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比明清时低，战争规模却更大？
首发于知乎，经作者授权转载。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但凡涉及先秦时期的战争，我们常惊叹于战争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反而到了明清时，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战争规模反而变小。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先秦时代令人热血沸腾的大规模会战，只是普通规模的战役，参战的几十万“军队”大部分是民夫，实际兵力只有几万，与古代各时期的战役规模相比没有太大差距。长平之战也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战役，只是杀战俘最多的战役。
本文将通过图文和数据，尽可能还原先秦时代的本来面貌，用定量分析和社会分析的手段，来分辨官方历史数据的虚实，在后勤生产、后勤物流、人口结构、粮食生产和统计口径五个方面，给出一个可信服的合理性解释。
很多人把古代的军事后勤简化为民夫运输粮草、辎重，其实这只是军事物流，是狭义的后勤。
完整的后勤系统包括军事物资的采购、生产、调配和运输等。而且因为很多军事物资是民间百姓用不到的，也不能在战场就地取材。到了战争爆发时，就必须额外动员百姓大批量生产。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兵马俑的部分复原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战争所需要的军事物资不只有粮食和草料，还需要：
武器：例如弓、箭、弩机、短剑、戈、矛、盾……
军服：例如皮甲、铠甲、袍、鞋、帽、各种保暖衣物……
另外还有兵马俑里看不见，但战场上必须有的：
军事物资：营帐、马具、麻绳、麻袋、漆器、舟、车、战车、攻城机械……
各种工具：斧头、铲子、木锯、凿子、量尺……
工程修建：桥、路、大量军营设施和防御设施……
军事物资的生产过程
这里以武器中损耗最大的弓箭为例，为了简化，不说弓，只说箭。
兵马俑出土的秦箭
箭簇需要青铜，剑身是木材、箭尾是羽毛。
图片来自《博物》杂志
箭的生产过程
1. 青铜需要铜和锡，这两种矿藏不伴生，相隔百里甚至千里，需要分别运输、采购。
2. 山西中条山出产铜，可以在矿坑边上进行精选和冶炼，制成铜锭运输。
3. 锡则需要大量从千里之外采购，通过与楚国贸易从江南进口锡锭。
4. 青铜的冶炼需要木炭，而生产木炭则需要另外一套生产体系。
5. 青铜融化按比例加入锡，混合均匀浇入事先批量造好铸造模具里。
6. 秦国的武器是高度标准化的，规格要求非常严格。
7. 批量铸造的箭头并不能马上用，需要继续磨制精加工。
8. 箭身不是普通树枝可以替代，而是曲直、材质、大小、轻重都要严格符合规格。
9. 注意箭身最后的凹槽和羽毛的插槽，这都需要木材深加工。
10.箭尾的羽毛也是需要挑选和标准化剪裁，不能有瑕疵。
很多青铜器还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不符合标准会制罪。这些后勤人员的主体大部分是老百姓，被迫停止农业生产，专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
除了上面说的后勤生产，他们的后勤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
粮食、草料的收集、加工和运输；
武器的制造和装配；
木材的砍伐、加工和运输、木炭的烧制、矿石的开采和冶炼；
布匹的纺织和染色、衣物的剪裁和缝制；
车辆的制造和修理、军用牲畜的饲养；
舟桥的修建、道路的维护、营地的修建；
伤病的医护……
是否有规模经济效应？
现代工业存在生产规模越大、产品成本越低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主要是得益于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为了提高武器的生产效率，秦国已经有了标准化和流水线作业，武器生产效率远高于单人作业，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先秦时代的极限。在没有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先秦时代，要想增加产量只能靠增加人手的方式，这些人手多是百姓。而人的成本主要是消耗的粮食，这是刚性的，不会因为人数增加，每人消耗的粮食就会减少。所以武器生产成本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而是出现等比例的增长。
后勤运输成本也同样如此。现代运输因为有大型运输交通工具，随着运输里程的增加，每公里分摊的交通工具成本会下降。但是先秦时代的陆地交通是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战时猛增的运输需求，也只能靠增加民夫的数量来增加，不会出现规模效应。
尽管先秦时代已经有了车辆，但因为路况极差，车辆损耗严重，导致寿命很短。出师远征，即使运输车辆能走到战场也基本报废，更不会出现规模效应。
在古代，真正能出现规模效应的是水上运输，关于水运会在后面后勤运输部分中介绍。
有人说，战国时各国实行军民一体的政策，可以战时为军、平时为民，这样不就解决军队粮草的供应问题了吗？
其实这种模式只适合防守的军队。只有那些基本不移动，或近距离、小范围移动的部队才适用。例如戍边军队、地方常备军、守城守关的军队，这些可以军民一体，靠自耕来解决基本口粮问题，大大降低了后勤运输的成本。不过武器等军用物资他们是没法自力更生的，还是需要靠后勤运输来解决。例如明朝后期向全国征收辽饷，那时的辽东军队就拥有大量屯田，大部分粮食可以靠自耕解决，但还是需要举国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50万军队，不代表这个国家能远距离投放50万军队。因为远距离作战都需要大规模后勤运输系统的支持，后勤运输至少要包括兵力的投放、物资的运输。
我们可以把后勤比作自来水网。在家里，水龙头和现成的自来水网连接，打开水龙头就能获得水。这是国内常备军的后勤支撑模式，有现成的补给网络，补给成本较低。
在野外，水龙头插在土里是不会获得水的，因为没有现成的水网。要长期饮水，必须铺设新的供水管网，这个成本是巨大的。这也是投放到远方的军队面临的问题，需要建设一条庞大的后勤补给线。
士兵是否可以自带干粮外出打仗？
我们以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作为参考，宋代的运输条件应该比先秦好一些，就作为最优策略吧。
注意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只计算了兵力投放的粮食消耗，没有计算物资运输部分。沈括曾任管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也曾为了抵御西夏，任延安知府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他的数据也很可信。
他指出，出兵打仗最关键的是粮草，这是出兵数量和距离都受到粮食消耗的制约。沈括根据单程和往返两种情况进行计算，得出了兵力投放和所需民夫之间的数量关系。
可以看到，随着民夫的增加，新增天数却在减少。也就是行进的距离越远，每个里程单位的运输成本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如果要远距离投放10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7万人，就要用30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
如果让士兵自己带粮食打仗会怎么样？
宋代单位：1石 = 10斗 =100升
按照上面所说，每人每天吃2升粮食，出兵一年365天，就是7.3石粮食。沈括说，一头驴可以背负1石粮食，骆驼可以背负3石。无论如何，人也背负不了7.3石粮食！
即使士兵背负0.5石粮食，加上武器等装备行军，走不了几天就会筋疲力尽！更何况这些粮食还不够他吃1个月。
粮草对长平战局的决定性影响
长平之战后期，秦王听说赵军被围在山谷里、粮草被断，为了支援秦军、长期围困赵军，秦必须增加粮草供应。战场形势多变，以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手段，来不及在全国大范围的征兵。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秦王干脆亲自跑到离长平战场最近的河内郡，给该郡的百姓封爵一级，征调该郡15岁以上男子全部去运送粮草。因为就近解决比全国征调更及时、损耗更小。
为了应急，秦王居然连全郡封爵的办法都用上了，全郡封爵意味着整个郡所有人，不但将来不需要缴粮纳税，而且终生享受国家俸禄。这也说明到了战争后期，秦国的后勤已经透支到了极限。尽管秦国的状态非常狼狈，但赵国却更惨，可以说是人间炼狱了。
人如果不吃饭，只喝水，只能生存40-50天，高度压力下挺不过30天。没了后勤，被围困的赵军很快陷入绝境，到第46天，饿急眼的赵军出现自相残杀、吃人肉的恐怖景象。
后来赵军的投降、以及被坑杀，其实都和后勤补给有直接的联系，后勤粮草才是决定长平之战各方决策的关键。
战场上的军队就像一只风筝，没有后勤生命线的支持，战争局势马上急转直下。
后勤运输中成本最低的方式是水运
早在春秋早期，秦国在渭河和黄河上就有大量船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援助晋国几千吨粮食，从陕西凤翔，通过渭河、黄河、汾河到达山西翼城。庞大船队的船帆从秦都雍到晋都绛首尾相连，连绵不绝。这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关于大规模航运的记载，史称“泛舟之役”。
但秦国在黄河的航运到三门峡就必须中断，因为三门峡让黄河水流突然90度转向，并有鬼门、神门、人门三岛阻隔，是极其危险的航道，无法航行大船。
三门峡水利枢纽修建前的三门峡
后来人们在三门峡的东侧开凿了元新河（娘娘河），才可以通漕运。
图片来自《三门峡漕运遗迹：黄河水库考古隊报告之一》
不过在长江上就没有这个限制了，虽然三峡也很危险，但比三门峡好多了。公元前280年，秦国发动对楚国的黔中之战，司马错从甘肃临洮进入四川，再征调巴、蜀两地10万军队，乘坐万艘大船，装载了三个月的粮食，顺长江而下，进攻楚国。
1935 年在河南省汲县的山彪镇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鉴
文物上錾刻水陆攻战图的纹饰，其中就有一种双层战船。船的下层是水手划船，船的上层则载着士兵，两艘战船在进行激烈的交战。
这说明在战国时，制造双层船已经不是问题，船的动力不仅可以靠水流和风帆，也可以靠水手划桨来驱动，这样的话实现逆流而上也不再是问题。
根据纹饰复原的战船模型
根据前面后勤生产成本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运输成本要降低，必须依靠大型交通运输工具，而且运输工具不能损耗太大很快报废。而水上的船舶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水运能随着运输里程的增加，出现运输成本降低的规模经济效应。
水运大幅度降低了运粮的损耗，其承载能力不仅远超人力和畜力，而且顺流直下速度极快，日行三百余里，10天可行三千里，所以水运才是古代世界最佳的运输方式，现在应该能明白京杭大运河和水师在古代的战略价值了吧？
接下来再对先秦的人口结构和生产力水平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先秦时代真实的军队数量应该是多少？
年龄金字塔
人口金字塔可以反应出人口中最根本的年龄和性别结构。金字塔的每一层代表一个年龄组的人口，上部代表老年人，下部代表少年儿童，中间部分代表青壮年；左半部分代表男性，右半部分代表女性；横条的长度表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根据人口金字塔图所反映的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可将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又称作扩张型、静止型和收缩型）。
这个人口规律是所有时代都通用的规律，古代和近代的区别是古代死亡率更高，因为医疗水平太差，儿童夭折率也很高，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足50岁，所以在图形上会更加的扁平。
先秦诸国都采取积极的人口扩张政策，特别是人少地多的秦国，更是鼓励各国移民到本国开疆拓土，所以先秦诸国的人口都属于扩张型的人口结构。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在30%以上，考虑到古代儿童夭折率，这个比例也已经低估。
一国人口50%是女性，15%是男童，加起来不能参战的比例在65%；包括15、16岁的少年在内的成年男性在总人口的比例只有不到35%，再考虑到战国时代连战征战，成年男性的比例会降到30%左右。再把老、病、残等不能出力的人去掉，成年男性的人数将在20%～30%之间。这样得到的人口结构如下图所示。
我们假设秦国有500万人口，则成年男性的数量在100万～150万之间。
参与政府行政的人员数量
秦国的行政区划等级为郡、县、乡、亭、里、什伍。
考虑到秦国的地多人少，上面这些数据比例都是非常理想化的，所以下面的数据我们尽量都按照折半处理。
战国后期，秦始皇即位时就有14个郡，每郡下辖15到30个县不等。尽量往少算，就算10个郡，每郡20个县，每县5个乡，每乡5个亭，每亭5个里，每里5个什伍。各级行政单位数量为：
10个郡
10×20=200个县
200×5=1000个乡
1000×5=5000个亭
5000×5=25000个里
25000×5=125000个什伍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平帝时的人口普查数据如下：
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这是全国的数量，与上面计算的秦国乡、亭数量相比，分别是6.6：1和5.9：1的关系，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每家5人，根据理想的每个什伍管10户（50）人计算，则秦国总人口是625万人。如果折半处理，每个什伍管5户25人，总秦国人口则是312万人。这两个数据都接近秦国人口数量级范围，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估算每个级别行政单位人员的数量。
各级行政，每郡需100人，每县需20人，每乡需5人，每亭需3人，每里需2人，每什伍1人。
10个郡：10×100人=1000人
200个县：200×20人=4000人
1000个乡：1000×5人=5000人
5000个亭：5000×3人=15000人
25000个里：25000×2人=50000人
125000个什伍：125000×1人=125000人
综上，地方行政人员累加起来共20万人，占成年男子数量的13%～20%，再加上中央官员和不服役的贵族，再加上我们低估的数据，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的人的比例应该在15%-25%之间，这些人都是不会被送上前线打仗的。
成年男子的分工和比例
根据宋代的《梦溪笔谈》，古代通过陆路给1个士兵运送粮食，需要3个民夫来运输，所以战争期间民夫的数量是庞大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把成年男子分为4种：军队、政府行政人员、农业生产和军需生产、运输民夫和工程民夫。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后端，需要大量的人来进行农业生产和军需生产。军队是国家机器的前端，需要大量的人来进行军需物流和工程修建。
于是有了这张图，这张图显示军队在成年男性的比例大约是25%，即使这样，按照士兵和民夫的1：3比例，如果士兵是25%，那民夫就可以占到剩余的75%，已经把官吏、军需生产和农业生产人员的配额全用光了，要知道政府行政人员的15%-25%是无法忽略的。所以这里我们暂时把军队和民夫按照1：1的关系呈现。
按照前面所说，成年男性在100-150万，这时的军队数量就在25万-46万之间，占总人口比例为5%-9%，这已经是非常高估了，因为这里的民夫数量和军队相同。
有人说，军队25万好像有点少，46万还是可以接受的。继续往下看，还没有分析完。
最后看军队的兵力部署
我们还是以秦国为例，下图是战国当时的形势。
注意秦国边界上的长城和接壤的楚国，这些地方都需要驻守军队，如果撤回，很可能会后院起火，被别人围秦救赵。
所以军队的兵力至少分为4部分：出师到东方前线作战的军队；保卫都城咸阳周边的常备部队，防止大臣、贵族趁机谋反；保卫地方城镇、关隘的常备军队，例如在蜀郡需要提防古蜀国旧势力趁机复国叛乱；戍边的常备部队，例如提防东南方的楚国、北方的匈奴和西方的羌人趁机收复失地。
有人说，地方官吏不是有很多下属，不可以提防叛乱吗？这些官吏的力量都很分散，平时镇压一盘散沙的老百姓还可以，真遇上有组织的武装叛军是毫无战斗力的。
军队的兵力分配为四块，看右边放大的三角
虽然常备军也需要后勤民夫来运输补充物资，但相比移动的军队要少很多。这就可以把常备军的民夫全用到出师的士兵上。之前我们的士兵与民夫的比例是1：1关系，把常备军的民夫用到出师上，士兵与民夫比例就接近1：3的合理比例了。但这样做的同时，没有民夫支持，常备军也没有多少可以开赴战场了。
《孙子兵法·作战篇》指出，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兵员不征集两次，军粮不运送三次（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正是因为第一次征兵已经带走了大部分主力和民夫，所以如果再次征兵、征粮会比第一次更难，军队战斗力更差。
所以，能够出师到前线打仗的军队只有军队总数的1/4，大约在5万-12万人，占总人口的1%～2.4%，如果体现到整体人口结构上，就是金字塔的黄色塔尖。
综上所述，最多可以出师到东方前线的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1%-2.4%，加上占5%-9%的运输和工程民夫，全体出动人数6%~11.4%。
现代的学者对秦国人口的估算在300万-500万之间。如果人口是500万，则能出师5万-12万，出动人数30万-57万。如果人口是300万，则能出师3万-7万，出动人数18万-34万。所以长平之战的40万人不全是军队，而是士兵和民夫的总和，实际军队在3万-12万之间。
以上是以秦国的人口结构为主线，结合社会分工和行政体制进行的数据分析，作为证据之一。下面再以先秦的粮食生产为主线，结合士兵后勤比例和粮食消耗进行的数据分析，作为证据之二。
先秦的土地制度如何？
先秦时代主要有井田制和授田制两种土地制度。但不论哪种制度，本质上都是政府对个人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一种确认和保护。“亩”的繁体字是“畝”，注意“久”字旁，其实就是指百姓可以长期拥有的私田。
但是政府提供土地权保护服务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回报，回报内容就是从土地粮食产出中抽取的一定比例的税赋。井田制和授田制的不同就在于获得回报的方式上。
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分配方式，也是一种征税手段。政府分配私田给百姓使用，附加条件是必须也帮政府的公田种些粮食，作为给政府的税赋回报。公田就是政府的田，8块私田围绕着1块公田，内部边界形成一个井字，所以叫井田。
但井田制有其问题，就是人们种植公田的积极性不高，交税的动力不大。虽然井田制给百姓的负担不重，但是政府收到的税收太少。政府解决民间纠纷需要官吏、抵御盗匪和外敌侵略需要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这些都做不好。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有实力才能生存，所以各国就基本废除了井田制，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
商鞅学习其他诸侯国的改革经验，抛弃了井田制，采用授田制。
政府同样分配给百姓土地并保护土地权，但收税的不再通过公田收粮，而是给你下达每年的耕作任务，不管这块地你种还是不种，每年都必须按照土地面积向政府缴纳税收。另外，农民除了交粮，还要交刍稿税，刍为牧草，稿为禾杆，是喂养牲畜的草饲料。如果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就会按照秦律制罪。
虽然授田制并没有提高生产力，但是通过设定沉重的任务量，逼着农民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在整体上提高了粮食总产量。
秦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什么？
根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为：
禾（粟、小米）、麦（小麦）、黍（大黄米）、稻（水稻）、荅（小豆）和菽（大豆）。
作物和灌溉条件
秦国作物以粟、麦为主，因为粟不需要太多的灌溉，适合秦岭以北的旱地。
如果有一定的灌溉条件，粟、麦的产量会大幅提高，但秦国直到战国快结束时才修完郑国渠，战国大部分时间里灌溉条件不好。
水稻产量最高，但只适合秦岭以南的降水充沛的地区，例如巴蜀、汉中。在商鞅变法时这些地方还不是秦国的领土。
降水越充沛，可以种植水稻等亩产更高的作物，单位亩产才能大幅提高。
但是秦国地处内陆，降雨量不如中原和江南充沛，也没有很好的灌溉条件，大部分是旱地。如果这种土地长期耕种，就会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的养分也逐年降低，最终导致亩产减少，变成产量极低的贫田。
这种土地退化的问题，必须通过轮耕的方式来解决。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授田时，上田面积100亩，中田面积200亩，下田面积300亩。上田不用轮耕，中田要种1年休1年，下田要种1年休2年。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下田给的多，是因为如果只给一家人100亩地，第二年就没有可以轮耕的空间了。秦国的大亩面积是小亩的2.4倍，说明秦国的土地质量普遍处于中下的水平。
粮食消耗数量
战国初期的魏国宰相李悝指出：一个典型的五口标准家庭，能耕种100亩，1年收成150石，交税1/10共15石，每人每月消耗1.5石，一年90石，年终剩余45石。拿出30石交换成钱，用于衣物、祭祀等的必要开支，基本所剩无几，如果不幸遇到病丧更是入不敷出。
5口人耕种100亩，年产150石，上交政府十一税15石，每人一年吃18石粮食，能剩余45石。
先秦时代士兵和后勤的比例如何？
《孙子兵法·用间篇》指出：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这是先秦孙武所列的数据，注意最后是七十万家，而不是七十万人。
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曾帮助吴国击败强大的楚国和越国，军事经验丰富，不会纸上谈兵、信口开河，所以这个比例是可信的。《孙子兵法》指出，一旦出兵打仗，7个家庭要停止农业生产，来回奔波，为1个士兵运送军需物资和粮草。
先秦时代的一家有多少人？
先秦时代标准家庭的1家是5口人，标准家庭是个平均概念，不是说一家只有1个儿子。有的家庭全是男孩，有的家庭全是女孩，有的家庭还没有生孩子，有的家庭已经生了4、5个孩子。整体平均下来每家有子、女2人。夫、妻、子、女，加上儿童、老人，大约5人。
根据孙武所提的1兵：7家的比例，士兵和后勤人员的比例应该在1：21到1：35之间。
在井田制时代，受到生产力较低的限制，士兵和后勤人员的比例应该是1：35。在授田制时代，假设生产力已经提高，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们按照1：20的比例的计算。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0万军队要动员200万以上的后勤人员，这些人要停止一切农事，进行后勤生产和运输的保障工作。
要注意的是，这200多万停止生产粮食、专注做后勤的非战斗人员，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士兵和后勤人员的粮食供应
按照李悝所说每人1年消耗18石粮食，约等于和平时期5口之家一年上交的15石的十一税。
和平时期，士兵和粮食供给人口的比例关系是1兵：1户（5人）：100亩耕地。
假设战争时代的征收40%战争特别税，税赋是和平时代的4倍，每家征收60石，可以养活4个士兵。
战争时期，士兵和粮食供给人口的比例关系是4兵：1户（5人）：100亩耕地。
按照上面修正后的孙武兵民比例，出师1年，1个士兵+20人后勤，共21人，所需粮食为：
平时：20户人家（100人）上交的十一税300石，需要2000多亩耕地供应。
战时：5户人家（25人）上交的战时税收300石，需要500多亩耕地供应。
以此类推，10万士兵外出打仗1年，就需要200多万后勤人员，所消耗的粮食是：
平时：200多万户共1000多万人生产，需要耕地2亿多亩。
战时：50万多户共250多万人生产，需要耕地5000万亩。
40万士兵外出打仗1年，就需要800多万后勤人员，所消耗的粮食是：
平时：800多万户共4000多万人生产，需要耕地8亿多亩（达到了清代的耕地总数）
战时：200万多户共1000多万人生产，需要耕地1亿亩。
根据现代估计，战国时代总人口2000万-4000万，即使按照最多的人口计算，40万军队出师一年，所消耗的粮食是和平时期战国诸国所有人口1年生产的粮食。
中国人口规模变动趋势，数据来源：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所以，出师到战争前线的40万军队都是士兵，这个假设已经被证伪，是不可能的。如果这40万不都是士兵，而是加上后勤百姓的总和，结果会如何呢？
用40万除以20，就会得出2万兵力的规模，按照这个数量级计算就很合理了。
2万士兵，需要40多万后勤人员，所消耗的粮食是和平时期40多万户共200多万人生产，需要耕地4000多万亩！根据现代对秦国人口300万到500万的估计，200万人数量已经是很接近秦国人口总数了。
即使按照战时40%的税率征粮，从粮食上也最多只能供应8万士兵。
根据以上计算，在军队数量是40万、还是2万之间，更合理的数量是后者，也就是40万人不全是士兵，而是士兵和后勤人员的总和，实际参战军队在2万-8万的数量级上。
夸大兵力是兵不厌诈、虚张声势的心理战。心理战虽然不是上策伐谋中的最高境界，但也是伐谋的一种。
夸大出兵人数和敌人的死亡人数可以极大的震慑敌方，国内舆论的压力促使敌人屈服谈判，用最小的风险和代价来获得自己最大收益。
在《三国志·魏书·国渊传》就记载，曾经存在把战绩扩大十倍的现象，一方面是为了邀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震慑。汉末将领国渊没有虚报，曹操非常高兴。
为什么伐兵是下策？攻城是下下策？从上面的估算可想而知，一旦出兵就是耗资巨大，攻城更是旷日持久的烧钱、烧粮、烧物资的无底洞。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出兵绝对是下策和下下策。
再厉害的名将和军队也要向粮草低头。长平之战持续了3年，到了后期，赵王的压力是极大的，临阵换帅、急于出战也是赵国支撑不下去的表现。
其实秦国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否则白起也不会坑杀投降的赵兵，他以为这样能减轻秦国的国内后勤压力，说服秦王下决心马上攻赵，一举灭掉赵国。
没想到秦王实在拿不出更多粮草，也支撑不了更长的补给线，只能被迫放弃，眼睁睁错失灭赵良机。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府兵制，将全国分成不同大小的卫所，统一调配兵源。但不同的是，唐代以前一府内的预备役士兵闲时是务农的，而明代以后的士兵即便非战时也要进行职业军事训练。后来由于长期豢养大量的职业军队导致国家财政不支，政府无力养正规军，便开始招募民兵。比如戚继光抗倭时期的戚家军，明末抗清的关宁铁骑都是由招募的民兵组成。在明朝后期参加战斗的主要都是这些由招募的民兵组成的军队，所以数量上基本控制在10万以下。
清朝和明朝的军制发展过程类似。最开始是八旗（满汉蒙各八旗），吴三桂叛乱时八旗作战不力，清廷又招募了绿营兵。到同治时期，八旗绿营早就不行了，为了对抗太平军，李鸿章，曾国藩等又招募了湘军，淮军等。所以当时清朝号称80万军队，其实能打仗的也就是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军队，人数估计加起来也就10几万人。
所以，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统计数字看，先秦时期的参战人数是多于明清时期的，实际上，这也是明清以来不再过分夸大兵力的结果。
明清时代，距离先秦时代已经过去了2000年，这期间夸大兵力的招数被用了成千上万次，明清时代的军官知道不要轻易相信敌方宣传，有办法去分辨真假。
在明清时代，获得数据的渠道也比先秦时代更快、更多，只要注意收集官 66 47284 66 31323 0 0 4310 0 0:00:10 0:00:07 0:00:03 6197和民间文献，例如邸报，就可以通过历年的耕地、税收、人口和驻兵数据，来估算出对方最大的动员能力。明清时代的兵力虽然还可以夸张，例如加入了大量的辅兵数量，但已经不像先秦那样。写明清史书的人也可以通过大量官方和民间的文献来核实和修正数据，所以极度夸张兵力的现象大量减少。
我们不会为明清时代的军队数量争吵，反而会为年代更久远、生产更落后的先秦军队数量，争得面红耳赤。这和先秦资料匮乏有关，现代人不清楚先秦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再加上先秦官方有意无意的扩大统计口径，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难免会幻想出一幅气势磅礴、史诗般的战争画面。但这种资料匮乏同时也为后人分辨数据虚实设置了极大的障碍，难以得出立竿见影、令人信服的直观解释，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激烈争论局面。
再看明清时代，因为官方和民间都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考证，能够多渠道的相互印证，没给我们留下多少想象空间，争议反而少了。
长按图片，支持国历君
注：未经版权方允许，请勿转载、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