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神秘机构所经历的谍战，比《风筝》还要精彩
文 | 谢芳 黄玲 经公众号“瞭望智库”（微信ID：zhczyj）授权转载。
近期，谍战剧《风筝》的热播，让中央特科这一神秘组织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尤其是片尾致敬的11位情报人员，基本上都出自中央特科。
91年前，周恩来临危受命在上海建立了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彼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散布白色恐怖；大革命遭遇波折，上海滩风起云涌。
这支队伍潜伏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在隐蔽战线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让我们一同了解这个神秘的组织。
中央特科，在危难时刻诞生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近5.8万人。工农运动风起云涌，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
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可就在这时，蒋介石匆匆赶到上海，在“争取”到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后，他决定公开反共，一时间，上海形势骤变。
1927年4月11日深夜，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国民党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去商谈“重要问题”。
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前往。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毅然前往。没想到国民党根本不想和谈，并把周恩来软禁在宝山路的天主教堂里。
周恩来被软禁后，蒋介石发出“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
4月12日凌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突然升起了信号，瞬间，数百名待命在租界里伪装成工人的青帮流氓打手和军警特务，杀气腾腾地冲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地，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到4月15日，上海共产党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意识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隐蔽工作没有做好。
目睹了敌人的猖狂捕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的重大危害， 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有效的情报保卫部门，才能保障上海党中央的生存安全。
他在总结以往血的教训，和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在上海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中央特科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确定了组织基础、工作纪律，并且集聚和培养了一大批情报保卫工作的骨干。
化于无形，藏龙卧虎的“特种部队”
那么，在危险重重的上海，中央特科如何“化于无形”，隐蔽安身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租界，这样，即便被国民党情报机构发现，也有缓冲的余地。
但是，中央特科的地址最终定在了天蟾逸夫舞台。天蟾逸夫舞台是上海历史最为长久、最具规模的戏剧演出场所。中央特科就藏身于天蟾舞台剧院旁边的楼房之中。
这个楼房可不一般，它与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达房屋，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不易引人注意。此外，天蟾舞台剧院还有两个出口，方便隐蔽进入和紧急撤退。
天蟾逸夫舞台 左图摄于20世纪30年代，右图摄于2015年 图源：文汇报
除了隐蔽的藏身地点，中央特科还有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
早在1928年4月成立之初，中央特科就组织了几期训练班，每期20天，专门培训学员从事秘密工作的知识和技术。
周恩来、项英等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做了仔细讲解。绝大部分特科人员都参加了培训，有的成员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部长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等等，可谓藏龙卧虎，精英荟萃。
中央特科主要设有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四个科。
总务科为特一科，主要负责筹集经费、布置联络点、安排会场，此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
情报科为特二科，主要负责打探敌情，保障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
行动科为特三科，这个队有很多别称，诸如“红队”以及“打狗队”等。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主要职能就是惩治叛徒，震慑敌人。这个科的成员几乎都是神枪手，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他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他们的装备也很厉害，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自己使用时戴一种特制的眼镜就不受影响。
交通科为特四科，最初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1928年之后，交通科还担负起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的任务，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
中央特科四个部门紧密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叛徒出卖革命，必消灭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威胁最大的还包括党内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
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反而大浪淘沙，使党组织更加纯洁。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叛变投敌、出卖组织，甚至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晋升之阶。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对于这些叛徒内奸，中央特科的行动科负责打击消灭。他们每人一把枪、一辆自行车，按照党规定的任务，惩罚完叛徒后迅速消失，可谓来无影去无踪。
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白鑫，就是被行动科击毙的。事情还要从白鑫叛变并暴露开始讲起。1926年3月白鑫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他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可以说，白鑫是一个老革命了，但是他到上海后认识了国民党负责情报的范争波，思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范争波“劝”他利用职务之便抓捕共产党，以此向国民党输诚。白鑫没能禁得住诱惑。
1929年8月24日，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停在了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门前。正在这栋小楼里“打牌”的几个人，被荷枪实弹的巡捕全部押走。经远里12号其实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
这场“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着麻将桌开会的分别是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以及白鑫。
被捕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29年8月30日，被摧残至“体无完肤，手足俱折”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杀害。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很快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正是白鑫。
面对这四位同志的牺牲，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
基于此，白鑫预谋逃离海外“避难”，并在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发布消息：“白鑫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
中央特科很快识破，这是国民党为了扰乱视线放出的烟幕弹。白鑫肯定还在上海，但是他到底藏在哪里呢？
巧的是，白鑫忽然得了疟疾，邀约柯麟医生登门为其治疗，而柯麟正是中央特科情报人员。他借机确定了白鑫的藏身之处：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公馆，并很快打听出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开上海，逃往意大利“避难”。
行动科的情报员们租下和合坊27号三楼房屋，密切监视对面43号内的一举一动。
1929年11月11日夜里11点，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在范争波兄弟以及保镖的陪同下，出现在和合坊43号的后门口。他急切地向后门停靠的汽车走去，那辆车可以送他去码头。
就在白鑫将要上车之际，几名行动科队友现身，大喝“不许动”，白鑫见状转身就跑，伴随着三声枪响，叛徒倒在了和合坊71号门前。
白鑫“遇刺”事件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成为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用红色大标题发表此消息。
然而，国民党绞尽脑汁也未能侦破此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千钧一发，情报挽救中共中央
白鑫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但是没想到，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会突生异变。
1931年春，中央委派顾顺章秘密执行护送任务，任务完成后，顾顺章并未马上返回上海，而是逗留武汉，吃喝玩乐，甚至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公开登台演出，无视中共秘密工作纪律。
如此高调行事的顾顺章很快被敌特盯上，1931年4月24日，“魔术师化广奇”在武汉被捕。
被捕后，顾顺章直接报出自己的名号，并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与蒋介石见面。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押送上一艘货轮，前往南京。临行前他强调一定不要提前通知南京，但是，邀功心切的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国民党情报人员蔡孟坚，还是向其顶头上司徐恩曾连发六封加密电报。这些电报都被送到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里。
钱壮飞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被调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并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与李克农、胡底建立起了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这三位中共特工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其中“龙潭”取自“龙潭虎穴”）
钱壮飞接到电报时已是4月25日子夜，他判断武汉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大事件。他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开始破译电文，结果让他震惊不已。黎明被捕并且已经叛变，“黎明”，就是顾顺章的化名。
对此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因为，顾顺章除了是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掌握着中共的大量机密。他不但熟悉所有接头暗号和电台密码，还清楚地知道中央重要领导的藏身之地，以及几乎所有秘密机关的确切地址。
钱壮飞计算了一下时间，预估顾顺章将于4月27日早晨抵达南京。他立即想办法，几经周折，在26日晚上将消息带给了远在上海的李克农，让中央赶快转移。
李克农又找到情报科科长陈赓，陈赓很快汇报给了周恩来。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
4月27日顾顺章抵达南京，他见到蒋介石后将中共机密和盘托出。28日凌晨，蒋介石立即派出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开始在上海疯狂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想要一网打尽，但是却空手而归。
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至此，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存在了”，说的就是此事。
顾顺章在变节加入国民党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还试图建立“新共产党”，最终在1936年6月，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白手起家，无法破译的“豪密”
除了冲在前面惩处叛徒的行动科，中央特科还有一支专注于幕后工作的队伍，那就是特四科——交通科。
在创建初期，交通科主要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成员们隐蔽在水陆交通线上，担任轮船水手、火车司机、茶房、乘务员或小商贩、客栈店主等，建立起上海党中央到各省区、各苏区根据地的秘密水陆交通线，同时，他们还负责护送中共重要人员及武器、经费与文件的往来。
不过，由于没有无线电通讯，中央派往各苏区的交通员，都要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因此，1928年6月，中共六大会议特地讨论了建立中央电台的计划。
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白手起家”自制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中央特科的交通科。年仅23岁的李强当时是交通科科长，自然而然地担负起这份责任。
李强毕业于南洋学堂土木工程专业，1925年入党，他是一个奇才，不仅会自主研发电台，还会造枪，新中国成立后又大力开展外贸工作，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李强接受任命之后，买来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自学理论，还从私营的仪器公司弄到一台收发报机进行解剖研究，随后开始在洋行购买零件尝试制作。
在经过反复的试验、制造后，1929年10月，他在沪西福康里9号的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里，制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台。
1930年1月初，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当时的电文由从香港发出，邓颖超在上海亲自译电，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发电报所用的密码是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发明的。由于周恩来早期在觉悟社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曾化名“伍豪”，因此这套密码在党内被称为“豪密”。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密电屡屡被中共无线电部队破译；但国民党部队截获使用“豪密”的中共密电后，却始终无法破译。这套“豪密”直到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湾时，都没有被破译。
中共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切实发挥了党的“耳目”和“卫士”的作用，为中共的许多战役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参考。
为革命奋斗，他们从不退缩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虽然有钱壮飞等人的奋力挽救，但仍然给中共组织造成了伤害，党早期的领导人蔡和森、恽代英就是在那时遇害的。
鉴于当时大部分组织机构都从上海撤离，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的保护下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但是，国民党的搜捕与迫害日益加剧，1934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多名行动科队员被捕遇害，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虽然中央特科的行动暂时中止了，但是，特科队员们依然在为革命奋斗。行动科的项与年为了帮助中共反“围剿”，用石头砸掉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混过排查，徒步六天，将国民党的“铁桶计划”送到苏区。中央红军随即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项与年
交通科的李白作为无线电台的继任者，在国民党疯狂搜索的背景下，毅然为中央发去了直接关系渡江战役的军事情报，自己不幸被捕入狱。
敌人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先后使用了36种酷刑，李白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蒋介石得知从李白口中没有获得任何情报，气急败坏地亲笔批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李白对来探监的妻子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这就是李白与妻儿最后的诀别。
1949年5月7日，李白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20天后，上海解放，他牺牲在黎明之前。
从1927年到1935年，中央特科存在的八年间，有太多的队员先后牺牲。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则，他们中有的人，因身份被发掘而名留青史，有的人仅仅留下了一个名字或代号，而更多的人，甚至连一个代号都没有留下。
中央特科在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的历史长河中，可谓短暂的一瞬，但它所创造的特殊功绩，却永世不可磨灭。
回眸历史，中央特科开展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先河，在中共处于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大职责，成为中共最坚实的红色堡垒。
（本文图片、参考资料均来自于纪录片《红色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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