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海盗的后代们，为什么只用一个多世纪就能建立起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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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在国内上映的电影《维京：王者之战》讲述的是一场一千年前俄国版的“王子复仇记”。然而，在剧中最为夺人眼球的却是凶悍善战的维京佣兵，几乎令人怀疑这部电影究竟出自哪国之手。不过，事实就是这样，俄罗斯与古代维京这两个“战斗民族”之间的纠葛，甚至远比这部电影表现得更深⋯⋯
电影《维京：王者之战》剧照。片中主角弗拉基米尔正带领维京人攻打拜占庭的赫尔松涅斯
“维京人”
很多人都知道，苏联曾经有一艘未建成的航空母舰名叫“瓦良格”号，但对于“瓦良格”名字的出处，大概就知者不多了。实际上，“瓦良格”正是古代东斯拉夫人对于他们斯堪的纳维亚邻居的称呼。这些北欧的日耳曼人在古代欧洲各地有不同的称呼，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维京人”。
公元7世纪，这些北欧人已经学会建造远洋船只。他们为船只造了一个龙骨，以增强船的稳定性；并且竖起了一根结实的桅杆；还设计制造了舵和经过改进的粗短的桨。从此，他们不再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家门口活动。北欧人张上帆，把船驶向地平线以外，驶进那茫茫无际的大洋，并主要沿着三条路线，朝不同方向进行扩张：挪威人与丹麦人向西，瑞典人向东。这些“维京海盗”，驾驶着他们造型独特的龙头船，手持矛剑、战斧等各种武器，以山呼海啸般的猛烈攻势，攻掠从英格兰直至君士坦丁堡的广大地域，令文明世界为之丧胆。
海盗的另一面则是商人。对他们来说，贸易和征战是相辅相成的。遇到强者他们是商人，遇到弱者他们便是海盗。维京人常常带着狐皮、貂皮、银鼠皮等珍贵兽皮，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发，中经芬兰湾、涅瓦河进入罗斯大地，又通过第聂伯河和黑海，抵达君士坦丁堡，换成钱币、纺织品、香料，再原路返回。
海盗骑上战马
从旁观者的角度讲，其实9-10世纪正是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整个欧洲称雄的时代，东欧发生的事件在西欧也同样发生过。诺曼人911年曾在法国西北部沿海地区建立诺曼底公国，后来的诺曼底公爵威廉1066年还曾渡海征服英格兰，建立了英国的诺曼底王朝。无论如何，在没有足够证据推翻维京人当上罗斯君主这一传说的时候，还是权且信以为真为上。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基辅罗斯统治者往往拥有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的双重名字，譬如伊戈尔（Ihor）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是因格瓦尔（Ingvar），而奥列格（Oleh）则是赫尔格（Helgi）。甚至这些维京后裔的海盗遗风也表现在基辅罗斯国内的“索贡巡行”制度上。
每年秋季，基辅大公就会率领大批亲兵威风凛凛地来到各地农村，逐村逐户向村民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粮食等各种产品，到次年春天便把这些征来的贡物装船沿第聂伯河南下运往君士坦丁堡出售，并购进丝织品、珠宝、酒类及其他生活用品。这样的索贡没有一定限额，使用暴力征服，经常引起居民反抗，与过去瓦良格人抢掠商路沿途斯拉夫居民，并将抢来的财物运往拜占庭出售相比其实并无二致。实际上，头几位基辅王公的权力更多是依靠刀和剑来维持，他们把自己当作征服者，关心的也只是维护商路的畅通（以便索取更多的财物）。
基辅罗斯的疆域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大体上相当于今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正好位于欧亚两洲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平坦，与中亚草原连接在一起。因此，从第聂伯河畔向东直到大兴安岭山麓的广袤地带，当时都是内陆亚洲骑马民族的活动舞台。公元9世纪时，一个源自西突厥的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已经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并在915年首次被载入罗斯史书。这些突厥部落在此后的历史里成为基辅王公们的肘腋之患。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一方面，广阔的平原使其缺乏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从而总是觉得缺少安全感；另一方面，没有地理上的障碍又使其对外扩张能够不受限制，从而膨胀了其扩张的欲望”。出于战争的需要，同时也受惠于邻接草原的地理位置，基辅罗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王公们往往饲养大量的马群，并设置马厩长（弼马温）一职，由他们负责管理战马。这些战马用来装备基辅罗斯王公军队的核心——亲兵，这些王公们的常备军的贵重金属武器通常也由王公提供。他们在参加第一次“落发仪式”后就开始接受严酷的训练：在4岁时练习骑马；10岁时骑坐没有马鞍的马，熟练掌握投石的技巧；12岁时练习射击，要求5个箭头同时从弓弦射出，并同时击中目标——这同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个世纪之后的蒙古骑兵。
从“王子复仇”到“罗斯受洗”
毫不奇怪的，尚武的斯维亚托斯拉夫毕生致力于统率这样一支精悍的军队扩疆掠土索贡。971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率领2万军队远征拜占庭，而拜占庭以10万大军迎战。斯维亚托斯拉夫虽然豪言激励将士死战到底，最终还是在决战后被迫撤离。不幸的是，他在回国途中遭遇佩切涅格人的突然袭击，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丢了性命。传说，佩切涅格人按照典型的草原习惯砍下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首级，用其头盖骨做成一个镶有黄金的酒杯，为的是从中领悟“已牺牲的统帅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绘画，描绘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入侵保加利亚的情形
年仅30岁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过早去世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风暴。他留下的3个儿子为了争夺大公宝座，彼此兵戎相见，展开阋墙之争。坐镇基辅城的长子雅罗波尔克杀死了二儿子奥列格，吓得幼弟弗拉基米尔也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急忙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在维京雇佣军和当地人的支持下，弗拉基米尔打败并杀死了雅罗波尔克。根据编年史的记载，“雅罗波尔克来见弗拉基米尔，刚一进门，两名瓦良格人便用剑将其从腋下挑起”。大约在980年左右，弗拉基米尔成为整个基辅罗斯的统治者。
《斯维亚托斯拉夫之死》，版画。公元 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回国途中遭遇佩切涅格人的突然袭击，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丢了性命。传说，佩切涅格人用其头盖骨做成一个镶有黄金的酒杯
基辅罗斯的地理位置，使得弗拉基米尔拥有很多选择。这个东欧国家位于多种文化的交叉口，不仅与西方的拜占庭及其他基督教邻国有联系，而且与东方的穆斯林游牧民族和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有来往。《古兰经》中的天堂及仙女一度颇令弗拉基米尔喜欢，但他却不愿意行割礼，而且也无法放弃猪肉和美酒。他也拒绝了教规森严的犹太教。罗马教会同样不合弗拉基米尔的心意，这可能因为祈祷仪式必不可少的拉丁语使弗拉基米尔感到太难，而且加入天主教意味着必须向教皇效忠。
最终，拜占庭帝国信奉的东正教给罗斯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宗教礼仪隆重华美。罗斯的考察团回来报告说，当他们进入这座教堂后，“不知自己究竟身在天堂还是人间。这里有人间罕有的辉煌壮丽，我们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们只知道上帝就在那儿，在人们中间，而且其仪式远远美于其他任何国家。”另一方面，东正教主张政教合一，世俗统治者也是最高宗教首脑，这对罗斯大公加强自己的权力十分有利。这个教派还允许建立民族教堂，用本民族语言传教，也容易为斯拉夫人所接受。
结果，在公元989年，弗拉基米尔进行了受洗仪式，接着命令基辅的居民成群跳入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中受洗，异教神明的偶像被掷入水中。中世纪文献对此称赞道：“看到如此多的人得到拯救，天上、地下一片喜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罗斯都陆续皈依了东正教。换句话说，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属民最终选择了成为“拜占庭国家共同体”的一员，伴随着东正教的传入，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从此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另一方面，东正教信仰也使罗斯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与东方的游牧民族和伊斯兰国家大不相同，而且有别于西方和北方的天主教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罗斯受洗”奠定了未来的俄罗斯文明“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身份认同。
《弗拉基米尔受洗》，1890年，油画，公元989年，弗拉基米尔进行了受洗仪式，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罗斯都陆续皈依了东正教，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属民成为“拜占庭国家共同体”的一员
基辅罗斯的第一位“大帝”
当然，弗拉基米尔无暇顾及身后千年之事，在“罗斯受洗”之外，他同样忙于另一项基辅君王们的传统事业——武功。他系奴婢之子的事实，使他自童年起便与兄弟们处于不平等地位——其余王子都出身于显贵的自由民母亲。这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很自然地激发了弗拉基米尔的一种愿望：他要以力量确立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基辅罗斯军队也变得更加强大。10-11世纪时罗斯的进攻武器包括“双刃剑、战斧、长矛、军刀、圆剑、短标枪、铁箭头等”，以及从黑海北岸游牧部落那里引进的战锤。长矛分成两种，分别是投掷用的矛和白刃战用的矛，其中短矛的样子就像今天的刺刀。至于罗斯士兵的保护装置则包括“铁制头盔、锁子甲等”，其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是罗斯样式的头盔，包括覆盖整个面部而只露出双眼的罗斯面具。
此外，罗斯兵器匠制作锁子甲比西欧各国整整早了两个世纪（迟至12世纪，当十字军东侵时，锁子甲才从中东传入西欧各国）。罗斯军队的铁制和铜制盾牌“不但坚固，而且很长，可掩盖脚部”，更有利于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从装备上看，罗斯军队有能力对付来自不同方面的敌军：如果与欧洲各国的骑兵作战，那么罗斯军队就会选择重型战斧，因为越重的斧头越容易打碎坚固的盔甲，同样的，重型斧头的弯曲部分有助于将骑兵从马上拖到地面，置其于不利的情势下；而在与东方游牧民族作战时，罗斯军队则选择弩、矛和剑，应对其迅速作战的特点。
弗拉基米尔在位30多年时间里，强大的基辅罗斯军队东征西讨，先后向今天的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等地进攻，占领了大片领土。至此，基辅罗斯的版图最终形成，它东起顿河，西迄喀尔巴阡山，北达波罗的海南岸，南至黑海北岸，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成为东欧的一个强国。为了保护基辅等重要城市的安全，弗拉基米尔还在第聂伯河左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它虽不及万里长城那样悠久绵长坚固，但也存在了200年之久，在防止游牧部落的侵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弗拉基米尔私德有亏——史书记载他有妾八百，“还要对自己臣僚的妻子非礼，奸淫少女”——但他取得的文治武功还是足以使其成为基辅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帝”。作为统治者，他以慷慨大方著称，不记旧怨，性情随和，施政仁慈。因此，他也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当时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壮士歌》就颂扬他为“红太阳”。当弗拉基米尔于1015年7月15日在自己的近郊城堡中逝世。得此噩耗后，百姓成群结队涌进教堂，为这位慈爱的王公——自己的保护者——痛哭流涕。弗拉基米尔的遗体被运往基辅，殓葬于一具大理石棺内。罗斯的东正教会更是宣布弗拉基米尔这位昔日热爱享受生活的“异教徒”为圣徒，“地位等同于耶稣的十二使徒”，可谓哀荣无限。
也许，弗拉基米尔执政唯一值得诟病之处就是，他与其早逝的父亲一样没有安排好身后之事。弗拉基米尔去世后留下他16个儿子中仍然在世的12人，随即导致了另一场内战与“王子复仇记”。幸而最后登上至尊之位的雅罗斯拉夫同样是位明君，这从他获得的“智者”绰号就可见一斑。在他统治时期（1019-1054年），基辅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在他逝世时，基辅罗斯已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维京海盗的后代们，只经过了不到两个世纪，就成了大地主。
（参考文献：（俄）叶·维·阿尼西莫夫《俄罗斯历史故事集》；毛晨岚《拜占庭与罗斯关系研究》；尹曲王松亭《基辅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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