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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狄仁杰是如何变成中国版“福尔摩斯”的?与武则天的真实关系如何?

刘浪 国家人文历史 2018-08-31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至朋友圈。

由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近日热映,赵又廷饰演的狄仁杰在电影中将成为武则天走向权力之路最大的威胁。然而电影中的狄仁杰绝非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关系也并非一个“眼中钉”可以解释,影片中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故事情节系虚构或重构。这是出于影片视觉艺术和票房成绩的考量,同时也是徐克个人对狄仁杰的理解。事实上,颠覆历史的又何止徐克一人,近些年久播不衰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以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推出的两部《狄仁杰断案传奇》,莫不如此。


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狄仁杰

 

神判而非神探

 

狄仁杰,字怀英,唐贞观四年(630年)生于并州(今太原)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显庆元年(656年),26岁的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的判官。


满腔热血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那里。


阎立本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尤擅画人物。《步辇图》(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帝王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就是他的杰出作品。他的画名太大,以至于有人称他为“丹青宰相”。不过这时候他是“钦差大臣”,正好到汴州考察。接触到狄仁杰这个案子后,阎立本不仅弄清了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夸奖他是“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电视剧《通天狄仁杰》中的阎立本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


狄仁杰刚到大理寺上任的时候,积压的案件已经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神奇。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的犯颜直谏。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为二人辩护,认为他们罪不当死。高宗疾言厉色地说:“权善才他们置我于不孝之地,必须处死!”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词:“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树杀了一个大将军,千百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电视剧《通天狄仁杰》中的唐高宗李治

 

后来高宗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案件,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和大理丞一样也是从六品,但属于“清望官”。这个官位对日后的仕途有很大帮助,一般来说,它的升迁速度比其他机构要快。可见,高宗虽是将他平级调动,实则把狄仁杰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


狄仁杰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有个成语叫“口衔天宪”,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因此被免职。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一时朝廷肃然”。从六品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也仰赖高宗对他的支持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世人的印象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又铁面无私,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就是狄仁杰会被认为是“神探”的重要原因。

 

武周宰相

 

唐高宗在位的晚期,狄仁杰先后任岐州、宁州、豫州刺史,主管地方的军政民财,他最拿手和最有兴趣的仍然是司法审判,常常为民请命而得罪一些权贵,所以久未回迁中央。也就是在这时候,高宗皇后武则天因为干练多才,逐渐掌握了最高权力,于684年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武则天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天授二年(691年)四月,武则天颁布法令,规定佛教优于道教之上(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在这年秋天,武则天升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凤阁”、“鸾台”,是武则天时期对“户部”、“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改称;所谓“同平章事”,即某官本来官阶不高,但皇帝授权他参与机要决策,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历史上的武则天以爱才、惜才闻名,这一点也可从她对狄仁杰的赏识看出来。


狄仁杰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宰相生涯。因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但不失忠直本色。据《新唐书·狄仁杰传》载,他刚到京城面圣,武则天就对狄仁杰说:“有人说你在地方上的坏话,你想不想知道?”狄仁杰坦然回答:“只要皇上您认为我有错我就改正,如果没有过错就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谁说我的坏话。”武则天很是赞叹他为人的耿介与正直。


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武则天和狄仁杰

 

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却没有因此被磨掉刚硬的风骨。他刚在中央当官不久,就得罪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以及她宠信的酷吏来俊臣,被二人联合诬陷,以谋反罪关进监狱。当时谋反者被审讯时,如果马上承认罪行就可免去死罪,狄仁杰因此坦言:武周闹革命,我是唐朝的旧臣,谋反是实情。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便将狄仁杰收监,待日行刑,也放松了监视。后来狄仁杰写了一封密信缝在衣服中,对狱吏谎称天气太热,请狱吏交到他家里拆去棉絮。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密信马上向武则天报告,武则天得知实情后把他放了出来。不过狄仁杰为人太直,得罪人太多,武则天不得不把他贬为彭泽令,暂时避开风头。


狄仁杰也极其反对武则天的崇佛活动。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朝廷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当即上疏力谏,说佛教本以慈悲为主,怎么可劳民伤财,更不用靠一些虚饰去表达信徒的虔诚。他还用南朝梁武帝、梁简文帝父子大肆崇佛造像,最后却引来亡国之祸警醒武则天,继而明确告诫武则天,当时最该做的事情是宽徭免赋,省掉崇佛造像这种“不急之费”,才能开出万世太平。武则天被他说得心服口服,接受了他的建议。


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剧情就围绕着武则天造大佛展开

 

再造唐朝

 

历史上的狄仁杰被“分割”成了两半,唐高宗时他是办事认真的能臣,武则天时是中枢决策的宰相。在小说和电视剧里,当上了丞相的狄仁杰还是每天忙着到处“微服私访”,没事就找案子来查,发挥他超强的推理能力。但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虽也是忙得到处跑,但他忙的不是查案,而是协助武则天处理政事。


狄仁杰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兴复李唐皇室,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设法对武则天施加影响,改变她对两个儿子的看法,使李显(唐中宗)与李旦(唐睿宗)兄弟能够摆脱被囚禁的地位。


有一次,武则天和近臣们谈起了她梦见一只大而美丽的鹦鹉,可是两个翅膀全折断了。狄仁杰便说:“臣以为,那只大而美丽的鹦鹉就是陛下自己,因为陛下姓武。”这个解释是有根据的,因为武则天常将鹦鹉来拟比自己。“两翅,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狄仁杰指的是李显与李旦。“现在,他们都处于被囚禁的地位,这就是两翅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陛下起用王子,鹦鹉就能飞翔了。”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其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复立庐陵王李显。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劝说她:“儿子当了皇帝,母后千秋万岁后可配食太庙,享受后世的祭祀;若是侄儿当了皇帝,从没有听说将姑母附于庙堂尙飨的事情。”武则天说:“这是我的家事,你就不必掺和了。”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皇土?天下事都是陛下的家事!而我位极人臣,又怎么不帮着陛下分担?”武则天若有所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唐中宗李显

 

后来也是狄仁杰举荐的张柬之,在武则天弥留之际发动“政变”,复大唐国号,唐朝复国。当然,狄仁杰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就在他上疏力阻武则天大造佛像的那年九月,狄仁杰去世。武则天亲自为他主持丧礼,废朝三日,这是当时人臣的最高待遇。

 

名侦探是怎么诞生的?

 

今天很多人把狄仁杰这当作“神探”,这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据史料载,他长期在政府司法部门工作,主持过很多案件的审理。此外,狄仁杰确实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最后就是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在“危机”面前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以上种种,都是“神探”的潜质。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风行于世,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内容基本都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这一类的“侦探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他叫高罗佩。


高罗佩(图片来自:confuciomag.com)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扎特芬,父亲是驻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在莱顿大学学习期间,高罗佩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注定他一辈子和中国文化结缘。高罗佩大学毕业后进入荷兰外交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曾经在中国的重庆、南京等地担任外交秘书、参事等职。大学专业和职业上的训练包括15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就是汉语;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极富兴趣,棋琴书画样样在行。因此在工作之余,高罗佩并未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上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继而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外出版的高罗佩所著关于狄仁杰探案的书

 

于是,他想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的一个切入口,开始着手翻译《武则天四大奇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高罗佩先是将之译为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铜钟案》的中文本,但由于中国出版商尚未意识到该作品的巨大价值,表现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没想到《铜钟案》在西方大获成功,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高氏只能继续收集和组织当时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狄仁杰断案故事。但写着写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所以有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高罗佩将这些故事集在一起,统称《狄法官的破案故事》,即《狄公案》。它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上世纪80年代翻译成中文回到中国,成为“出口转内销”的经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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