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怕得痛哭，有人露出微笑：戊戌“六君子”曾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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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的名字，在诸多历史书写中成为一个为改革而牺牲的经典象征。“六君子”的合称，让六人的个性差异在大众眼中显得模糊不清，似乎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事实上，在经历、性格乃至政见上，他们之间颇有不同之处，并不能一概视之。六君子同在北京菜市口罹难，可以说是冥冥中的命运把六条不同的人生轨迹牵到了同一个终点上。

谭嗣同：“死得其所”的猛士

六君子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一人，自然非谭嗣同莫属。梁启超曾将他称作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彗星，光芒四射，一闪即逝，极为传神地概括了谭嗣同的人生。

影视剧中的康有为和谭嗣同（蓝衣者为谭嗣同）

谭嗣同在六人之中家境最为优越，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幸福：自从10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饱受父亲宠妾的虐待，和谭继洵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差，他的老师甚至说这位学生“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原因，谭嗣同的性格中萌生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

另一方面，谭嗣同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丝毫没有大少爷的纨绔脾气。他景仰“摩顶放踵”的墨子，多年来走南闯北，四方游历，行程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

以这样不羁的性格，在讲究中规中矩的科举考场上自然会碰壁。最后，还是谭继洵怕儿子无事生非，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到了1898年初，湖南巡抚陈宝箴听闻这位年轻人才气纵横，邀他来湘办理新政。

在长沙，谭嗣同筹建学会，登台演讲，创办报纸，还被张之洞委任开办焙茶公司，忙得不亦乐乎，名气也越来越大。6月13日，御史徐致靖上奏保举5名人才，谭嗣同名列第三。当天有旨，让谭嗣同准备进京觐见。9月5日，他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与前几天被召见的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人一同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身处权力中心，身份相当重要。“参预新政”四字，更让许多时人与后人认定他们是中枢内部推动变法的先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任命，是因为在维新思潮的带动下，当年7月光绪帝史无前例地下旨，允许大小官员、士子、民众可以不受资格限制地向皇帝上书。这个口子一开，形形色色的上书立即涌入宫中，让人手不多的军机处有些招架不住。四名新晋章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上书。

这样的案头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太后已经坐不住了，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制手段。于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也感到危机重重。此时，谭嗣同做出了“百日维新”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举。9月18日晚，他独自拜访当时住在法华寺（今天北京报房胡同）的候补侍郎袁世凯。他劝说这位未来的民国大总统与“中华帝国皇帝”，先回天津诛杀慈禧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事后看来，这实在是一着错棋，就连谭嗣同的同志林旭当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劝谭嗣同游说董福祥起兵，不要指望心机深沉的袁世凯。

影视剧中的袁世凯小站练兵

谭嗣同深夜方才离开法华寺。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同住的密友毕永年，自己已把计划全盘托出，而袁世凯的态度是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毕永年大惊，马上搬家，并劝告谭嗣同不要坐以待毙。但谭嗣同没有走。当天上午，他打了个电报给正准备从海路进京觐见的谭继洵，说英俄两国已经开战，北洋沿海都是外国军舰，最好先别动身。显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想连累父亲。9月23日清晨，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

影视剧中谭嗣同深夜和袁世凯密探，用枪威胁袁世凯答应帮忙

狱中的六君子未必都会想到血溅刑场的结局，但谭嗣同一定想到了。“围园杀后”的计划，足以令任何人的头颅落地。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十几年后，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载沣入狱，一名老狱卒向他描述了谭嗣同被捕后的举止：“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他未必真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有心求死，但绝不怕死。正如他的绝命辞所言：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在狱中，电影《谭嗣同》剧照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1865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林旭：陨落的年少英才

在六君子之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人。他的英气或许不如谭嗣同，但才气犹有过之。

不过，张之洞对这位少年解元的评价是“平日功夫甚浅”。科举考试毕竟规矩谨严，年轻进士并不多见。1894、1895、1898年的三次会试，林旭都是铩羽而归。其间发生甲午战事，他也开始留心西学，参与创办保国会、闽学会，还在上海学习英文。1898年春，他拜入康有为门下。不久后，荣禄又将他招揽为幕僚。

影视剧中的张之洞

在天津，林旭结识了当时应召进京的谭嗣同。谭嗣同的湖南同乡谭延闿传神地记录了两人订交的一幕：当时他与林旭在酒楼喝酒，忽然听到隔间有人叹息“有君无臣”。一看是熟人谭嗣同，他便叫来介绍给林旭认识。两人一见如故，高谈阔论，尽兴而别。

林旭随即步这位新朋友的后尘进京。军机章京任命一下，林旭曾邀朋友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说起曾有算命先生说自己“年不过三十，及三十当为军机大臣”，如果年过三十，这一预言看来真会实现。他的同乡郑孝胥也说，林旭太招摇了些。就连他的前幕主荣禄，也很客气地写信规劝，遇到新政事宜应当仔细斟酌，不要“遇事纷更”。荣禄虽是重臣，但毕竟不在北京，对四章京的工作并不清楚，实在是把林旭的地位瞧得太高了。可以想象，他的背后会有多少嫉恨的目光。在北京的官场圈子里，不少关于林旭的流言蜚语传播开来，甚至有人说他剪掉了辫子，在家身穿洋人衣帽，出门才换上袍褂。

影视剧中的荣禄

9月23日，四章京中的杨、刘、谭三人一齐被捕。第二天，有官员来到林宅，声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找他问话，于是一去不回。那名老狱卒说，“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目睹六君子身赴刑场的刑部主事唐烜也写道，林旭听到处刑的上谕时仍然面色含笑。《中外日报》则报道，他临刑时“先号咷而后笑”。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笑些什么……

林旭像

林旭擅诗，有诗集《晚翠轩集》，妻子沈鹊应也会作诗。如果读到这首《读夫君〈晚翠轩诗〉》，或许他会含笑九泉：

人生谁氏免无常，离合悲欢梦一场。何事为荣何事辱？只求到死得留芳。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1875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康广仁：兄长光环的笼罩下

无论是作为独树一帜的学者，变法期间的政治新星，还是后来的大清头号通缉犯，康有为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相形之下，比他小9岁的胞弟康广仁远没有那样光彩夺目的形象，在大众视野中完全被淹没在兄长的光环之下。

康广仁出生7个月后，父亲康达初便因肺病去世。他自己也是幼年多病，康有为在一首悼诗中形容为“如幼多疾疹”，“居然幸长成”。他18岁那年，康有为又得了一场重病，最后服了西药才得以痊愈。他曾到广州，在美国医生嘉约翰开办的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与这些家庭经历大概不无关系。

康广仁父亲早亡，长兄如父，成长自须康有为扶持。他一向厌恶科举，考取功名自然是指望不上的。在他22岁时，当时在外游历的康有为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两条道路任他选择：一是由康有为帮助，捐个小官来做；二是按他自己以往的想法，“专走香港洋务”——这指的大约是洋行大班一类的职业，康广仁学过一些英文。最后，他选择了前一条路，捐了个从九品的巡检，在杭州当差，但只做了一年就弃官而去。

之后，康广仁随兄长参与了一系列维新事业：创办广州的粤中不裹足会、上海的不缠足会、大同译书局和中国女学堂，还担任了澳门《知新报》的总理。

其实，对康有为当时的活动，他是很有些看法的，觉得“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因此树敌过多。毕竟知兄莫若弟，这五个“太”字，确实戳中了康有为的软肋。他力劝康有为抽身而退，但根本无法说服兄长；想让康有为出使日本以便避祸，也是无果而终。最后，康有为在慈禧下逮捕令的前一天出京南下，康广仁却没有走。他居住的南海会馆（在米市胡同），出了巷口便是菜市口。

影视剧中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官差带走

据那位老狱卒说，康广仁在狱中用头撞墙，大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申报》则报道，他临刑时“面色如灰土”。见惯了史书中视死如归的烈士，人们或许会觉得康广仁这样太过窝囊。但他毕竟不是谭嗣同，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觉悟，也没有想到，寂寂无名的自己会背上谋反的罪名。他最大的罪状，就是身为康有为的弟弟。

六君子殉难之后，由于康广仁在北京已无亲友，他的尸首一时无人收殓，直到天黑才由南海会馆的长班带走安葬。1900年，康有为的门徒梁尔煦秘密进京迁走遗骸。又过了16年，康广仁方才在江苏茅山入土为安。

康广仁，名有溥，广东南海人，1867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刘光第：新旧之间难善终

六君子中有两名进士，其中之一是刘光第。他的祖上几代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出过官宦，有时还揭不开锅。“光第”二字，自然寄寓了光耀门第的期望。父母向他灌输的价值观，是典型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然，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光第读书非常发愤，功名之路开始得也很顺利，23岁便考中举人，第二年又中二甲第88名进士，分发刑部。不过，清代基层京官收入极其菲薄，京师生活开销又大，刘光第起初不想上任。一位做盐商的族叔提出每年资助两百两银子，他这才带着家眷进京。

在官场，刘光第显得落落寡合。他不喜欢拜客应酬，不喜欢巴结上司，甚至不愿拿地方官送的红包，因此被同事觉得太过孤僻。他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是个没有补上实缺的刑部候补主事，也确实是“理所当然”。

1898年8月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保举杨锐、刘光第两人，他们由此被任命为军机章京。这看似是仕途一大转机，但刘光第心头另有一番苦处。他自认并没有新旧之见，觉得“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然而“参预新政”的名目，让他必然躲不开那场祸事。

据老狱卒说，六君子被提出监牢时，刘光第曾安慰怕得大哭的康广仁，说这不过是提审而已。没想到，接下来他们被押出了西角门。按刑部不成文的规矩，这是上刑场的路。他大惊，随即大骂：没有提审，没有定罪，难道就要杀头吗？作为一名称职的刑部官员，刘光第此时脑中还想着“程序正义”。可是，六君子遇难就是清朝司法史上一次罕见的不审而诛！

影视剧中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官差带走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59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杨深秀：不怨缧绁的御史

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年岁最长的一位，也是唯二的进士之一。他与刘光第同样从刑部起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一路升迁，1897年12月转任御史。御史专司进谏，但在当时的官场风气下，他们的作用往往变调走味。不少人堕落为政治斗争中毫无原则的打手。事实上，康有为一派为了维新事业，也不惜花钱买通御史。

不过，杨深秀不会是那种御史。他虽然直到1897年底才结识康有为，但很快被这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名士打动，成为“康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在他被任命为御史的第三天，便上奏了一篇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请求联合英俄两国对抗德国。之后，杨深秀频频为康有为代上奏折，甚至弹劾被认为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骙。

当然，这样做自然会招来攻击，最厉害的便是御史文悌的一次上奏。文悌本来也是康有为刻意结交的御史，但因为不满“孔子改制”的理论，两人很快翻脸绝交。1898年7月8日，文悌递上一篇4000余字的长篇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蛊惑，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指控。对这篇奏折，光绪帝采取了强势的态度，下谕斥责文悌受人唆使，不能胜任御史，打回原先任职的单位户部。但在光绪帝失去权力之后，杨深秀必然无法幸免。

在入狱的短短几天里，杨深秀用香火头在墙上写过三首七律。从这首诗中可以知道，他没有后悔：

久拚生死一毛轻，罪臣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杨深秀，字漪邨，山西闻喜人，1849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杨锐：阴差阳错而殉难

在当时人看来，六君子中死得最冤的非杨锐莫属。他不似谭嗣同那样思想激进，不像林旭那样意气张扬，更不如杨深秀、康广仁那样公认是“康党”，相反却站在康有为一派的对立阵营。他的遇难，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在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康有为从经学中提出的“孔子改制”学说，另一种则是若干官员在实践中体会出的变法需要。张之洞是后一派的领军人物，而杨锐是他最心爱的弟子和最器重的幕僚之一。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召这位得意门生入幕。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从1895年开始长期住在北京，为张之洞打探情报并处理各种事务，用当时的术语叫作“坐京”，职责犹如今天的驻京办。

进入戊戌年后，京中风云多变，杨锐的工作对张之洞来说也越来越重要。7月23日，杨锐的大哥杨聪在四川病逝。这时变法正在高潮，张之洞闻讯，连忙打电报要杨锐暂时不要奔丧。但他归心似箭，准备8月31日动身。不过，由于此前陈宝箴的保荐，29日有旨令杨锐预备召见。张之洞大约松了一口气，甚至心中暗喜。杨锐由此不得不留在北京，又进入了政治中枢军机处，对他是莫大的帮助。然而六君子殉难之后，他必然悔恨万分：这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杨锐

军机章京的工作，让杨锐感到相当头痛。在他看来，当时的上书，大多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货色，没什么可行性。但如果加以驳斥，又恐怕和同事闹意见。紧接着，越来越有危机感的光绪帝单独召见他，发下一道密诏，让他和同事们商议，怎样能罢免顽固昏庸的大臣，全面推进变法，又不至于惹怒慈禧？

影视剧中光绪宣布变法失败

自然，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5天后，政变发生。这道密诏，被杨锐的门生黄尚毅缝在衣领里，连同老师的灵柩一同带回了四川。1909年，慈禧死去，与政变关系莫大的袁世凯也被罢斥。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带着密诏进京，想为父亲平反，但被政府压了下去。不过，再过两年，也轮不到大清朝为杨锐平反了。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1855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文中影视剧截图如无说明则来自电视剧《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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