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 | 看完这篇，就知道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不会是麋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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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麋鹿拉着圣诞老人的雪橇划过夜空”之类的宣传文案，都会担心这群珍稀动物是否会被冻死…...
圣诞老人住在寒冷的北欧，拉雪橇的首选当然是皮糙肉厚不怕冷的驯鹿。而麋鹿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主要活动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麋鹿
驼鹿
驯鹿
（麋鹿、驼鹿、驯鹿......傻傻分不清楚）
麋鹿，原始先民的食谱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随处可见麋鹿神秘的身影。
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中，人们发现了麋鹿的骨骼化石，证明了原始先民已经开始狩猎动物用以果腹。
西侯度遗址中的麋鹿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麋鹿骨骼的出土数量与家猪骨骼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见狩猎麋鹿已经顶起了原始人类饮食世界的“半边天”。
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麋鹿角
与此同时，作为栖息在沼泽湿地的草食动物，麋鹿也与原始农业的发展关系密切。麋鹿的蹄子宽大，趾间有皮腱膜，非常适合在湿地沼泽行走；湿地边生长的禾草与苔草也为麋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被麋鹿践踏过的地方，许多植物都被深埋入泥土中，由此而肥沃的土壤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原始先民们就在麋鹿践踏过的湿地里小心播种，等待水稻的丰收。
西晋人张华编撰的《博物志》就记载了这种耕种方式：“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麋兽，千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利。”
先民们在从事“麋田”种植的过程中逐渐发明了“蹄耕”，通过驱使驯化的水牛在被水浸润的泥土上来回走动，以达到与“麋畯”相似的效果，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我国的甲骨文中也出现了“麋”字。
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关于田猎狩麋的记载多达200余版，分为“逐麋”“射麋”和“陷麋”等多种捕猎方式。例如“小屯南地甲骨”2626片有“乙亥陷擒七百麋”的叙述，记载了商王的一次大型田猎活动。
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千余件麋鹿骨骼，既对照了甲骨刻辞中大量捕猎麋鹿的记载，也说明了麋鹿种群在商王朝时期十分庞大。
麋鹿：贵族的宠物
麋鹿主要生活在湿地遍布、植被茂密的地区，然而由于湖区围垦、人为捕猎、气候变化等多重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麋鹿数量开始锐减，成为了王室贵族争相圈养的稀有之物。
周文王曾修建灵台，筑有灵囿，用以饲养动物。《诗经·大雅·灵台》对此记载：“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毛诗故训传》中解释：“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
黄海滩涂上的野生麋鹿 徐永福/摄
《左转》记载：“郑之有园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孟子见梁惠王》中记载了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对话：“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这些文字都体现出圈养麋鹿在当时的王室贵族当中风靡一时。齐宣王更是以观赏麋鹿为乐，规定“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
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地，麋鹿的形象更是被广泛用于“镇墓兽”的造型，被视为人神沟通的重要载体。九连墩墓、曾侯乙墓等地都出土了不少漆木卧鹿，这些镇墓兽的鹿身以木头雕刻而成，鹿首上插上了真鹿角，这些麋鹿神态自若，栩栩如生，仿佛被工匠精心的雕刻赋予了生命。
九连墩2号墓出土漆木卧鹿
唐宋以降，麋鹿的形象开始受到文人墨客的关注，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在李白和杜甫的笔下，麋鹿成为了不受世俗羁绊，追求高洁生活的象征。
李白在《山人劝酒》中写道：“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体现了他愿与麋鹿为友的高洁之志，耻于参与官场上的权力之争。
杜甫在《沙苑行》中写道：“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表达了愿伴麋鹿同游，追求畅快自然生活的豪情。
而柳宗元的《临江之麋》，则是讲述了一只麋鹿依仗主人的宠爱而欺压家犬，终被外犬分而食之的故事，讽刺朝堂上恃宠而骄的小人。
黄海滩涂上的野生麋鹿 徐永福/摄
同时，麋鹿也被当成了治疗疾病的良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药材麋脂，主治“痈肿，恶创，死肌，寒风，湿痹，四肢拘缓不收。”《本草纲目》则记载：“麋之茸角补阴，主治一切血症，筋骨腰膝酸痛，滋阴益肾。”这些药方的流传，或许是麋鹿数量不断减少的原因之一。
八国联军致其在华灭绝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麋鹿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元代建立后，元帝在大都（北京）南郊划定了四十公顷的水草丰美区域，命名为“下马飞放泊”，专门用于蒙古族人的狩猎之地。残存的麋鹿也被被蒙古贵族从黄海滩涂捕捉转移至此，成了当时中国最后的麋鹿种群。
明朝永乐十二年，明成祖朱棣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将其扩建到210平方公里，并夯筑围墙，开辟了北红门、南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四门，“设海户千人守视”，改称此地为“南海子”。
康熙时期南海子地图
清人入关后，满族贵族因怀念关外纵情驰骋的骑射生活，将南海子设立为专供皇室、官僚狩猎、练兵的的皇家猎苑，中国仅剩的两三百头麋鹿尽数圈养于此。
1894年，永定河泛滥的洪水冲垮了南海子的院墙，一些麋鹿逃出了猎苑并被猎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攻占北京的同时也将仅存的麋鹿掠往欧洲，导致了麋鹿在中国本土的灭绝。
然而麋鹿在国外的生活并不美好，流落在欧洲各国动物园内的麋鹿奄奄一息，相继死去。英国的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十分热爱动物，重金购买下了巴黎、科隆、安特卫普等地仅存的18头麋鹿，饲养在自己名下的乌邦寺动物园内。
乌邦寺动物园中的麋鹿
到1967年时，乌邦寺动物园内麋鹿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00多头，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湿地环境和人工力量，想在欧洲恢复麋鹿的野生种群不仅很难，同时也违背了保护生物学的原则。
在此期间，许多动物学家和爱国人士都在盼望着麋鹿的回归。1985年，在十四世贝福特公爵的支持下，22头麋鹿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回归了南海子的麋鹿苑，结束了它们近百年的漂泊之旅。
32年后的今天，经过数代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麋鹿的种群已经繁衍壮大。分布在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的麋鹿种群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头的规模，并形成了规模上千只的野生种群，实现了麋鹿这一物种的新生。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繁荣到衰弱、从灭绝到重生，麋鹿的失而复得是动物保护史上的一个奇迹，更表现了人类拯救濒危物种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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