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清朝有一群基层“公务员”义务工作250年，过得还不如仆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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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治人者”叫吏，“吏事君”叫官，合在一起称“官吏”。
很多人觉得“官吏”是一个群体，其实不是。
简单地解释，负责任的是官，干实事的是吏，这和今天公务员分领导岗位和非领导岗位有点像。
大多数中国人在讨论公务员工资时，最爱提的就是宋、明，左手高薪养廉，包龙图（北宋名臣包拯）有千万年薪；右手没钱活命，海笔架（明代名臣海瑞）买不起肉吃。
问题是，大宋朝优容的是士大夫，是官，明太祖定工资苛待的，也是官，他们的工资体系和今天一个月赚2000块钱的普通公务员有什么关系？能与之相比的，其实是宋、明的小吏们。
壹
从战国到秦、西汉初年的几百年间，形成了一个“皇权—文吏”关系模式的体制，其特征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皇权通过“文法之吏”对帝国进行统治，这些精通法律条例的吏员成为整个帝国行政职责的担当者。
不过随着西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形态不断变化，如何面对帝国内部如雨后春笋般孳生的豪强力量，成为新的课题，旧体制制度弹性不足（秦制实际上是“治一隅”的办法）的问题越发突显，开始走向以“儒术饰吏术”的道路。
西汉、东汉政权的逐步意识形态化，让儒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士大夫”的角色逐步软化、替代了“豪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角色，并与仕进制度挂钩，一步步占据“长吏”，也就是“官”的位置。
而原本的“文法之吏”则依靠他们娴熟的行政能力，在体制中找到了位置，不过他们的角色不再是秦制中的通吃，而是相对固定的——少吏，即各级官府的属吏角色。
这种变化，并没有以制度化的规定确认，不过官、吏的意识形态准备已经完成。
比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说：
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
“治民事”和“治民心”的分途，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更进一步。
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将士、庶划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谈及这个制度所塑造的社会：
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治民事”的繁杂工作，高门世族不屑为之，就甩给了寒门士人，而因其为寒门，仕进高官之路基本断绝，就形成了官愈尊，吏愈卑的状态。
《北齐校书图》局部北齐 绢本设色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南朝梁武帝时，对魏晋以来的“九品”进行了更细致地划分，六品以上重订九品共“十八班”，又称“流内十八班”，七品以下则为“流外七班”。
“流外七班”几乎全部都是各级官府的属吏官职，尽数由寒门士人担任。
到了隋唐，科举出现，干实事的地位并未随之上升，反而变本加厉。
就连在“官”的序列里的三省主事，正经的流内八、九品官（唐官品分流内、流外，经考试可由流外官升到流内官，所谓“入流”，当然非常艰难），士大夫也拒绝担任，原因就是业务属于“吏胥”，士子：
皆以俦类为耻。
问题是，唐代的进士及第可不像大清，考上了就能捞个七品知县，按规定，进士科考的最好的，甲第授官也才是个从九品上，偏偏人家还看不起你八品的主事，一句话，我就歧视你，怎么了？
这还是流内官，大部分吏职实际上是流外官，权益远远赶不上流内官，而地方州县的胥吏更是惨，连流外品都没有，只能被归为“杂任”。
就是说，朝廷已经不认你是“官”了。
至此，官、吏分途正式完成，自此至清末的1300年间，胥吏阶层，都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晚清外国人笔下的中国胥吏
贰
到了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干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参皇帝的资格，比他们级别低的士人官却能享受这种荣誉。当时还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参加科举考试，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给你干掉了。
所以，假设《水浒传》说的真事，宋江这个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除了造反再洗白还真没什么可能性。
当然，武德大夫这个表示多少级干部的职称本身是南宋才出现的，后两个职务则根本不符合宋朝的制度，纯属小说作者乱写，不可当真。
不过也并不是没有明白人想对这种状态进行变革，比如说北宋的王安石。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一方面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用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政治地位，让他们不再被排除于正统仕途之外。
看起来非常不错是不是？很快，这套政策就被后继者废止了。
因为这涉及到“皇权——士大夫”体制的一个本质问题。
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为了稳定，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革命”，或者是经济上的，比如殖民扩张；或者是政治上的，比如英国内战。
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
一时一地的改革的结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王安石下台后，苏辙任中书舍人，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命其裁减。正当他为吏员难裁犯难时，小吏白中孚对他说：
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翻译过来就是，虽然以前吏员待遇低，但是没有重罚跟着，所以都收贿赂，就不希望别人进来分肥，所以编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虽然待遇提高了，却有重罚跟着，不敢收贿赂，那就巴不得多来些人进编制，分摊下来，活儿少清闲。
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
当然，无论如何，宋朝人对于“胥吏”这个群体还有改造的兴趣和实践，到了明清两代，就只剩下限制和歧视了，连吏员子孙三代都被禁止科举，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可以说，古代中国官僚组织的变态，至此达到了极致。
叁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的封建，而是分封诸侯、世袭传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经是流官，吏却变成了世代传承的“世职”，这是“天下之大害”。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还有一句评断，更狠：
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
这种大害，到了清朝算是爆了大彩，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言道：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这么重要的阶层，都和清朝“共天下”了，待遇怎么样呢？
康熙元年，全国各级衙门里书吏的工资被取消了。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各级官员之外，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所有吏胥，自即日起义务劳动。
这一“义务”，就坚持了250年。
我们知道，佛门道家辟谷可不是人人能学的，就算吏胥自己不吃饭，老婆孩子总还要生活，可没有工资怎么办？
清朝政府很讲究，允许书吏通过收取“陋规费”生活，基本工资和乞丐差不多的衙役们也靠这个分食，地方上招数不少：
收税的时候超额自留叫“浮收”；在银子和铜钱兑换时做手脚叫“勒折”，雍正年间浙江乌程收人头税，市面上1两白银兑1200文，地方征税却要求每1两银子的税交2400文，直接翻番。
运粮食进北京要走漕运，老百姓还要管运费，这个叫“漕规”，定额1石的漕粮，实际要交2石以上。
更损的是老百姓向官府伸冤，不给钱连状纸都不收，雍正朝安徽阜阳县衙的门房，每收一份呈文要钱4500文，叫“签子钱”，心情不好了还敢要双份。
不过论起实惠来，地方上这些花招和中央六部书吏比起来差远了，因为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建小金库，美其名曰“部费”。
咸丰三年，恭亲王奕䜣曾说，各省解送北京的税款，进户部的账目、库房，每1000两都要交100多两的部费；军需报销更狠，直接比其他项目多加两成，乾隆朝西藏平叛，报销数千万两军费，光给这些书吏的部费就达到200万两白银。
这是户部，工部管营造，虽然当时不兴“造城运动”，却架不住黄河、运河隔三差五就得修一修，这河工一年600、700万两银子，自然要揩揩油。
兵部、吏部、刑部手里没项目，吃的则是“卡脖子”钱，给钱的事情好办，不给钱的，吏部可以扣你的任命，兵部可以卡你的军需，刑部干脆能搅和你的案子。
就连礼部这种清冷衙门，由于掌握着各府道州县铸造大印的活，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印，几十两不嫌少，一百两银子不嫌多。
这种腐败是不是触目惊心？难道就没人管吗？
肆
有人管，但是管不了。
比如打平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拥兵20万，到了报销军费的时候，照样得找掮客和户部的书吏们勾兑“部费”，人家开口是一厘三毫回扣，也就是1.3%，湘、淮军要报销3000多万两军费，要掏40万两白银。
曾、李也不跋扈，又找了个人去讨价还价，得了个挥泪大出血，8万两。8万两也没法正常入账，曾国藩就上了个折子，请求军费免审，领导同意了。曾国藩这个高兴啊，给儿子写信讲述心声：
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啥意思？能免了户部书吏们过道手折腾，这份感恩，比他得到高官显爵超过100倍！
圣旨免审了，曾国藩还是不敢不掏那8万两，照付，只是要求户部不能再多要了。这时候的曾国藩是什么地位？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到了屋檐下一样得低头。
这还是臣子，康熙皇帝为了这“部费”几乎把六部都骂遍了，偏偏没敢动手给它废了。
同样，锐意改革的雍正皇帝规范了半天书吏的编制和选用资格，也歇火了，他的宠臣田文镜面对陋规，能做的也不过是给山东、河南两省的收费项目做了个价目表……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简单，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八股、吟诗作对他们行，收税、断案这样的必修课还得雇师爷统筹，更不用说漕运、仓储、账目这些专业工种，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这样的官员，历代的俸禄表，按照品级罗列待遇，到雍正朝还搞出了养廉银，工资待遇不算低了，可除了按规矩从书吏、衙役们指缝漏出的陋规费里分肥，又有什么用处？
那么，“吏”们曾经的工资有多少呢？
明代，地方书吏们的年薪是6两白银，中央各衙门和督抚衙门书吏年薪36两，另给4石米。清代，顺治九年搞了一次地方书吏大降薪，年薪给减到了4.8两。
如果没有康熙元年的一刀切，书吏们的合法收入是个什么层次？
光绪年间五品郎中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写道：
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
1头骡子24两银子，1个仆人月薪要6两银子，可见300年间通货膨胀之严重，不过请注意，胥吏们可没有涨工资这一说，比如，大清朝官员的正俸标准几百年就没涨过，养廉银在道光后也不怎么正经发，何况地位卑贱的胥吏？
也就是说，如果谁真在这个时候干公务员，想不拿黑钱过日子，还不如去给人当仆人划算。
说到底，清朝的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
伍
也许很多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有这么一段解释：
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
言下之意就是，有不着调的天子，把天底下的权力都上收，可天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
其实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
但是“胥吏”之权为什么越来越重，以至于与“国朝”共天下？
归根结底，在于明清两代处于一个文明、制度的序列里，明太祖的定章建制，为这后面的600多年画好了边界，明朝还有个士绅阶层牵制皇权，到了清朝，干脆连士绅阶层也打翻在地，皇权自然更加肆无忌惮。
有研究统计，清朝地方州县官的在任时间，平均只有2年左右，这个时间，让地方亲民官熟悉政务都不一定够，更不用说和世代把持政务的胥吏家族掰腕子了。
所以，明清“皇权不下县”的小政府是越来越小，吏权却越来越大。
按照光绪年间修的《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中央六部中户部书吏最多，定额247人，所有在京机关书吏总计1184人，地方从总督到州县一级是8到14人，而这个时候有1358个县，400多个府、直隶州、直隶厅和23个省。
看起来是不是小学算术题？没那么简单，纸面上的编制要是能作数，大清朝恐怕要君主立宪到现在了。
事实是，清初中央各部书吏“多者以千计，少者不下数百”，地方上，同治朝游百川上疏称“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
这些都比不上老前辈刘衡在道光朝碰到的情况。
刘衡被任命为巴县知县，一到任，发现自己部下衙役竟然有7000人之多，花了1年多的时间清退了6700人，只留下100多人干活，也干得不错，等他离任之后，衙役又恢复到了数千人的规模。
当然，这个数字里，并不全都是“吃公家饭”的，还有临时工，按照清人说法是：
吏书皂快除经制外，类多帮身白役。
帮身、白役就是临时工，并非为清朝所独有，明朝地方也是满地都是，而且动辄千数，面对百姓时，他们可不是“临时”的老爷，都是能破家灭门的“执法者”，这么一算，大清朝该有多少披着官皮、吏皮的“公务员”？
即使按照平均1个地方衙门1000人算，也已经过150万了吧？
忘掉这些人的存在，去幻想明清政治、经济体系的先进，才是真正的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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