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雍正朝"国耻"：大清高官因何向沙俄女皇下跪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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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扩张，至17世纪初叶始与中国接壤。1619年9月，以伊·彼特林为首的俄国使团到达北京。这是中俄两国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不过大明万历皇帝未曾接见这个既无国书，又未携带贡品的山寨使团。转眼到了1654年，沙皇俄国政府派赴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巴伊科夫使团，从俄国西伯利亚重镇托博尔斯克出发，来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清朝都城的北京。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中国首都的欧洲国家正式使团。由于有蒙古语和拉丁语的中介，语言问题没有成为沟通障碍，而礼仪问题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在清朝看来，这个来自遥远的俄罗斯的使团跟朝鲜、安南的使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慕义”或“慕利”而来的朝贡使节。顺治帝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致书察罕汗（沙皇）：“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贡进方物，睽其嘉之。”既然是贡使，按照清朝的规定，巴伊科夫需要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代表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这当然是俄国人不能接受的。实事求是地说，俄国沙皇的妄自尊大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爱新觉罗家族，这从俄国沙皇的冗长头衔就看得出来，“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部大罗斯、小罗斯的专制君主，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等国的皇帝，……一切北方国家的统治者，……许多其他国家，东南西北诸地的世袭阁替的继承者、君主和领主。” 起初，俄国甚至沿袭对付西伯利亚土著的办法，摆出征服者的架势，要求清朝皇帝（博格德汗）归顺俄国。所以在沙皇俄国，称号问题上的错误是绝不能宽恕的，每个使者哪怕是最低程度地损害了沙皇的声望和荣誉，必遭到刑鞭、斧钺、绞索的惩处。结果，只被允许以鞠躬礼表示敬意的巴伊科夫断然拒绝向顺治皇帝磕头，最后连国书也没有递交就返回俄国——不过并不是一无所获，巴伊科夫在北京出售了毛皮等俄国货物，在北京和归途中为沙皇采购了3万卢布的中国货物。
当时的俄国毕竟在中俄贸易问题上有求于清朝（“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它相比”），因此直到1676年，俄国决定在礼仪上做出让步。宣称自己不像清朝官员那样善于叩头的尼古拉·斯帕法里向康熙皇帝行了极不标准的三跪九叩礼，“叩得很快，头也没有到地”。照理来说，这与不行礼其实是一样的大不敬之罪，谁知康熙皇帝“表现出非凡的外交气度”，还赐座于皇帝斜对面“约八俄丈”的地方，使得斯帕法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皇帝的面容。后不久，康熙帝又异乎寻常地“在他寝宫所在的内殿”赐宴，再次隆重款待了俄使——就连向来被称为最忠顺的朝贡国朝鲜使节，也从未获得如此特殊的待遇。当时在北京“耶稣会士也对这种破例的做法感到惊奇”，认为“这种做法标志了（清帝）对沙皇陛下的尊重”。
无论如何，俄国使节在北京的礼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循斯帕法里之例，此后的俄国使节都对清朝皇帝跪拜磕头。但到了1729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这一年，雍正帝向俄国派出了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这也是中国向欧洲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略具近代色彩的正式外交使团。名义上，清廷出使的目的是祝贺新沙皇彼得二世登基，所谓“今值尔汗承继皇位喜庆之日，我国特派使臣前往致贺”。实际上当然不是那么回事，这从雍正朝以后无论俄国皇位如何更迭清使再也没有前去祝贺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当时清廷因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多次侵扰已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并藏匿青海和硕特蒙古反清头目罗卜藏丹津，拟以两路发兵进讨；而噶尔丹策零也在遣兵备战，双方剑拔弩张。故而探明俄国方面对平准战争的态度，争取俄国的合作，实为清廷平准外交筹划的完善之举，也是雍正皇帝派人出使俄国的真正目的所在。这点连俄国人发现了，他们的外交档案记载，清朝派出使节的原因就是“博格德汗为了彻底摧毁自己的主要敌人浑台吉（噶尔丹策零）”
这样，曾经令俄国人伤脑筋的礼仪问题就摆在了雍正皇帝面前。清使如何对沙皇行礼呢？照理说，经过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之后，俄国人剃胡须、改服饰、遵循西欧礼仪，那么依照欧洲宫廷的惯例，清使觐见沙皇时脱帽鞠躬即可。可惜眛于世界大势的清廷君臣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还对斯帕法里当年的不愿叩头的粗鲁表现记忆犹新，反而信誓旦旦地向俄国人表示，清朝使臣“必不如此”。雍正皇帝亲自指示使团，觐见俄国沙皇时，可以磕头——这点俄国方面当然是不会反对的，实际上，这是清俄双方用中世纪式的叩头礼，实现了在近代外交礼仪上的相互平等精神。
1731年1月14日，以二品大员，理藩院侍郎托时为首的中国使团乘坐九辆轿式马车，在红场31发礼炮声和鼓乐声中进入莫斯科。1月26日，清廷首席使臣等进入克里姆林宫，跪呈国书。俄国首席大臣代女皇（清廷使团赴俄途中，彼得二世去世，他的姑姑安娜·伊万诺夫娜继位）接过国书，随后放在女皇宝座旁边的桌子上。接着，按照俄国档案的记载，清使向安娜女皇献上了颇有些肉麻的贺词：“最英明最有威力的伟大的君主、女皇、全俄罗斯的女独裁统治者，博格德汗陛下派遣我等，他自己的使臣，前来恭贺女皇陛下继承俄国皇位，转达博格德汗陛下对女皇陛下的永恒友谊并向女皇陛下呈献国产之礼物一宗。博格德汗陛下还谕令我等向女皇陛下问安。博格德汗陛下祝愿女皇陛下永远顺遂，如同太阳永放光芒”。直至俄国译员三等文官斯捷潘诺夫全部译完中国使臣的致辞止，清廷使团成员始终跪在地上，并向俄皇行了三叩首礼。致辞毕，中国使臣起立，并一直面对着俄皇，退至当初呈递国书之处再次跪下，行三叩首礼。而后退出官殿，乘轿式马车回到住处。
头也磕了，贺词也念了，结果在最重要的准噶尔问题上，托时的出使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尽管雍正帝在国书里建议，清朝进攻准部而占领其领土时，如果俄国女皇“对与其邻近的土地有什么需求，清朝皇帝可把这些土地让给俄国”；可是滑头的沙皇俄国并不愿意改变在准噶尔问题上的骑墙态度。俄国对此建议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只是表示在既定事实发生的情况下，俄国愿就土地问题再与清朝协商。虽然俄国人同时又表示“女皇帝国幅员辽阔，不愿归并别人的任何领土”，这恐怕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众所周知，北极熊对土地的渴望一直是非常强烈的，对于别人送上来的土地，更是不会拒绝，那么这次为何没有明确表态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准噶尔蒙古亦是内陆亚洲不容小觑的势力，以当时俄国在中亚的军力，对其并无胜算，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俄国军队就曾开进额尔齐斯河上的准噶尔领地雅梅什湖，构筑堡垒，当即被准噶尔军击退。另一方面俄国也有把准噶尔蒙古当作制衡清朝砝码的打算。早在1727年清俄《恰克图条约》谈判期间，俄使在呈宫廷的报告中就曾提出，“由于这个邻邦（准噶尔部）将来可能成为俄国防御中国人侵犯的一道屏障和极为有利的同盟者，所以不妨与他友好相处。”
尽管没有完成外交使命，托时出使本身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月后，3月1日托时与枢密院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会晤，收到枢密院给理藩院的复函。次日，再次拜见女皇，致谢并辞别返国。清廷对于他的出使也表示满意，先后在刑部、工部、户部任职之后，托时被外放漕运总督的大肥缺，可谓仕途得意。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次破天荒的出使，在清代官修的《清世宗（雍正帝）实录》里居然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帝对乃父所为不以为然者甚多，雍正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在乾隆帝一上台就成了禁书就是一例，在乾隆帝看来，派遣托时等遣俄使节向异国君主磕头，根本就是一种国耻，故而将其从实录中删去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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