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叙利亚”理想的兴衰：解开中东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密钥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转发至朋友圈。
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到纳赛尔主义兴起，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建立到老阿萨德入侵黎巴嫩，甚至到近年来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伊斯兰国”的兴起，中东世界的每一波政治格局重构，几乎都会伴随有“大叙利亚”理想的某种变体的再起。大叙利亚之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恰如耶路撒冷之于犹太人、君士坦丁堡之于东正教徒，已成为信仰一般的存在。在可见的将来，这个从未在地图上出现的“国家”仍将一次又一次地闪现于中东的权势斗争之中，直至在机缘巧合之下真的变为现实。
委任统治的现实
然而阿拉伯人、甚至劳伦斯都不曾料到，就在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开始前夕，英国中东事务部在战后“新月沃土”的政治安排上已经有了新方案。1916年3月，英法两国分别派遣东方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上校（Mark Seyks）和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朗索瓦·皮科（Francois George Picot）前往俄国，秘密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在战后将直接吞并东地中海沿岸从安塔基亚（安条克）到贝鲁特的狭长地带，英国则直接吞并从巴士拉到巴格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新月沃土”的其余地区被划为两国的间接势力范围，由阿拉伯代理人统治，巴勒斯坦则成为各国共管的国际地区。作为回报，俄国将获准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在小亚细亚半岛重建作为沙皇附庸的“新拜占庭帝国”。1917年俄国崩溃后，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承诺被取消，相应地允许希腊控制爱琴海东岸的原土耳其领土，并给予库尔德人以自治权。
1915-1916年，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
换言之，《赛克斯—皮科协定》将1916年麦克马洪许诺给老侯赛因的“大阿拉伯王国”（即后来的“大叙利亚”）分割成了至少四块性质不同的领土，并且处在英法两国的控制之下，从而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化为泡影。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关于该协定的具体条款由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外公布，在阿拉伯人中引发一片哗然。但劳伦斯和费萨尔依然抱有微薄的乐观情绪，认为可以通过协助英军作战的军事努力扭转大局。不过，1918年9月30日，英法两国在伦敦达成的《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最终证实了阿拉伯世界再遭瓜分的命运：黎巴嫩和“大叙利亚”西部的管理权被交给法国殖民地当局，“大叙利亚”东部（今伊拉克）和外约旦由侯赛因家族委派费萨尔管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其他地区则由英国管理。
1919年，费萨尔·本·侯赛因和他的代表团成员以及顾问成员在凡尔赛宫外合影。他们此行是为参加巴黎和会而来。在他身后从左至右依次为私人秘书鲁斯捷姆·海达尔；准将努里·赛德；法国顾问皮萨尼上尉；英国顾问劳伦斯上校（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哈桑·卡德里
费萨尔和劳伦斯还在做最后的努力。1919年，他们率领阿拉伯人代表团出现在巴黎和会上，试图在最后时刻扭转局面。但《凡尔赛和约》关于中近东“A类委任统治”模式的规定，不过是对《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原样照搬：法国获得了从亚历山大塔勒延伸到巴勒斯坦以北的地中海东岸和半岛北部地区，即“大叙利亚”北部的托管权，并按照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将其划分成黎巴嫩和叙利亚（“小叙利亚”）两大板块。英国获得了“大叙利亚”中部和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后来的伊拉克）以及整个巴勒斯坦（相当于今天的巴勒斯坦和约旦之和）的托管权。阿拉伯人一无所获，依然是殖民者统治之下的二等公民。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与他钟爱的布拉夫SS100 机车
与委任统治模式确立几乎同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开始燃烧。首当其冲的是以费萨尔为中心的叙利亚激进民族主义者，面对《凡尔赛和约》的安排，他们决心以武力作为回应。1920年3月8日，“青年阿拉伯人组织”在大马士革自行召开阿拉伯人国民大会，宣布不承认巴黎和会的安排，自行成立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大叙利亚王国”，以费萨尔为国王。紧接着，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l-Hussein）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两国同意组成统一的联邦。但法国人显然不愿接受这种自行其是的独立：7月24日，1.2万名装备有坦克和飞机的法国黎凡特集团军在大马士革以西击溃了费萨尔的4000名志愿军，将这位民选国王驱逐出境。叙利亚的激进独立派随后组建了社会民族党（SSNP），继续为“大叙利亚”而战。
1913年，一批留学欧洲的穆斯林大学生在巴黎发起成立“青年阿拉伯人组织”。图为1919年，该组织成员在大马士革聚会
在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遭受重创之后，曾经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伦敦政府提供了某些折中性的补偿。1921年8月，英国在伊拉克托管地组建的国民政府宣布拥立费萨尔为该国立宪君主，并在1932年结束了对该国的委任治理。不过费萨尔一直坚持自称“叙利亚及伊拉克国王”，这一头衔也成为到今天为止，哈希姆家族费萨尔分支法定继承人的传统称谓。至于一度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的阿卜杜拉，他在1920年率领一支500人的志愿军占领了安曼。英国随后说服了他接受外约旦埃米尔国君主的头衔，统治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土地。接下来的30多年里，外约旦一直是“大叙利亚”理想最坚定的支持者，并坚决反对法国的存在。
麦加圣裔长侯赛因·伊本·阿里
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的父亲老侯赛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位食古不化的大阿拉伯主义者同样不愿意接受巴黎和会的安排，但他梦想中的“大叙利亚”不是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国，而是土耳其式的教权专制王国。1919年，侯赛因宣布将汉志省更名为汉志王国，自封国王，同时还给自己加上了“诸阿拉伯国家之王”的虚妄头衔，这招来了另一个企图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强力人物、内志（Nejd）苏丹国国王伊本·沙特的忌惮。1924年，老侯赛因在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前两天自行宣布加冕为“全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遭到伊本·沙特指挥的内志军队的进攻，被迫让位给长子阿里，同时逃往外约旦避难。一年以后，内志军队攻陷麦加，灭亡了汉志王国，随后组建了统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今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版图至此大致成型。
犹太人与阿拉伯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项影响，是在中东造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犹太人之家”问题。既然英法两国的强硬态度使得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的统一暂时成为不可能，那么通过插手“犹太人之家”来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首先完成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统一，就成为“大叙利亚”理想的支持者优先考虑的问题。
1917年，英国外交部在《贝尔福宣言》中做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的承诺，并获得美国的支持。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度与费萨尔旗下的阿拉伯人国民大会结成同盟，共同追求结束中东的被殖民状态。但当新成立的外约旦埃米尔国开始染指巴勒斯坦领土，犹太人也开始向该地区大批迁入移民之后，双方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巴以分治协议之后，摊牌的时机越来越近；一年之后，1948年5月15日，中东战争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爆发。
1917年10月，耶路撒冷，向英军投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此时距英法分割阿拉伯的《赛克斯- 皮科协定》签订已经一年
不出意外，在战争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的“大叙利亚”主义支持者。在阿拉伯联盟派往巴勒斯坦的6000名“阿拉伯解放军”中，来自上述三个国家的志愿者占据了2/3。阿盟正规军投入战斗之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成为联军总司令。但国家分立造成的矛盾此时已相当突出：埃及国王不希望联军的胜利助长阿卜杜拉关于“大叙利亚”的野心；而在支持建立“大叙利亚”的势力中，又存在约旦派、伊拉克派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派的矛盾。在以色列人的反击下，热热闹闹的联合攻势最终一败涂地。
1921年3月28日，耶路撒冷，时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前排右二）与夫人（前排右一）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前排右四），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前排右三）与夫人（前排右五）与其同行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利推动阿拉伯世界的大变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类似阿卜杜拉国王这样的传统主义者继续在王朝政治的旗帜下践行恢复“大叙利亚”的目标：阿以停战达成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吞并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在1951年被一位刺客暗杀。但缺乏坚实的社会和道德动力作为基础的传统统一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里已经后劲不足。1952年埃及革命之后，以纳赛尔为首的新一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模式——“阿拉伯社会主义”。它鼓吹在国内进行中下层激进革命，建立超越党派的层级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分别以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带有军人政治色彩的威权体制巩固政权；对外则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中，实现建立“大阿拉伯共和国”的梦想。
阿拉伯社会主义或者说纳赛尔主义的出炉，使“大叙利亚”蓝图的构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4年和1958年，笃信复兴主义（Ba’athism）的青年军官团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夺取政权，开始将传统的“大叙利亚”理想与纳赛尔的泛阿拉伯革命结合起来。1958年2月，叙利亚出人意料地宣布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并向伊拉克发出了邀请。但联姻造成的水土不服很快暴露出来：两个独立国家的合并意味着原有的权力核心需要打散并重新凝聚，以形成新的平衡和共识；但纳赛尔派往大马士革的代理人却以征服者自居，埃及人要求叙利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听命于开罗，同时却拒绝对叙利亚开放埃及市场。短暂的蜜月很快结束了；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匆匆宣告结束。尽管开罗方面在1963年再度建议和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合并，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卡扎菲倡导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三国合并案，但皆未能成行。
1958年，叙利亚和埃及宣布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也随即宣布计划加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而这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仅仅存在了3年就宣告分裂。图为2月1日，埃及开罗的市民在夹道欢呼，欢迎埃及总统纳赛尔（右）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左）签订两国合并条约
归根到底，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单一国家内都须以一党—一人专权作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推动对社会和经济的改造，这种模式天然地不适于形成跨国界、跨民族的结合。从叙利亚的老阿萨德、利比亚的卡扎菲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他们更乐于在国界之内充当“小纳赛尔”，却完全不愿意承担因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带来的个人权势的削减。要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实现“大叙利亚”理想，实际上只有一种可能：把对以色列的战争当成一场隐形竞赛，在积累足够多的外部声望之后，再提出变更领土边界的诉求。
从1956年到1973年，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实践，始终与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相伴随，甚至使“反以”成为第一合法性来源。但当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改弦更张、主动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局势逐渐失控：盟主的退出意味着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在这一前提下，各国的扩张主义举动实际上已经没有希望完成光复“大叙利亚”的整个方案，而沦为威权统治者增加个人威望的简单工具：约旦通过和“巴解”组织的切割，最终放弃了染指巴勒斯坦领土的希望；而叙利亚之入侵黎巴嫩，以及伊拉克对伊朗和科威特的进攻，目的已不在增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不过为满足单一国家的野心而已。这种情况下，所谓“大叙利亚”理想，到21世纪初已经名存实亡，直到一股新潮流再度兴起。
似是而非的“伊斯兰国”
纳赛尔主义并不是“二战”后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全面改造的唯一政治理论。1952年革命之后，在美国流亡多年的作家、诗人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返回开罗，纳赛尔希望他出任新政权的教育部长，但库特布从根本上反对新政权的世俗化改革目标。他加入了著名的逊尼派泛伊斯兰主义社团“穆斯林兄弟会”，为其编写宣传品，并参与策划了颠覆现任政权、暗杀政府首脑的激进活动。1966年，库特布被处以绞刑，成为所谓的“殉教者”，直接引发了埃及“圣战者”组织的蓬勃兴起。而在法庭上为他提供辩护的律师马赫福兹·阿扎姆，就是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医生的舅舅。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提供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1964年在纳赛尔政权的监狱中写成的《里程碑》一书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怎么办？》。在该书中，库特布相当有见地地指出了西方现有体制所依据的经济决定论基础的狭隘性，并断言这一缺陷注定了西方现代性必将走向失败的宿命。提出穆斯林为了自救和拯救全人类，必须恢复古老的伊斯兰律法（Sharia），建立统一的“真伊斯兰国”。但这个国家不可能在现有的基于民族认同而建立的国家架构中获得实现，由于后者是西方现代性的遗产，已经沾染了Jahiliyyah（阿拉伯语“蒙昧时代”，这是《古兰经》中的概念，指未获真主引导之人）的毒素，而“真伊斯兰国”必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说到这一步为止，库特布的思想还与“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的相当一部分观点不谋而合，那么《里程碑》接下来的部分就显得惊世骇俗了：真正的穆斯林应当严格遵守原初伊斯兰教义，首先以中东地区的Jahiliyyah政权为目标、发动“圣战”，最后在一场决战中消灭整个西方文明，使现实世界与伊斯兰教法最终合而为一。
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巴勒斯坦流亡分子、法学博士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秘密潜入了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考察了从阿富汗越境来此休整的反苏游击队的人员和装备状况，提出了在沙特设立招募点、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圣战者”集中送往巴基斯坦参战的计划。在祸水外流心理下，沙特情报机关协助阿扎姆在吉达设立了多个招募点，在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遭受打压的激进分子纷纷涌向该地。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年轻的建筑承包商奥萨玛·本·拉登开始崭露头角。他与阿扎姆在白沙瓦建立了“圣战者服务局”（Makhtab al-Khadamat），成为激进武装分子的主要培训基地。
这一切随着扎瓦赫里在1986年的到来达到了高潮——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拉登是慷慨的资金赞助者，但这两个人都缺少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组织才能。而扎瓦赫里把整个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带到了白沙瓦，这些人中有前埃及警察阿布·乌贝达和阿布·马斯里（后成为“基地”组织前两任军事指挥），前伊拉克军官阿布·哈耶尔，埃及圣战组织副领袖法德勒医生和阿尔及利亚人艾哈迈德·乌德（后成为阿尔及利亚反政府武装首领），这些人在监狱中几进几处，经验丰富。只有当这个埃及人集团担负起领导职责后，“圣战”运动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要素。1988年，“基地”组织在白沙瓦诞生。
“冷战”结束之后，集结于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借助美国中东政策调控失当以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旧政权逐步崩塌的机会，重新向西回流。2013年，原“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袖巴格达迪在叙利亚境内宣布建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并在一年后入侵伊拉克西北领土。从版图概貌上看，“伊斯兰国”所宣称的领土，与100年前的“大叙利亚”不谋而合，也是这一理想在沉寂多年之后的新一波复苏。不过和基于现代民族观念的独立运动以及统一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蓝图相比，“伊斯兰国”不过是虚妄的复古主义产物，已经难以被称为正常的政治规划了。
好 文 推 荐
不少抗战主题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在描写侵华日军进行白刃格斗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叙述或者画面：训练有素而又墨守成规的日本士兵百忙中也没有忘了在白刃战前按《步兵操典》退出子弹。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究竟有多少人因“二二八”而死，当时没有严谨统计，三十多年后更难以查证。从一千至十万，各种数据相差甚远。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台湾，不可避免地，是双方挑灯夜战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湾，让公报内容迟迟不能发布。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国家人文历史
微信ID：gjrwls
长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