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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元首的士兵:“第三帝国”军人赖以战斗的精神力量分析

2017-02-22 菲利克斯·略莫尔 国家人文历史

摘自《窃听:“二战”美军审讯营秘密监听档案解密》,三联书店2017年1月,经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授权转载。

1942至1945年间,美国情报机构在华盛顿附近的亨特堡秘密营地对数千名德国战俘施行监听,并留下了厚达几十万页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久前才被公诸于世。历史学家菲利克斯·略莫尔是第一个对这份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的人,他的阐析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全新视角。在战友间的谈话中,士兵们讲述各自的前线经历,吹嘘自己的种种“英雄事迹”与“恶行”,袒露其内心的恐惧以及对希特勒的看法。档案中记录的每个士兵的生平经历,也让我们对这些人的生存状态、行为自由度以及思想和行为获得了真实的了解。这份特殊资料的公开,使军服下的德国国防军第一次露出了个人化的面目。


士兵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固然没有多少独立性,但只把他们看作完全被动的棋子也是不恰当的。

 拍摄于1947年3月4日,一位被美国俘虏的德国士兵,回到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家乡却只发现一片废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约1700万名军人穿着纳粹德国军装走上战场。不过,仅仅因此就说明他们都是为了纳粹的“卐”字符而战吗?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士兵的行为中哪些是他们身处的纳粹时代及社会所独有,哪些又是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军人的共性相吻合?如果德国军人脱下纳粹军装,换上美军、意军或日军军服,他们的行为是否会不同?如果在亨特堡被监听的战犯不是纳粹国防军,而是苏联红军或英军,他们的言语意味会不同吗?如果参战的是德意志帝国或联邦德国国防军的部队,他们的作战方式是否会与纳粹德国国防军有什么不同呢?


暴力在任意不同的时代背景或国家对人的影响是否始终相同?“战争就是战争”这句老话是否经得起推敲?战争暴力是否具有各自时空文化特点?历史心态、社会观念或意识形态信仰对于实施和应对暴力有何影响?此外要弄清楚,士兵个人观点和看法对其行为有多大影响。军事和战争是否真的消弭了所有个体差异?或者对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士兵们在战斗中各自秉承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看法,这对他们的行为有何影响?无论是大日本帝国、大英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纳粹“第三帝国”,情况是否都一样?


这些问题显然没有统一答案,答案都要从战争的本源去寻找。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去了解当时的人到底在想什么。至于真正推动当时行为的契机——我们只能去推测而无法找到证据。进行社会心理学实验,也无非是模拟重建某一场景,依然无法将过往还原到当下。对战争中士兵行为所下的结论,除从历史角度推断得出之外,也是从当时士兵的言论中总结的。亨特堡监听档案这样的信息来源,造成了我们讨论视角的分野。显然,战争和军队具有其不变的基本特征和一定之规,然而如果不考虑交战国的文化因素,就无法把战争解释清楚,遑论战争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多样性。


 亨特堡监听记录——用打字机记录的“房间对话”


在战争中,士兵的行为至少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自身战斗经历和战争动力,各自社会及军队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在部队文化以及士兵个人的性格、气质等。这些因素自身不断变化又相互交织,以不同的分量塑造出各异的战争态势。国家的军事文化、军事标准体系和代表模式也同样决定着战争的方式方法。战争经验反过来影响士兵对现实的感知,实践则塑造了士兵对暴力的个人标准。至于战斗方式,主要取决于参战部队的特色——来自每个士兵以及他们的上级。


如果各场战斗是战争的核心,那么第二重要的必然是各国参战的士兵。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多与对肉体的伤害有关,并往往带来生理方面的过激反应。例如饥饿、寒冷、疲劳、疼痛、复仇欲望、炮火轰击、对死亡的恐惧、杀戮、战伤,这些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人带来的感官冲击显然不会与先前或之后的战争冲突有任何本质区别——对法国或美国士兵来说,感受也与德国士兵没什么不同。连爆炸声和枪炮弹药的呼啸声,战场上的残肢断臂还有弥漫的尸臭也别无二致。暴力对士兵心理的影响也大体类似:战斗引发士兵的压力,释放肾上腺素并激发下意识反应。无论如何,暴力本身并不因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而变化。类似的并行状况也存在于军队的内部生活中,部队的集体力量不是因其属于某个国家或存在于某个时空背景而产生的特性,相反,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社会属性相关。在任何地方,集体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集体的标准高于个人标准,内部的阶级则在此基础上决定个体如何服从集体规范。这并非历史特有,而是社会心理学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在民间社会的共存生活中也起着同样的决定性作用,在军队中则表现更为显著。简言之,“二战”中各国士兵有不少共同点,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有相同和相近之处。但是,不能让这些基本属性的相似造成对军队行为差异的误解。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战争的发展过程既形成了统一性,也存在了分歧和差异。各参战国的士兵来自不同的社会,秉承不同的道德标准——同时又互相重叠、交叉。“二战”中,各国军队心理预期和出发点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自19世纪起就在各国萌芽发展,在奉行纳粹主义的“第三帝国”则表现得尤为极端。军国主义并非德国专利——在其他国家,对军人、武力和雄性力量的狂热崇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普遍存在,各国男性对军事和战争的认知也颇为相似。不仅是德国士兵,他们的盟友和对手也肯定希望做个好战士,当个勇猛的真汉子。不过,各国军事文化在此基础上的各自发展是不能忽视的。


一位美国士兵正在瞄准准备射击,1945年3月拍摄于莱茵河谷


“第三帝国”军队中,士兵们深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袍泽情谊和硬汉情结的影响,渴望战斗和出征,履行义务、勇于牺牲成为他们的信条。那些身经百战、矢志不移的战士便是上述精神的化身,而这在其他国家军队中也同样如此。一支军队中有多少这样靠内生力量战斗的军人,是由军队历史背景决定的。在国防军中,这个特点无疑非常突出,不仅是由于德国民间的尚武传统,而且还与德国当时常年征战造就的坚强军人核心不无关系。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国防军即使早就明白将要战败,尚能在“二战”中坚持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国防军通过推行集权意识形态实施肆无忌惮的独裁也是其历史特征之一。当然,这也不是说每名国防军士兵都被这种意识形态武装到了牙齿。亨特堡的监听记录显示,许多普通士兵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不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士兵不议论这些话题,并不说明他们对此没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效忠于希特勒,而且在他们看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理所当然。忠诚是德国军人的常态,因此他们也非常忠于他们军人的身份。他们的认知模式和对敌人的印象可以说受了意识形态的彻底影响。国防军并不是一支政治化非常彻底的军队,国防军士兵中按老一套做法狂热地为世界观而战的军人不过是很小一部分,但其政治背景决定了不少岗位仍是由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军人来担任的。


德军士兵的心态与其他参战国的士兵相比到底有何突出之处,这点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成果是有限的。因为要系统地比较德军士兵与“二战”美军或苏联红军的区别,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亨特堡的档案固然理想,还需获得盟军士兵的材料作为比对,这些资料当然是不存在的。直到我们发现一个例外:数百名意大利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关押在英国战俘营里,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受到了监听。最近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巨大差异:意大利士兵对军人角色的理解与国防军相去甚远,他们对投入战斗的认识明显不足。对于那些在德国国防军中广为传诵的如勇敢无畏、战斗意志及牺牲精神等价值观,意大利士兵也并不十分看重。不难推测,意大利军队与德国军队间的这些区别导致意军战斗力明显低下。


 1945年拍摄于德国


在战场表现这个战争的核心问题上,文化特色的确也能够产生不小的影响。例如巴尔干和苏联境内的暴力文化特点就是很好的例证。当地存在一些西方军队中不常见的暴力行为:例如将俘获或处死的敌人像仪式般地肢解,“二战”前后的其他战争也能证实这一点。在苏联红军中,对自己人下手是很常见的。他们常常不顾己方士兵死活的态度所引起的内耗相较于纳粹军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红军的作战方式和国防军在其他战斗中所经历的对手不同,这点任何一个在东线参战的德国士兵都不会否认。


从战争狂热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出日本帝国军队其右。太平洋战争中的统计数据尽人皆知,更能生动地说明一切。美军活捉的日军战俘数量低到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军部队中奉行的种族主义——不少战斗中美军都实现了“零战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军的文化特质。他们早已认定,一旦在战斗中被活捉入狱便会遭虐待和被杀——按照之前亚洲发生的各次战争,这种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在日本社会中,人们也认为士兵在战场上被敌人生擒是奇耻大辱。如果军人不战斗到最后一息甚至还主动投降,那么不仅会被认为是犯了大忌,整个家庭都可能名誉扫地。“二战”中日本士兵赴死的勇气无人能比,很多人甚至被俘前选择自杀,只有此类特殊心态才能解释这一切。这一例子也证明:战斗表现并非在任何国家或时代都一成不变,而总是受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而战争也确立了其自身规律,很多在平民社会中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在前线都司空见惯。不过两者也不能完全割裂,毕竟士兵始终是他们所属社会的产物和其中的一分子。


假如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争风格,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个前线的战斗应大同小异——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西线战场和北非、东线战场不同,对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和太平洋战争也大相径庭。造成区别的原因中,像战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这些是不可改变的,其他因素则都是人为的。一地的战斗是否比其他地方更激烈,首先取决于军队将领的意愿——例如在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和谋略;另一方面,战争中暴力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同斗争方式和暴力文化对撞的结果。这样看来,“战争就是战争”这句老话并不确切。


 东线战场上的德国兵,1942年春


在国家层面之下,士兵身处的军事环境也造就了进一步的差异:这些区别不仅存在于各国间的战争整体之中,在不同国家、部队中也同样存在。每一支军队都拥有数量繁多的下属部队和各类组织,其风格和特点各异。各兵种及每支部队中又都有独特的部队文化和标准。各国特有的价值观体系自上而下地为部队的普适标准奠定了基调,也决定了在士兵眼中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在一般的步兵部队中,这一差异并不大。然而在精英部队和特种部队中,情况却大不相同,其集体观念无疑将体现在战场上。如武装党卫队的核心部队与国防军或伞兵部队的精锐部队相比,作战风格更为顽强。


然而,就战斗力强弱而言,仅考虑部队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够的。因为即便是同一序列中的部队,也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区别——例如,最明显的差别即存在于那些组建较早的老牌部队和战争后期才组建、战斗力明显下降的新部队。像大多数 1943年至 1944年间组建的武装党卫军部队,其战斗力已无法与国防军精英部队相比。国防军的战斗力也同样有所下降,例如,精锐伞兵部队的战斗力一度能与武装党卫军特种部队抗衡。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由各路人等重新组建的伞兵部队早已今非昔比。在部队的整体环境下,士兵个人也扮演一定角色。集体从根本上说都是成员个体的总和,这一原则对军队同样适用。一支部队的表现,除了和战场状况有关外,显然也受士兵装备、武器和供给等物质条件制约。不过战士的个人经验、能力和主动性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一支部队的战斗表现是由每一名士兵的战斗意愿共同组成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方能解释为何国防军不同部队在类似的装备及作战条件下,表现差异仍如此之大。


德国国防军


由此,便涉及了战争的个人层面。在军队和军事领域的大环境下,士兵个人的性格也是关键性因素。对亨特堡监听记录的分析揭示了国防军士兵间迥异的性格和习惯作风。虽然他们都必须遵守军队的集体标准和价值观,避免失格,但他们个人对国防军军人道德的认同程度不尽相同。对于基本共识之外的事情,士兵们的看法往往各异。我们将国防军士兵的战斗动机分为群体因素和内生动力两个方面:群体因素迫使他们去服从命令和要求,满足上级和战友的期望;内生动力则是士兵们内心中被国防军推崇的军人美德:战斗成为这些人的个人愿望,战争则完全主宰他们的思维,以至于即使在被俘后,他们聊天的话题也不外乎战争和军事。


许多证据证明,士兵的不同习惯、动机也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差异:当群体因素和客观现实共同作用时,在如何利用好战争中那些渐进发展的回旋余地这个问题上,士兵们的表现是有差别的。个人意愿和形势的紧迫性哪个对士兵行为影响更大?从众心理以及战争本身的驱使能对国防军士兵的行为做出不少解释,但并不是全部。尽管在暴力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不过考虑客观实际和其所处的军阶,士兵在决断力和承担个人责任方面还能有些作为。


士兵对自己军人角色的诠释,会再次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响。士兵们在早期平民生活和之后的军旅生涯中受群体影响的过程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亨特堡的监听记录使我们得以对此展开研究:我们从中了解到国防军士兵的个人气质如何影响其战争心态,同时也证明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出生地、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等因素都无法单独左右士兵的想法和感受,只有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角度出发,才能了解士兵是如何被社会环境打上烙印的。社会因素对大多数国防军士兵的影响比较细微,他们很少会极端地对纳粹教条全盘否定或狂热支持。在多数情况下,士兵们不管与纳粹政权和军队是接近还是疏远,过程大都是渐进性的。社会烙印很少使士兵们从根本上支持或反对纳粹,其更多的作用在于让士兵在国防军这个强调“随大溜”的空间中找到所处的位置,以及如何去接受和扮演自己的角色。此外,年龄这个个人指标对士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早已对此有所揣测,亨特堡的监听档案则给出了确凿的证明:国防军中的年轻一代成长在“第三帝国”,他们自幼便接受纳粹主义教育并最终成了极为忠诚的军人。受社会影响的时间、条件和环境对士兵们受群体影响的程度有显著作用。美国对国防军战俘所做的问卷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与那些成长在“第二帝国”或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年长战友相比,希特勒青年团时期的年轻一代更加忠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并笃信德国会最终取得胜利。这说明纳粹的教育和“洗脑”是有效果的。


1942年秋,一名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建筑上悬挂纳粹旗帜


在国防军中,士兵的军人属性不仅与其个人气质紧密相关,还会对其进一步加以塑造。尽管存在集体约束,士兵的从军历程仍然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毕竟制服本身能对士兵习惯的改变不多,只有投身战场方能在历练中真正成军。不少人在少年时或在希特勒青年团中便有志参军,也是拜德国社会文化传统和较高的军事化程度所赐。大多数德国人对军队心生兴趣,要求他们参军也并非难事。直到真正投身战争,受群体影响的决定性阶段才刚开始。士兵在军队待的时间越长,其作为士兵所获得的认可越多,他们与军队的共生程度也就越深。一般来说这是条必经之路,因为正常人做事之前都先要明确其意义——尤其是在实施暴力时,施暴越多,为自己开脱便越多。士兵在前线战斗越久、杀戮越多,便越坚信战争的军事信条,因而更能以严守军人的道德风纪为己任。士兵受战争锤炼的程度,除了与他们的战斗位置、所在部队和职能直接相关外,也与他们的年龄和生活经历有关,如何实施暴力则取决于他们的固有动力。然而,为了合理安排这些久经战争考验的士兵,德国并没采取世界各国军队普遍认同的逻辑,而更多的是来自国防军和纳粹政权,具有本国社会特征的特殊模式,使得其军队群体性进一步受历史文化作用的影响。


国防军士兵的认知也同样受个人特点和历史文化的双重影响。研究国防军历史,不能对其历史文化背景避而不谈。人们的行为并不直接由假想的客观情况决定,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对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人们对现实的态度通常来自自己眼见的现实。对亨特堡监听记录及问卷调查的分析证明,士兵对战争的感知与其所处的不同地位密切相关。他们同国防军及纳粹体制依存程度越高,世界观越与纳粹保持一致,也越可能否认时代的总特征。偏见程度取决于个人态度,越是固执己见的士兵,越无法客观估计战争形势,反之亦然。德军中的一些中坚分子直到 1944年底、 1945年初仍相信德国会最终获胜。当战争发展到毫无退路时,这种观点往往大行其道。特别是对于那些掌握话语权并发号施令的指挥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士兵并不全是受现实驱使的人,也不是军事机器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客体,将国防军中军队组织与士兵间的关系只看作完全单向的梯度关系,显然是不适当的。国防军整体结构和其中个体间的辩证关系显然更加相辅相成、各有千秋。在战争中,普通士兵普遍无力左右战争的整体局势,他们受到来自机制与规则、客观事件、上级和团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矛盾也恰恰始于此:团队终究是由各个成员组成,仅仅是每名士兵在军中的存在便影响着部队整体对个体的控制行为。在他们观察战友行为的同时,也时时承受着来自战友的目光。士兵处在军队环境中并受其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就的。


1941 年10 月28 日,维尔纳与赫尔曼在东线战场偶遇。这是一对境遇悬殊的兄弟:赫尔曼身着精英坦克部队的特殊制服,翻领上有铁十字勋章,胸前别着重伤勋章。维尔纳身上也不乏军人气质,与身边面容严肃的弟弟相比,明显逊色了不少


国防军中的群体秩序并非一成不变,一名士兵在战场上生存时间越久、战斗力越强,立功和所受嘉奖就越多,其享有的权威便越高,也能更多地参与下达军令。当这些人的地位在有形或无形的军队阶级中不断上升,他们在部队中的权重就越大。不管最后是凭借经验逐渐成为部队权威,还是直接被任命为指挥官,从最基层干起的老兵皆须经历这一过程。下层军官和士官规模不断扩大,并通常成了部队的顶梁柱。在部队结构的顶端,这个原则又生动地体现在下级和中级指挥员身上。这些人中大部分常年征战,早已与部队和战争融为一体,为纳粹政权战斗的信念早已深入腠理。他们多年服役的经验以及受到的嘉奖和认同使他们在各自的部队中成为了正式长官或非正式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国防军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现有的部队中他们是脊梁,在新组建的部队中他们则是核心。他们影响着整支部队的结构和风气,在战斗中为其他士兵做出榜样,并承担传播政治思想和军人习惯的职责。他们是整支军队的核心,也是国防军最强有力的支柱。士兵在国防军的格局中融入越深,他们拥有的掌控力便越大。在历史上,军官和他们的副官是形成战争意图的主要因素。虽然他们也同样承受着来自群体的压力,客观上也常常无能为力,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其能够直接决定前线上的战争走势。他们自己具有影响外界的力量,诸如世界观和政治理念等个人态度也在发挥作用。首先,这些领军人物有能力将其意识形态灌输到部队行动中。受到这些军官和军士中忠实的纳粹分子的影响,国防军在战斗中也体现出潜在的纳粹意识形态特征。并不是所有国防军士兵都得通过军服上的纳粹党徽来证明他们有能力为纳粹政权而战,当时许多指挥官这么做就足够了。


然而,这些不同级别的指挥官却最终渐渐从“二战”的历史中消失了,确切地说是从后人对历史的描述中消失了。时下的历史学研究越来越忽略个体及个体对历史的影响,认为各种行为的根源都是那些不由个人决定的力量,如人类的固有本质、社会心理学概念中的下意识行为以及地缘条件、最高领袖,等等。本书的研究揭示了之前未受重视的一些因素:首先是打消了那种对在集体化紧急状态和极端暴力环境下仍能实现个体自决的理想主义看法。如果只从这种角度解读历史,那么在一些情况下,对历史的描绘就会显得过于骨感。例如,在当前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一项研究中,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仅仅被解读成“出于恐惧”,就如同把历史研究拉回到传统意义上那种只考虑帝王和独裁者自身影响力的“伟人生平”水平上一样。士兵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固然没有多少独立性,但只把他们看作完全被动的棋子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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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窃听:“二战”美军审讯营秘密监听档案解密》

作者:[德] 菲利克斯·略莫尔

译者: 强朝晖、俞悦、高玉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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