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新刊推荐 | 盗敦煌
2017年3月上
1900年6月22日，对王圆箓道士而言，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雇人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的积沙工作仍在继续，一个藏有数以万计，以多种文字书写，跨越几个世纪的文书及纸绢画等物的石室却被赫然发现。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出现。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就这样围绕“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劫掠”缓缓展开……
文 | 国历编辑部
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他用4锭马蹄银（相当于200两白银）从王道士那换来了无价之宝——完整的文书3000卷，其它单页和残篇约6000多篇，绘画500幅，包括24箱古代文献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为大英博物馆带回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成为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因他志得意满在伦敦展示敦煌“战利品”，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极大轰动，进一步加剧了探险家们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敦煌等地的掠夺。
接踵而至的伯希和传闻用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五千卷子。另外还从王道士那买了38件来自石窟的大型绘画。伯希和骗取的经卷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约90%以上，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而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世俗文书，数量则很少，大多被伯希和盗去，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共376幅。他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他的这些记录，成为很宝贵的、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莫高窟第16窟，地面上堆满了他从藏经洞内取出的文书，图右的小门就是第17窟——藏经洞
1909年9月，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分享”了他在藏经洞中精挑细选的几件精美文书，北京学术界至此才意识到在广袤的西北大地掩埋着无数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而敦煌文书的历史比被他们视若无价的的宋版书籍还要久远得多。在学者的连番迫切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令王道士将文书就地封存，并且拨银六千两，将劫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的京师图书馆保存。在腐败不堪的晚清政权下，这六千两用来抢救珍贵文化遗产的“救命钱”，也被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到王道士手中已是所剩无几。王道士心中忿忿不平，偷偷地取出一些文书私自藏了起来，以待买家上门。
大谷探险队便是在1910年敦煌文书解送北京之后，首批获得王道士私藏文书的外国探险队。在前往敦煌莫高窟掠取藏经洞文书和其他珍贵文物的五个外国探险团体中，大谷探险队的两位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与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华尔纳相比，缺乏学术素养。这个打着“寻佛教之根”的旗号，在“西域考古时代”登场的唯一一支佛教探险团体，在敦煌和中国西北地区盗取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资料，对诸多佛教遗迹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流散至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大谷探险队盗取的部分最为“神秘”。它的“神秘”不仅仅在于获取文书的细节模糊不清、文物出土的地址也未有详细记录，也在于一部分文书的数量、内容和收藏处至今未公诸于世，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有一些疑问已经永远无法得到答案。
1911年10月-11月，吉川小一郎（左一）与敦煌的房东合影
当英、法、日等国纷纷将贪婪之手伸向敦煌这个举世罕见的宝库的时候，俄国自然也是心痒难耐。而事实上，从敦煌莫高窟攫取第一桶金的并非英国人，而恰恰是俄国人。早在斯坦因盗取千佛洞珍宝之前，俄国的奥布鲁切夫就已经从敦煌载宝而归了。他盗骗而得的珍宝运回俄国后，吸引了不少炙热的目光，也加速了敦煌盗掠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登场，那就是鄂登堡。鄂登堡是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在科考研究的基础上、用专业的眼光去盗掠敦煌珍宝，虽因抵达敦煌较晚而所获文书多为残片，但仍是难能可贵的真品。他盗掠的敦煌文书数量多达11014件，其中364件是写本手卷，10650件是残片，不仅包括考察队在莫高窟除藏经洞外的其他洞窟中搜盗的遗书，还包括北京政府在运走敦煌文书时遗弃的一些文书残片和一些因不感兴趣而未运走的藏文文献，以及从王道士手中获取的汉文、回鹘文写卷等等，虽然并非全部出自藏经洞，但都是莫高窟保存下来的文物真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对壁画的处理上，他也别出心裁，不仅亲自选定一份研究名单，安排人进行拍照、临摹、记录，还率先想出用整块切割的方法带走完整的壁画16块、碎片61块，这要比后来者华尔纳的胶布粘剥法更安全、便捷得多，既减少了对壁画的损害又便于运输和存放。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南壁中部画佛教史迹画，自西向东依次为：1. 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2. 东晋扬都金像出渚（大部被华尔纳盗劫破坏）；3. 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下部画菩萨七身
就在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人拼命盗劫敦煌文书、剥离敦煌壁画期间，罗振玉为推动学部购买藏经洞余经尽心尽力，张大千、于右任等人为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献言献策，常书鸿为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守护敦煌莫高窟，奉献一生……这些守护者如罗振玉、周炳南、于右任、王子云等，比之那些贪婪的外国“探险家”，稍显后知后觉，姗姗来迟，但在抢救保存敦煌文书、壁画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话 题
延续几百年的猎巫行动
自从J. 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问世以来，巫术——或者换个好听点的词叫做魔法，就成为当代流行的奇幻文化之一。和《哈利·波特》主线故事情节不同，《神奇动物在哪里》虽然也提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邓布利多、伏地魔等名词，但仅仅是将其作为背景设定，甚至就连故事发生地也从英国挪到了新大陆的纽约，时间也从现代回溯到了1926年。在影片中，民众对巫师有着几近不正常的恐惧，特别一个反巫师团体中有名小萝莉，在游戏时哼唱着一首猎杀女巫的童谣：“女巫一号，淹死在河里；女巫二号，必须绞死她；女巫三号，要看她被烧；女巫四号，鞭打转一圈。”听上去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另一方面，巫师对自己会使用魔法之事暴露在公众面前有着神经质般的担心。影片中借魔法国会上层人物之口屡屡提到，一旦公众得知他们的存在，就立刻会引发“战争”。这个细节还真不是作者或者编剧夸张，事实上，在“麻瓜”世界（《哈利·波特》中对不会魔法的人类的称呼，即为普通人世界）里，旨在迫害这些魔法师，或者说巫师的《巫术法案》要直到1951年才最终被正式废除。在15至18世纪的三百多年间，欧洲国家先后掀起了一场针对所谓巫师、巫术的迫害狂潮，许多人在这场“猎巫运动”中失去了生命。
《宗教审判庭》，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戈雅，油画，现藏马德里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被告戴着沉重的高帽正在接受审判
在中世纪的西方，巫和巫术已经被与魔鬼画上了等号。但从认定巫师是魔鬼到全民主动出击抓魔鬼，大搞猎巫运动，这中间还是差别蛮大的。此外，西方中世纪的对巫师的认定也不是现代许多人想象得那样简单，不是随便指认某个人是巫师或者巫婆，就能抓起来大开BBQ烧烤大会的，而是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法律手段，要经过许多法定程序。但中世纪的人们却似乎一点也不嫌麻烦，哪怕手续再繁琐，也还是要在人民内部大抓巫师，这又是了什么呢？据后世学者分析，中世纪猎巫运动能开展起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收成不好、生意不好、天寒地冻、六月飞雪、隔壁老王突然得怪病死了……这些事要怎么解释？那些中世纪的统治者总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压榨得太狠，使得你们缺衣少食，没有能力改善生活，因而导致生活愈发痛苦吧？所以，这一切肯定是都是魔鬼作怪！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社会需要猎巫运动，让普通民众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恐惧和不满，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也需要猎巫运动，让自己神权和王权得以稳固。
视 听
在《爱乐之城》中，看懂歌舞片历史
在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此前获14项提名的大热影片《爱乐之城》一举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六项大奖。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极具古典气质的歌舞片就是整个2016年最受瞩目的电影。
《爱乐之城》剧照
《爱乐之城》的故事并无太多新奇之处，剧情走的是诸多浪漫爱情片惯用的套路。真正让这部电影大放异彩的，是歌舞片赖以安生立命的歌舞场面。对于熟悉歌舞片的观众而言，126分钟的《爱乐之城》就像是一部浓缩版的歌舞片简史：从有声片诞生伊始奢华铺张的歌舞场面，到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斯经典的双人组合，再到金·凯利在20世纪50年代所引领的踢踏舞风潮，以及法国新浪潮名导雅克·德米的歌舞片之绚丽多彩，甚至是当代乐队电影和演唱会电影，都能在《爱乐之城》中找到致敬的痕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歌舞片曾经是奥斯卡相当亲睐的一个类型。奥斯卡的头十年（1928-1937），正好赶上了歌舞片的第一个黄金十年。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歌舞片，正处于有声电影发轫的阶段，电影一下子从人们习惯了的沉默无言变得声乐并茂丰富多彩，再没有一种类型片能比歌舞片更能展现声音赋予电影的全新魅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早年的奥斯卡基本是由当时好莱坞最大的制片厂米高梅一手创办，而最擅拍歌舞片的制片厂，正是米高梅。
随着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米高梅等8家大制片厂被迫放弃发行和放映业务。从此，好莱坞传统的大制片厂体制日渐式微。迅速走入千家万户的电视更是迅速取代了电影在普通百姓家庭娱乐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电视业对电影业的这股汹涌吞噬浪潮中，又属歌舞片受其影响最大。真正让歌舞片一扫颓势的，是新世纪伊始的两部豪华大制作——《红磨坊》（2001）和《芝加哥》（2002）。前者的热卖促成了后者的上马，而后者也不负众望，成为了70年代以后唯一一部问鼎奥斯卡的杰作。现在，重振歌舞片的重担又被甩在了年轻的达米安·沙泽勒肩头，而《爱乐之城》就是一个美好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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