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传奇：民族情感导致终生极端反苏，为此积极促成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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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卡特时代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家人宣布，布热津斯基当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对布热津斯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称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的一个外交官家庭，10岁那年因为其父工作调动，全家迁居加拿大，次年二战爆发，波兰再次被东西两个强邻瓜分，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话来说就是“首先由德军，然后由红军，对波兰突然一击，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就完蛋了！”

布热津斯基一家在北美幸运的逃过了民族大劫，当1945年二战结束时，西方盟国也背叛了波兰，拒绝再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转而承认苏联扶持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布热津斯基一家一夜间无家可归，不得不决定在北美定居，这一年布热津斯基17岁，从此，国仇家恨让他一辈子极端反苏。

布热津斯基在加拿大麦奎尔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去哈佛大学读书并于1953年拿下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8年他正式加入美国国籍。从少年时代起，布热津斯基就立志钻研国际政治，50年代起他开始专心研究苏联，并就苏联体制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布热津斯基毕生反苏，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就断言“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卸任离开政坛、重归校园后，还在1989年写书《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100多年的国际共运、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肆意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后果，并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列宁主义。

面对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惊人的成就，布热津斯基的调门明显低了不少，他没法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

这位长着一副斯拉夫人典型长相、说话带有明显东欧口音的青年学者，能踏入政坛纯属偶然，他关于苏联的论文引起约翰·洛克菲勒的注意，在这位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代表人物之一的引荐下，布热津斯基开始步入汇聚政商学三界所谓的精英社交圈子——“三边委员会”，正式开始与政治结缘。

三边委员会是由美国、欧洲和和日本的商界、政界及学术界的高级代表共同商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问题的一个精英研讨组织，美国民主党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像后来卡特政府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副部长威廉·佩里等人都是其会员，正是在这里，布热津斯基与卡特相识并彼此欣赏。

卡特在回忆录里这样评价布热津斯基：“对我而言，布热津斯基是个有趣的人，为了达到目标，他会不断探索新方法，就算踏上一条欠考虑的路，也从不放弃思考，我们有很多分歧，历史、政治、国际热点、外交政策，我们俩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相处得却很好，除了家人，我最愿意在长途旅行中坐在布热津斯基的身旁，就算吵架也不会无聊。”

布热津斯基与卡特会面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被很多人讥为战后最软弱、最糟糕的卡特总统机灵聪明，深思熟虑，谦和而有魅力。布热津斯基景仰卡特的聪明才智，但也明白他有时会天真到让人吓一跳的地步。1974年，布热津斯基得知卡特有意竞选总统时，就主动毛遂自荐愿为卡特效力。当时卡特在美国政坛还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民意测验支持率不到2%，但布热津斯基却把赌注押在当选希望在当时看来最小的卡特身上，并成为卡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

卡特当选后投桃报李，选择布热津斯基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是直接为白宫服务的一个跨部门协调机构，自身并无明确的职责范围，这个机构不像国防部和负责外交的国务院那样有法定的编制、人员和职责。

从肯尼迪时代起，随着白宫越来越多的直接制订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开始逐步膨胀，到了尼克松时代，因为尼克松极不信任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和工作人员人数达到了历史顶峰。尼克松喜欢亲自处理国际事务，基辛格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代表总统本人直接把持很多大事的决策和执行，像代表总统秘密访华并促成尼克松在1972年首访中国这样的大事，当时的国务卿看了新闻才知道尼克松去了北京，完全被蒙在鼓里。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不满基辛格大力推行的缓和政策。卡特是想刻意拉开与前两任共和党总统的距离，推行“人权”外交，改善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美苏两级对峙的世界格局中玩点新花样。卡特任内坚持与巴拿马签约，约定于1999年交还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提高了卡特的国际声誉，但他在伊朗问题上搞“人权外交”，制裁垮了亲美的“独裁”国王巴列维，换来了极端仇视美国的新政权，沦为笑柄。

布热津斯基则是不满基辛格对苏联“缓和政策”的妥协退让，他认为基辛格过于在意美苏两国在战略武器对比，仅凭核弹头的数量和运载工具能力就把苏联看成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极大高估了苏联。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是严重不对等的。

70年代后期，美国因为越战失败而在国际社会上灰头土脸，国内也频频遭遇政府危机和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打击，苏联则因为70年代两次油价高涨大赚石油美元，“风景这边独好”，勃列日涅夫一方面觉得苏联已经到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离共产主义不远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四处扩张，不但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还纠合古巴在非洲之角和纳米比亚四处生事，而美国大多数时候选择妥协退让，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

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有限主权论”，提出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如果有小朋友不听话，苏联有义务“帮小朋友走正道”。在中苏对峙的年代，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理论引起中国不满。面对苏攻美守的国际局势，中国批评美国，特别是卡特总统面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不敢与之对抗。

在卡特政府内部，布热津斯基是罕见的例外，这个一辈子敌视苏联的强硬分子认为，美苏力量对比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不利。美国只要敢于对抗苏联，不论在古巴、非洲之角还是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就一定能够获胜。他主张美国政府应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苏联扩张。

布热津斯基提出很多对待苏联的政策，比以往历届美国政府都强硬，他本人是苏联问题专家，洞悉苏联社会和体制的弊端，在国防部选择核打击目标时，布热津斯基就主张，最好优先瞄准苏共高层特别是其俄罗斯民族的高层领导，而不是与全体苏联人民为敌，一旦爆发核战争，美国就能充分利用苏联多民族的特点，煽动俄罗斯民族下层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起来闹事，就能彻底瓦解苏联。

面对苏联及其支持的越南、古巴在全世界的扩张，布热津斯基还主张美国要积极幕后干涉，尽最大努力使绊子下套，将那些地方变为苏联的“越南战场”。在全球战略中，当时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和苏联势同水火，就是不断声讨苏联的中国。

尼克松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他敏锐地看到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与中国因为共同利益而跨越大洋握手，他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并秘密确定将在第二个任期内与中国建交，但随后因为“水门事件”，建交的事搁置下来。福特不是强势总统，事情再次拖延，到卡特上台后，卡特虽然想实现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国务卿万斯和一大批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的两党重量级人物都表示反对。

万斯和外交官们心中的头等大事是美苏关系，唯恐美国做了什么事惹苏联不高兴，在中苏严重敌对的情况下，他们怕如果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会对美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们想把中美关系放在次要地位上，以更好地处理美苏关系特别是推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军控问题。

布热津斯基的想法很简单，他主张美国尽快与中国全面建交，密切合作共同对付苏联。布热津斯基主持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第24号文件明确指出：“美中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利益。”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

1977年8月，卡特派万斯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万斯本身就对中美建交心存抵触，会谈中万斯对美方立场没什么准备，说不出个所以然，邓小平批评：“与前任总统福特相比，万斯的立场倒退了”，这次访华之旅非常失败。

中国的批评经华盛顿报纸的渲染，让万斯颜面扫地。布热津斯基便趁虚而入，抓住机会顶替万斯成为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人物。1977年11月，布热津斯基向下属授意，要他们私下询问中国外交官能否安排自己访华。几天后，白宫为一名离任中国外交官举行送行午宴，中国外交官在这个轻松地场合，“不经意”地向出席宴会的布热津斯基发出邀请，让在场的国务卿大吃一惊，布热津斯基用自己小小的手腕巧妙地在官场斗争中代替了万斯。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正式访华，也许是在看待苏联威胁和对待苏联的立场上彼此“共鸣”，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要比对苏联唯唯诺诺的万斯愉快得多。布热津斯基写道：“我坚信我是卡特政府里得到中国人普遍信任的最高级别官员。在某些方面，我的战略性观点与他们不谋而合。”中国领导人很欣赏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强硬观点。

布热津斯基满意的带着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材料回去向卡特汇报。1978年10月，中美经过多轮谈判后，最终决定在年底彻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久两国宣布将于次年1月1日正式建交。

1978年，邓小平接见布热津斯基

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布热津斯基就和当年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一样，成功的把国务卿和整个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全部排挤了出去。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不信任国务院，卡特一直担心国务院无法保密，他曾说在国务院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国务院和华盛顿邮报之间就像有根地下管道，一出什么事马上见诸报端。”如果让职业外交官们介入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那么势必泄密给新闻界，并掀起美国部分人的反对浪潮，建交的事就将再次搁置下来。

对美国来说，1979年成功建交，实现了“联中抗苏”的战略目的，对中国来说，中美建交不但极大缓解了当时的中国战略压力，而且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合作，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两国都因此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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