国家事务都由幕府主持，在幕府讨论是否借兵给南明时，德川家御三藩之一的纪州藩藩主德川赖宣说“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御三藩的藩主都是德川家康的直系子孙，血缘与将军家最近，势力也是诸大名中最大的，德川赖宣的谨慎论调在幕府内部和大名中赢得了广泛支持，最后，幕府决定拒绝南明的援兵请求。

日本支援了一批火器

郑芝龙这次向日本求援，表面是为南明向日本借兵，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他自己，扶持南明朝廷只是他的一个幌子。清军进入福建让他感到了压力，向日本求援，如能成功，则可让日本军队帮他抵挡一阵南下的清军。郑芝龙出身商贾，精于算计，他显然不会傻到相信日本会跨海出兵，打一场毫无益处的战争，他向日本求援还有另一方面的打算。郑芝龙势力的根基在海上，即便在大陆上无法立足，他也还可以退回台湾或者长崎，但当时的日本在德川家光的主持下已经开始实行锁国，海外贸易完全被幕府控制，郑芝龙在日本的生意大受打击，这才是可能动摇他根基的巨大威胁。郑芝龙借南明朝廷的名义给幕府和长崎奉行写信，就是要告诉德川幕府，他不是像汪直、李旦那样的海盗商人，而是南明朝廷的封疆大吏，如果德川幕府想和南明保持联系，就不应把他当作海盗一锅端掉。

郑成功画像，约17世纪中期，现藏台湾博物馆

郑芝龙并无忠于南明朝廷的打算，故而在隆武政权节节败退之际投降了清军。郑芝龙投降后，郑成功成为郑氏集团的统帅。与他的父亲不同，郑成功倒是对南明朝廷忠贞不贰、鞠躬尽瘁，他率军在各处与清军作战，并从福建出师北伐，还一度逼近南京，郑成功也多次向日本借兵，与郑芝龙不同，郑成功的借兵确实是想要联合日本，共同对抗清朝。郑成功共向日本借兵4次，由于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因此，他一直视日本为半个祖国，在第一次向日本借兵（1648年）的书信中，他写道“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1658年，他第三次向日本借兵，在书信中又提到“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一直未获成功，可日本没有直接出兵，但也给了郑成功一些资助，比如郑成功第四次向日本借兵（1660年），日本就给了他一批火器和刀剑以供军用。郑成功死后，继承统帅地位的郑经没有再向日本借兵，他只是给长崎奉行写信，请求幕府允许他把郑氏家族存放在长崎的钱财取回台湾，以作为“恢剿逆虏之资”，可这笔钱财最后被已经投靠清朝的郑泰孙子郑奎舍和侄子郑按舍领走，让郑经的意图完全落空。

黄宗羲

除郑氏集团外，曾为南明向日本借兵的还有黄宗羲等人，但这些人要么不清楚日本的情况，要么是在日本没有人脉基础，因此根本不可能获得日本的支援。黄宗羲1649年曾与阮美、冯京第等人一起出使日本借兵，在《日本乞师记》中，他写道日本“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因此根本无力出兵，结果导致了乞师无果而终。显然，黄宗羲并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也未能和幕府高层接触，只能通过直观感受得出日本太平日久，不再有一战之力的结论。

日本“华夷”观念改变

日本不出兵支援南明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经历了大航海时代和文禄庆长之役后，日本人发现世界是多中心的（中国、欧洲、印度、日本都是中心），非以往观念中那种单中心（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宗教以印度为中心），日本人的世界观也随之变化，从原来将中国视为“华”，将自己视为“夷”，变成了把自己和中国同样视为“华”，因而认为日本的国运不再系于中国，也就无须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以夷变夏”倾尽全力。

与日本完全相反的是朝鲜，在以中国为“华”的世界观支配下，朝鲜将清灭明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为了防止明朝灭亡，朝鲜全力支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派出1.5万人的军队投入明军阵营，结果在清军占领辽东后，朝鲜也被清军征服。即便如此，朝鲜仍坚持认定清朝不能继承“中华”正统，朝鲜记录出使明朝的史籍名为《朝天录》，而出使清朝的史籍名为《燕行录》，一个“朝天”，一个“燕行”，显示出朝鲜并不承认清朝作为“天朝”的正统性，只是将之视为一个占据了北京这一传统帝都的“蛮夷”。

朱舜水

日本“华夷”观念的改变，让南明向日本借兵的设想落空，但当时的明朝遗孤、遗臣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曾为反清复明进行过很多活动，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讲学，他主要讲授的是强调“大义名分”的程朱理学，主张“尊王一统”。显然，他所说的“尊王一统”是指中国应在明王朝之下实现统一，可他的学生却把这一理论转化为日本应该有一个正统的、有绝对权威的政权，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就以这一思想为主导编撰了《大日本史》，这部书的思想甚至影响到了“明治维新”中的“尊王派”。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不但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成为“华”，甚至开始用“中国”作为对本国的称呼，比如哲学家伊藤仁斋就曾写过“体天生生之心，贯万物，无间隔，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日本。正是因为不再视中国为世界中心，日本也就没有义务来救援南明，在考量是否出兵时，幕府完全从现实利益出发，这也是为什么黄宗羲这种代表南明朝廷的正使一无所获，而郑成功、郑经这种与日本关系紧密的武装集团首领却能得到资助的原因。

登陆场早被占领，军事上互信全无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讲，即便日本想支援南明也没有能力将军队投送到中国大陆上。日本出兵中国大陆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由朝鲜进入中国东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都曾选择这条路线；二是跨海进攻山东半岛，甲午战争中，日本一部分陆军曾在山东半岛登陆；三是在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登陆，也就是倭寇经常选择的路线。

南明向日本借兵时，清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华北地区，朝鲜也已经成为清国的附属国。此外，占领北京后不久，豫亲王多铎就率领清军主力南下攻陷了扬州、南京等江南重镇。然后博洛又率军占领了浙江大部分地区。日本军队可能选择的登陆地区都已被清军控制，以当时的军事条件，要实施类似诺曼底登陆那样的登陆作战根本不可能，即便登陆成功，与本土距离过于遥远也会让日本军队因失去后援和补给被困死。因此，日本根本无法配合南明军队作战，更何况，南明的北伐将领不是郑芝龙那样不思进取的，就是黄道周那样有心无力，也难怪日本连冒险一试的念头都没有，即便在郑成功逼近南京的形势下，日本也只是给了他一些物资作为支援。

德川幕府的军队构成是以陆军为主，因为德川家只想维持在日本列岛上的统治，从没有过征服大陆的念头，所以也就没有下力气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军。德川家光时代的幕府有着号称“八万旗本”的庞大陆军，与日本国内任何大名相比，这支八万人组成的将军亲兵都具有绝对优势。德川家光在刚刚继位将军时就曾恫吓前来拜贺的大名说，“家光和祖父、父亲不同，我从降生的那天起就是将军（也就是说他不像祖父和父亲那样是靠武力征服天下的），你们如果对我不服，可以拿起弓箭来，和我打一仗”。德川家光实施“武断政治”，最主要的弹压对象就是在“关原之战”中曾败于他祖父之手的西南大名，西南大名一直是日本水军的主要提供者，他们曾作为水军主力参加了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朝鲜之战，这时他们的军备受到了严厉限制，故此，在当时的日本，无论幕府还是大名，都没有足够的水军力量用于跨海作战。更重要的是，对幕府来说，如果借兵给南明就势必要发展水军，这有可能成为西南大名加强军备的借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德川家光画像，原藏日本金山寺，现藏日本冈山县立博物馆

幕府专注国内，把南明视为麻烦

幕府体制并不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政治体制，各藩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京都的天皇朝廷也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幕府只能利用军事和经济优势对各种力量进行压制，实施强力控制。这种体制下，德川幕府最希望保持的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政治局面，而最容易打破政治静态，进而干扰幕府对全国实施强力统治的就是外交事务，导致幕藩体制垮台的倒幕运动就是美国要求日本“开港”时天皇与将军意见不一致而引发的。南明向日本借兵，也有着和美国要求“开港”类似的问题，从郑芝龙借兵写的8封求助信就能看出，他当时同时给天皇、将军和代表幕府统治长崎港的长崎奉行写信，殊不知，这是幕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如果国内意见不能统一，幕藩体制就可能遭受冲击，只是当时德川幕府实力尚强，诸大名不敢造次罢了。但郑芝龙之后，南明历次向日本借兵，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有时找长崎奉行，有时找幕府，有时找天皇，甚至还有人去向萨摩藩求援，按照南明方面的理解，多方求助肯定比抱定幕府一棵树吊死好，但在幕府方面来看，南明却不断在给自己添乱子，因而只会把南明朝廷看作一个麻烦的存在。

德川幕府屡次拒绝南明和后来明郑政权的借兵请求，还有一个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就是他们认定跨海远征的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德川家康能够取代丰臣家成为“天下人”，除了丰臣秀吉去世让丰臣政权失去顶梁柱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丰臣家直系大名和西南诸大名在朝鲜之战中都损耗了大量的兵员和物资，德川家康却因躲开了两次出征而得以保存实力。德川幕府不但不愿自己派兵到海外参战，还把海外出兵当成了一种消耗大名兵力的手段。

萨摩藩的岛津家是德川幕府最为忌惮的大名，岛津家家风强悍，在“关原之战”中，岛津家统帅岛津义弘在败局已定之际，率军直接突击德川家康本阵，在击伤德川家将领井伊直政、松平忠吉后成功撤出战场。因此，岛津家一直认为自己并未战败，对德川家夺取天下心有不甘。为了削弱岛津家，德川家康要求萨摩藩出兵琉球，1609年，萨摩藩征服了琉球国。不难看出，德川幕府对海外出兵之事，根本就是避之不及，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南明朝廷和郑氏集团无论晓以大义，还是动之以情，也就都是无济于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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