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军到黄埔军校：为什么说湘军影响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崛起？

摘自“湘军与黄埔军校之精神关联：近代中国发展的另一层脉络”，《黄埔军校研究》（第四辑），经中山大学出版社（微信ID：ZSDXCBS1983）授权转载。

在近代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有且只有两只军队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湘军和黄埔军校。后者虽名为军校，实际上更是一支军队。湘军维护一种既存制度的合法性，而黄埔军校则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二者本来在时间上和建军意识上均不等同，甚至完全相互错位、抵制。然而，这种相互矛盾、各为其主的政治诉求并不能抹杀二者精神气质上的相通性。双方均要捍卫王道，且在训练士兵、培养价值观方面也有传承性。导致这种传承性的渊源，在于二者的领袖人物均不同于一般军阀，而是具有深刻理性精神的伟大人物。由此，湘军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而黄埔军校则集传统与现代军事文化精神之大成。二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同谱写了壮丽篇章。

曾国藩和湘军精神

湘军是中国晚清时期在家丁忧守孝的曾国藩以湘乡练勇为基础，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在湖南创建的一支团练武装，又称湘勇。“湘军”之称号来自王闿运的《湘军志》（光绪四年（1878）初稿成）与王定安的《湘军记》（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二人均为曾国藩幕僚多年。

前者纪实，而后者则多誉美之词。

湘军精神的核心是曾国藩之经世致用精神，是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突然崛起的高度凝练。狭义的湘军精神，是指由曾国藩练湘军，率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创造的一种不怕死、不爱财、爱民、忠义、自律的集体共同拥有的精神遗产。广义的湘军精神，是晚清以来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性精神。

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扎硬寨打死仗”，实践了“惟楚有才”自负的文化意愿，创造了“无湘不成军”的近代神话。湘军精神可上溯到南宋岳麓书院时期朱熹、张栻开拓的理学精神，承接王船山之“大公至正”“以义制我”和“关注民之生死”的经世致用思想。进入近代有魏源开眼看世界之开放精神，并于曾国藩一代集千年湖湘文化之大成，以湘军精神完美诠释了湖湘文化之精神。

湘军精神对中国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令人震惊、振奋的。湖南怪杰杨度，祖上是湘军，其本人也师事湘军之王闿运，深得其帝王之术。留日期间与蔡锷关系最善，蔡锷在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二人对湘军领导人均称赞有佳。蔡锷后编著《曾胡治兵语录》，而杨度则写长诗《湖南少年歌》，均对湘军精神情有独钟。

杨度之《湖南少年歌》是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而作，发表于梁之《新民丛报》（第38、39 合刊号，1903 年 10 月 4 日）。当时“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歌词曰：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于今世界翻前案，湘军将相遭诃讪。……

我闻此事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莫道当年起事时，竟无一二可为师。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

今时教育贵武勇，罗公此意从何知？江、彭游侠时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

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如果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杨度在诗中把湖南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讴歌湘军领袖们的血性，发出了“如果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悲壮呼声，明确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救国小卒的志向，宣示了诗人本人即是湘军精神的代表人物。

对青年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的杨昌济先生在1918年曾撰《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一文，称“近百年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

同一时期，陈独秀也是讴歌了近代以来湖南人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在 1920年1月5日发表的《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即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即蔡锷）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因此，集湖南人精神之大成的湘军精神，在黄埔军校出现以前，即是中国人精神中积极向上、领风气之先精神的代表。及至黄埔军校的成立，这种精神也随之融入到新的革命军队当中去。

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中，最为突出的有三个人物，并称“黄埔三杰。”他们是：蒋先云，湖南新田人；陈赓，湘乡人；贺衷寒，岳阳人。全部是湖南人。而黄埔军校一至五期7399名毕业生中，湖南学员为2189人，占到总数的近30％，再次实践了“惟楚有材”和“无湘不成军”的两大历史预言。

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矛盾评价

因无兵可用，为镇压太平天国，朝廷当时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意图开发利用民间力量，由此给了湘军崛起于历史舞台的机会。这些团练大臣中，后来有42个或死或走，没有一个成就一番事业，唯独曾国藩越战越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并后期的捻军。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是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其立德、立功、立言，几为圣贤，晚清无人能比，曾国藩的精神就是湘军精神的核心。

李鸿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可见其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力和影响力。

初期回国后离太平天国而去，后来投身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清史稿》评价曾国藩“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然而，曾国藩服务于一个腐朽没落的朝廷，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革命的逻辑下，曾国藩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又因为是汉人服务于满人，更是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攻击的对象，成为汉奸第一人。

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对曾国藩恨之入骨，出于革命目的，曾国藩成为必须打倒的政治符号。孙中山先生多次批判曾国藩和赞美太平天国。孙中山说：“咸丰年间．大平天国起义师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四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事。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彼曾、胡、左、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作为革命者的章太炎于1906年用白话写了一首《逐满歌》，署名“西狩”。例举满清残暴统治之外，直接骂曾国藩为汉奸：“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章太炎

而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则又在民国初年的《检论》中评价曾国藩曰：“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的矛盾评价反应了当时不同立场下对曾国藩的不同态度。

民国时期另外两个著名政治领袖却对曾国藩有极高的评价。他们的评价反映了曾国藩及其湘军思想具有长期的历史价值。

蒋介石在生命中的相当长时间内研究曾国藩，并多次告诫其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人的书。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而蒋介石是继孙中山后对黄埔军校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 37 40940 37 15535 0 0 4057 0 0:00:10 0:00:03 0:00:07 4057对曾国藩的评价使得曾国藩和黄埔军校的精神具有了一种直接的联系。

对黄埔军校之精神和曾国藩的联系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毛泽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此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受邀到黄埔军校讲演过，并且亲自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建、招生、和政治教官工作。

毛泽东受湖湘文化影响至深，首推王船山，而又因为杨昌济的关系，直接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际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致黎锦熙信》，信中毛泽东对社会变革、社会之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谈到了他对曾国藩以及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

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所谓大本大源，就是改造国民的思想。“怀中先生（即杨昌济）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孙中山因政治革命的诉求，而关闭了对曾国藩学习的大门。蒋介石因为学识所限，对曾国藩的学习，也只仅限于其治军之术和为人之道。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异于并高于孙中山、蒋介石者在于：他强调了曾国藩的事功来自其本源，即学问和思想。学问和思想是大本大源。有了此本源，即可动天下之心，动了天下之心，则可动天下。如果论及最终天下易手的根源，从三人对曾国藩的不同角度和深度的评价，即可以说是一种暗示也。

惜乎孙文创办之黄埔军校，并没有深刻领会以上意思。即便如此，曾国藩之置办湘军和孙中山、蒋介石治理黄埔军校，仍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操练湘军与开办黄埔军校的精神联系

尽管湘军后来解散，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历史的先河，但是，湘军因其创办人曾国藩的个人精神追求和肩负国家振兴的使命，使得湘军成为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军阀的概念，而成为现代中国军事精神的起始。

湘军的精神追求首先在于其肩负的拯救政治和文化的使命，精忠报国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高道义追求。

首先，太平天国的对中国礼仪人伦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不可以容忍的。曾国藩说，因为太平天国的动乱，“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才“赫然奋怒，以卫吾道。”

其次，曾国藩痛恨国家军队之腐败，因此有必要创办一个别开生面的军队。创办湘军之时，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然腐败得不堪一击。以绿营为例，王定安论说道：“遇寇发，……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因此，曾国藩决定一个营兵也不要。所谓“不用营兵”，“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 。”

第三，这只军队必须以精忠报国为职责。曾国藩说，训练湘军，“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把道义上的忠义需求放在第一位。他劝戒曾国荃要“专以国事为重，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以上可见，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即赋予其高远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也是对中国传统军人精神的一种继承。并且在黄埔军校那里可以找到其继承性。

黄埔军校的精神追求可以从三个著名人物中寻找到其诠释。

其一是蔡锷。的确，蔡锷在黄埔军校诞生之前 8 年就已英年早逝。但是，其亲自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经蒋介石有限增补后则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军事教材。而曾国藩和胡林翼则是湘军最杰出的领导人。由此便有了黄埔军校的精神和湘军的渊源关系。

蔡锷之所以编《曾胡治兵语录》，乃是其“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一具有之”的“军国民主义”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蔡锷忧患中国之命运：“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因此他主张通过全民性的军事教育，唤醒国民的尚武精神，“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

由是，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之时，受镇统钟麟同委托，编“精神讲话”，遂摘取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每章后加评语，以阐发其军事思想。目的在于铸造国魂，驱逐列强。1917 年此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梁启超为之作序。

梁启超在序言中论及蔡锷之爱国救国之伟大精神：“松坡自谓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今松坡得所归矣，而救国志愿，曾未达其万一。……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于吾国民隐微之间，可以使曾、胡复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后之千灾百难，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语录十余章，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以昭兹来许者也。”

其二是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蒋介石本人就一直钟情于湘军领袖们的治兵思想。1924 年蒋介石将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

蒋介石强调“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蒋介石所增补的“治心”一章，虽不是直接谈军事，但是曾氏认为那种“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强调“以志帅气”、“以静制动”等等从修心养性出发治理军队的思想对蒋介石因而也是对黄埔军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4年12月14日，蒋介石还下令印发《爱民歌》，而《爱民歌》是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为严肃军纪所做。蒋介石稍加修改即为黄埔军校传颂之纪律教条。

1925年元月2日，蒋介石又“手抄曾文正嘉言录及整理精神教育录”，以作教育材料。 9月6日，蒋介石在黄埔二期毕业讲话中说“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教人了，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等书，都时时要看。”

从《曾胡治兵语录》成为黄埔军校的教材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湘军的精神对黄埔军校的影响。“塑造国魂”和“治心”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其三是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精神产生最奠基性影响的非孙中山莫属了。

黄埔军校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挽救中国于危亡。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以军校总理身份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在长达7000字的演说中，孙中山强调最多的是救国救民。他说开办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

学员们也是奔着救国救民而来。如陈希孔（黄埔五期）在军校入学笔试中，政治题目是：“什么是三民主义？”他回忆说“五省联军根本不搞什么政治学习，所以我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作了答案，在试卷上写了这样一句语：‘我不管三民主义、四民主义，只知道救国救民’。”

可以说，在新的革命军队出现以前，中国近代具有相似的以救国为己任的军事力量只有湘军和黄埔军校。在制度层面，二者是相互为敌的立场，但是，在军事精神追求上而言，二者具有相通性。

厉兵秣马：湘军和黄埔军校的治军精神

确立了最高精神目标追求之后，就是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主义的目标了。在这方面，更能看出湘军和黄埔军校在严格治军方面的相似性。

如何治军？除了上述在招募时严格选用兵勇、不用营兵以外，第一是对将才的严格选用。而且这些标准都是来自曾国藩个人对道德上的要求和战争的特殊需求。曾国藩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伊始，在长沙的《与州县公正绅耆书》 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郭嵩焘感叹：“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曾国藩以其慷慨赴死之精神自勉，也以此要求将才。

因为将才难得，所以更是要提出明确的选材标准。初创湘军时曾国藩曾提出四条：“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随着戎马生涯的丰富，根据不同时势的要求，曾国藩在将才的选用也上不断调整，但是，能力上能战，道义上忠义，是始终不放弃的两个要求。家书中多次谈及此话题。

第二，培养士气是带兵的要诀。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

第三，部队之间的团结是制胜的关键。所谓“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

第四，必须严格治军，以严格的纪律和管束打造一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为此，曾国藩编制各种歌谣和营规，计有《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等等。

曾国藩认为，治军不能宽，不能讲小仁小义。“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

作于咸丰八年在江西南昌建立大营时的《爱民歌》，是曾国藩以儒学大师从戎之后，经世致用的典型写照。也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队政治纪律思想工作的先河。

《爱民歌》直接把湘军和黄埔军校联系在一起了。1924 年底蒋介石所印发《爱民歌》基本上照搬曾国藩原文。只是就笔者所知的资料，“出来当兵也是人”以下最后几段似没有收录进去。

下面再看黄埔军校的治军精神。第一，先看招生要求。

军校目的是培养国民革命的军队干部，因此，其学历要求在当时跟上大学要求一样，是中学毕业。而身体体质和思想、性格方面的要求更比大学招生要严格。

据零散校史反映，各期招生要求稍有不同，由于最早的招生简章尚未发现，现举一九二五年《黄埔军官学校之调查》所载的招生简章为例。

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1、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2、学历： 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

3、身体： 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4、思想： 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黄埔军校以其鲜明的救国主张和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召唤全国有志青年。据张治中（保定军校 3 期步科，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长、教育长）回忆：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 , 就是“到黄埔去！”

第二，推行不怕死、爱民、不贪财的入学教育和价值观的教育。

黄埔军校在校门两侧有一幅醒目的对联为世人所熟知，上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下联是“升官发财另寻别路”，横批是“革命者来。”当时，黄埔军校师生都熟知这样一句口号： “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除了“爱国家”和“革命者来”口号外，其余几个口号直接是曾国藩湘军用过的口号，这不是巧合。

第三，强调亲爱精诚的黄埔校训精神。湘军的得胜靠的是各部队之团结互助，靠的是对曾国藩之忠诚。黄埔军校之成功，靠的也是亲爱精诚的革命的团结精神，所不同者，是其早期忠诚之对象为三民主义之救国理念。后期为蒋介石之国民党服务，有所变化。

对于亲爱精诚，蒋介石说“使其知革命之学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吾‘亲爱精诚’之校训。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于人乎；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

第四，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从严治军，这和曾国藩治湘军亦类似。其严格程度令人震惊。

黄埔有五种军法。计有：《革命军连坐法》（此举如同曾国藩开创的“就地正法”一样严格）、《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和《陆军监狱规则》。

黄埔军校培养学员“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精神。如孙中山所说“敬爱、刚强、沉毅、诚信、勤劳、团结、服从、清高、以及遵守命令，尽忠职务，保持名誉，大为军人之基本。”

以上可见，虽然黄埔军校是新式革命军队，但是，在从严治军上仍然吸取了旧式军队湘军的许多治军思想。并且因为其领导人对湘军的情有独钟，而使得二者存在直接的精神联系。

湘军之积极贡献

湘军虽为旧式军队，维护的是旧式王朝体制，但是，湘军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直接为中国做出了历史性的积极贡献：是湘军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即洋务运动。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由此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他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并支持李鸿章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并且在此基础上开设翻译馆，培养了优秀现代人才、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为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曾国藩支持丁日昌和左宗棠创办中国第一个海军学校和第一只海军力量（福州船政局）。曾国藩在临死之前还采纳容闳的建议，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开放进程。

而黄埔军校则在中国现代革命中成为革命的中心力量，在抗日战争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统计称，仅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年，自 1929 年至 1933 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战死。黄埔军校并且也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湘军的军阀化与黄埔系之生成

湘军和黄埔军校在后期的命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均向派系化发展，其初期的精神由是发生蜕变。

湘军之瓦解，首先是源于曾国藩个人对其地位的担忧。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总数达到 30 万人（黄埔军校在大陆的 23 期包括分校和培训班在内总共续培养了约 23 万学员，一说 32 万学员）。且其中人才济济，而曾国藩本人也以文官身份得封一等勇毅侯（武侯），力量和地位均达到可以反满为汉的程度。如此地位，对于一生崇尚“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曾国藩而言，实在是“如履薄冰。”其本人就有裁撤湘军的打算，以此保身家性命。

其次是来自朝廷的警惕和不信任。朝廷主要通过对于曾国藩的嫡系、九弟曾国荃的监视来提醒曾国藩。曾国藩乃做出了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

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对于湘军使命的完成已经有所认识。湘军本身是为镇压起义、勤王而组建的临时武装力量。事毕当撤。就曾国藩在 14 年历史当中逐渐发现中国现代化是时代之召唤而言，他也意识到湘军不可能成为履行中国洋务运动的最终决定力量。于是，他裁撤了成为他和朝廷负担的湘军，却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包括李鸿章在内的 1000 多洋务领袖均出自曾国藩之推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曾国藩发掘了李鸿章。初，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做事，深得曾国藩赏识。1861 年，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向上海压缩，上海的商人官绅愿每月出 60 万两银饷以求曾国藩湘军的保护。曾国藩派部分湘军给李鸿章，李鸿章回安徽于 1862 年 3 月，组建了 11 个营的淮军。湘军裁撤后，淮军成为中国继湘军之后一只战斗力极强的准现代化军队。正是李鸿章后来崛起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国性官僚，他的淮军将领们纷纷得到升迁。淮军之吴长庆带袁世凯入朝鲜，给了袁世凯出头之机。而袁世凯回国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此后，成为中国现代军阀的鼻祖。这段因果联系，使人不得不感慨曾国藩及湘军的命运。换句话说，湘军之最后的影响和中国近代军阀雄起之历史有必然的联系。

黄埔系之“亲爱精诚”的变化

黄埔军校是一只革命军队，而不仅仅是军校，其本质是救国救民的。但是，其命运有类似湘军的地方。军校在大陆总共办了 23 期。然而，黄埔军校之亲爱精诚的校训因为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叛变革命后的举措，而发生了扭曲。这就是所谓“黄埔系”的问题。

黄埔系的诞生，是蒋介石在 1924 至 1947 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把相当一批革命的武装力量逐渐培养成为效忠其个人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的过程。

黄埔系之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黄埔军校组建之初，蒋介石从他毕业的学校保定军校以及其他各地陆军讲武堂、甚至日本士官学校等地挑选来的教员。二是由他们训练的黄埔学生，主要是黄埔前七期的学生。以“四一二”政变前后为标志，蒋介石利用扩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第一集团军的时机，通过发动上海的大屠杀，而树立了他个人对革命军的绝对领导。在此后的平定军阀和“围剿”红军中，黄埔系都是主力。

此后，蒋介石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全面提拔黄埔系干部。师级以上军政领导人，大部分来自黄埔系。黄埔系自此成为真正的国民党军队，而非国家的军队，并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培养黄埔系是对黄埔精神的扭曲，也是对其本人倡导的“亲爱精诚”的亵渎。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高级将领中相当一部分是黄埔学员或教员，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捉弄。

注：未经版权方允许，请勿转载、抓取。

好 文 推 荐

出生在那个时代，莱托勒的一生，经历了比和平时代要多得多的波折、灾难、考验，可他也见识过人性之可畏，明白生命之可贵。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在1965年的印巴战争中，一位名叫默罕默德·马哈茂德·阿拉姆的巴基斯坦飞行员，完成了比马尔塞尤更加厉害的超神一击——在30秒内连续击落4架敌机！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飞行员们，是如何先后两次掉到同一个坑里的。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查看

国家人文历史

微信ID：gjrwls

长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