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以轻步兵为主的亚洲巷战：中国的四平攻坚战、越南的奠边府战役为何都能以弱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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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发过一篇有关二战期间巷战的文章：保卫斯大林格勒、攻坚柏林城：二战头号攻城专家苏联红军的惨烈巷战。但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苏式巷战却没有得到全世界各国的追捧。相反来自中国的，强调步兵在城市战核心作用的巷战战术，却成为亚非拉美很多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法宝。

四平：解放军的巷战磨炼

解放战争爆后，国共双方的部队首先围绕城市进行了一系列攻防战。例如在上党战役中，陈赓领导太岳纵队面对城高壕深、守备全面的长子城，以灵活的战术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当时担任主攻的386旅仅有一门备弹20发的山炮，仅能满足10分钟火力急袭的需要。因此陈赓专门要求攻城部队集中特等投弹手，在18日晚19时总攻开始时，以山炮和出乎敌人预料的密集手榴弹雨掩护突击队在10分钟内冲上城墙。由于敌人在城内街道上布置了大量火力点，我军突击队在沿房屋中“掏墙拔洞”，在近战中发挥白刃格斗和精确射击的优势，仅用数个小时就全歼了数千守军。

当然，这一时期我军的巷战战术与日后相比，仍显得较为“稚嫩”。由于炮兵等技术兵种实力较弱，我军在巷战中过分依赖土工作业、单兵技战术水平和较强的作战意志。在遭遇国民党军中善于巷战或装备较为精良的部队时，我军在巷战中很难发挥优势。

例如在1945年12月2日，晋绥军区对包头发起攻击。但由于战场气温较低，地面冻结，我军无法进行土工作业，炮兵和工兵爆破能力又无法有效地压制和摧毁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构筑的工事。而傅部恰恰又是国民党军中最善于巷战的部队之一，结果我军经过两天的攻击，最终在12月4日撤离战场。而发生在东北战场上的锦州山海关战役和四平保卫战，则进一步暴露出我军面对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即便依托城市环境，以灵活战术进行主动防御，仍然会付出较大的人员伤亡代价的弱点。

例如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坚守四平1个月，歼敌万余，但自身损失的8000多名战斗骨干，对日后东北民主联军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火力远不如对方，东北民主联军在三道林子等地发起的反击大多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但是，四平保卫战我军利用城市环境拖住了敌人，为解放长春、哈尔滨以及后方剿匪争取了时间，此外在撤退中仍能成建制撤离战场，说明巷战对于兵力和火力处于弱势的一方而言，和野战相比更为有利。

1948年四平攻坚战时，国民党士兵从破墙洞中钻出来投降，此战东北人民解放军仅经过23小时的巷战就全歼四平1.93万守军，自身伤亡不到5000人

随着解放战争各个战场由战略防御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炮兵、工兵以及军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升，各战场的部队利用缴获的炮械以及根据地兵工自行制造的炸药，武装了越来越多的专业炮兵和工兵分队，我军的巷战战术开始向更为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在重视技术兵种建设的同时，人民军队强调基层部队敢想敢干，敢打敢拼的特点，以及浓厚的军事民主风气，也使得我军在巷战中经常会出现“灵机一动”。

例如在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的梅河口攻坚战中，东北民主联军4纵的突击部队面对敌人在梅河口车站中山桥修筑的大型碉堡，在强攻失败后，通过穿墙打洞方式将重机枪隐蔽运动到与敌人阵地一墙之隔的院子中，然后将院墙内侧全部挖开，仅预留薄薄一层墙面作为伪装。在总攻开始时突然推倒墙面开火，掩护爆破组对碉堡进行爆破。这一“突发奇想”与中国古代城墙开凿“突门”的方式极为接近，也与我军“大炮上刺刀”的传统相吻合。

1947年解放战争各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场巷战，要数东北民主联军在6月11日开始对四平发起的攻坚战。在这一战之前，东北我军集中了几乎全部炮兵，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炸药和其他弹药。在作战中，我军曾对四平电报大楼等敌人重兵把守的坚固支撑点采取直接爆破的方式予以摧毁。但经过八天鏖战，我军仅占领四平一半区域，却付出了8000余人伤亡的代价。

刘占海班的光荣称号是在东北野战军1947年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中得到的，1948年又在刘占海亲自率领之下，突进四平外壕，占领敌人工事

最终由于敌军援兵突破我军外围防线，6月30日凌晨我军全部撤出四平。此战我军歼敌1.6万余人，自身伤亡也达到了1.3万余人。在作战中，我军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站前侦查不足，对守军情况不够了解，炮兵缺乏纵深支援能力，轻步兵部队在纵深战斗中攻坚手段乏力等。

针对这些问题，东北民主联军和后来的东北野战军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加强伴随火力和爆破力量。同时利用缴获的日军坦克，建立起一支精干的装甲力量，担任攻坚的先锋。

1948年3月我军四打四平。战前各部准备充分，例如仅城北主攻方向上就集中了56门大中口径火炮，是守军火炮的3.5倍。仅东野7纵19师就准备了约2万公斤炸药。在作战开始后，我军炮兵一方面向第一线派出观察员建立前进观察所，一方面将步兵炮和山炮拆解，伴随步兵进行机动。最终，我军仅经过23小时的巷战就全歼了四平的1.93万守军，自身伤亡不到5000人。

在随后的三大战役中，我军的巷战战术进一步成熟，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的配合日益成熟，完全具备了解放天津这样设防完备大城市的能力。不过受到我军装甲兵、航空兵等技术兵种发展水平的限制，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立的城市战战法和理论，主要围绕轻步兵分队进行组织，与二战后期美苏等国以装甲兵和炮兵为核心，强调直接摧毁的打法侧重点并不相同。

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军展开援外行动，中国式的城市战战法在各个时期随着援外顾问团和军援军贸装备被介绍给亚非拉美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力量。例如越南人民军就是在中国顾问团、中国造装备甚至是中国军事情报网支持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军已经开始对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正义行动予以支援。1949年后，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我军加大了对越南人民军的支援力度。为了尽快帮助越南人民军提升战斗力，1950年7月初在广西南宁建立起一支由281名各级干部组成的援越军事顾问团，韦国清担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8月顾问团正式入越。8月23日，陈赓亲自在越军中层及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花费4个多小时向越军指挥员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坚战术和经验。在陈赓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越南人民军于9月16日发起边界战役，一举打破了法军经营多年的边界防线。

1953年，法军伞兵降落越南境内，准备参加奠边府战役，对于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苏法英等国利用运输机以及直升机武装起来的伞兵和机降部队，已经成为城市巷战中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强大敌人

在中国顾问团的坚持下，越军将主要作战方向确定在越南西北部，迫使法军重视起奠边府的意义。1953年11月20日，法军6个营空降奠边府。在开辟机场后，法军陆续向奠边府增兵，至1954年3月，奠边府的法军已经达到约15个营，每天有近200架次飞机向奠边府投送物资。在法军增兵的同时，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中国顾问团报请帮助越南方面实施奠边府战役的报告。1954年1月，在中国境内完成训练的越军炮兵和防空部队抵达奠边府。

由于法军掌握奠边府周边的空中优势，拥有较强的空运投送能力，中国顾问在武元甲的支持下，将越军原定的速战速决计划改为“稳扎稳打、分割包围、逐步歼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韦国清结合自己在淮海战役中的经验以及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经验，向越军指挥员系统介绍了城市作战中如何使用近迫作业和交通壕接敌的方法。而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一方面要求顾问团帮助越军加强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迫击炮等伴随炮兵以及狙击兵的力量，一面将国内最先进的火箭炮派往越南，保证越军炮兵在城市作战中能够有效压制法军炮兵。在中国全方位的支持下，至4月下旬奠边府的法军已经被分割包围在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上。总攻中越军再次使用了中国式战术，5月6日越军通过土工作业，在法军A1据点附近的暗壕中埋设1吨炸药，直接将这一据点的法军全部歼灭。第二天，历时55天的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

当然，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顾问团在向越南人民军教授我军的城市战战法同时，也从法军身上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例如在伞兵运用上，1954年4月30日和5月3日，中央军委和时任副总参谋长粟裕先后提醒韦国清，要注意河内法国伞兵的动向。事实证明，中国方面的担心并不多余，5月4日，法军便将一个伞兵营空投到奠边府。

1968年2月4日，在越南顺化战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顺化战役中，越共领导的武装虽然没能守住这座古城，但是顺化的惨烈巷战通过世界媒体的报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军落入越战泥潭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苏法英等国利用运输机以及直升机武装起来的伞兵和机降部队，已经成为城市巷战中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强大敌人。不过中国对于入侵空降兵和航空兵的应对方式与美苏等国有着极大区别。强调步兵作用的传统，始终对中国的城市战乃至整个陆战理论体系产生独特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陆军“家底”与美苏超级大国相比，可谓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但强调军事民主的传统，使得中国军队不断发挥基层部队第一线官兵的智慧，结合专业的科研单位，研发出一系列推广到全军的奇特战术。我军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敌人强大装甲部队、陆军航空兵等研发的城市环境下单兵火箭筒反直升机、曲射火炮反坦克等战术后来通过多种途径流传到了海外，成为让美苏等国头疼的可怕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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