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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常有那些致命毒药，如见血封喉的鹤顶红、饮之必死的鸩酒。从史书里看，一部分毒药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历史记载中，毒被用于政治斗争中的记载远多于在战争中的记载。那么毒药真的不适合大规模用于战争吗？
汉代之时，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烈性毒药，并被用于政治斗争。如汉宣帝的许皇后是遭霍光之妻毒杀，其时宣帝的宠臣张彭祖也遭到其小妾毒害。到了两汉之交，这种事例越来越多。西汉末年，王莽毒害大司空王崇，其后甚至被指控“毒杀平帝”(《汉书·王莽传》)而遭讨伐。
据统计，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毒药常常被用于政治谋杀中，仅史书有载达58起，其中包括董卓毒害何太后、刘裕毒害晋安帝与晋恭帝以及冯太后毒害献文帝等影响较大的事件。毒药似乎也早早应用于战争之中。时值公元前667年，当时齐军占领遂地，“遂人共以药投其饮水中，多杀之”(《春秋公羊解诂》)，这是我国最早的在战争中使用毒药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还载有：“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晋)师人多死。”
春秋时期，毒药似乎已经被应用于战争中，但我们无法考证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毒。而在两晋南北朝时，这种记载也变得频繁起来。北魏时，库莫奚侵扰，齐阴王小新成：“新成乃多为毒酒，贼既渐逼，便弃营而去。贼至，喜而竞饮，聊无所备。遂简轻骑，因醉纵击，俘馘甚多。”（《魏书》）在长生晟出征突厥达头部族时也曾使用毒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北史》）南朝也有类似的事例，侯景之乱时，侯景为谋取建康城，“置毒于水窦，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南史》）宋人在宋魏大战期间欲毒魏军，“募人赍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虏，竟不能伤”。（《宋书》）
这些记载都是战争中大规模投毒的案例，一般均是在上游地区投入毒药。大致来说，古代的毒药可以分成三种，动物性毒药、植物性毒药以及矿物性毒药。但由于记载不详，他们具体使用何种毒药不得而知。曾一度传闻为最毒的鸩酒以及鹤顶红，却并不是动物性毒药。传闻中“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两宋博闻·卷4》)，然而鸩鸟在生物学上却并不存在。见血封喉的鹤顶红，也疑似为红信石(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粉末。而动物性毒药用得较多的还是蛇毒与蝎毒。但由于毒液获取困难，一般来说动物性毒药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非工业化时代，很难获得大量的矿物毒药去大规模应用于战争，起码污染水源这事很难实现。但在古代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往往会清理战场，以避免疫病爆发。因此，总有人试图通过人为引发疫病来达到其目的。比如曾有人通过在上游投入动物尸体的方式来污染水源。由于毒药的炼制、提纯相对困难，通过腐烂的动物尸体来污染水源反而更有可能。从侯景谋建康的事例来看，建康城中“疫死者太半”，更可能采取的是这种方式。除了动物尸体外，古代也有在箭矢上涂抹粪便，来导致敌方中箭士兵患破伤风而死的方法。相较于提炼相对困难的矿物性毒药及动物性毒药而言，这种可行性更高的“土办法”在战争之中更加常见。这样看来，史书中“毒”并不完全等同于“毒药”，而毒药往往被用于一些相对特殊的场景之中——如政治谋杀里或是要投入饮食之中的毒，由于需要毒物本身相对隐蔽，往往都是投入真正意义上的“毒药”。比如砒霜（三氧化二砷）、朱砂（硫化汞、铅等）等都是相对常用的矿物性毒药。但由于提炼困难，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朱砂粉末
真正意义上更为常用的，其实是植物性毒药。早在3000年前，便已经有使用乌头(附子)捣汁涂抹在箭与矛之上用于狩猎的事情。实际上，真正被命名为“见血封喉”的似乎是一种植物性毒药。在云南及东南亚地区有一种植物为桑科、见血封喉属、见血封喉落叶乔木(又称为箭毒木)，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树木。
除了以上两种外，在古代常被用于制作箭毒的还有夹竹桃、番木鳖、相思子等有毒植物。事实上，上述这些有毒植物并非在全国各地均匀分布，如见血封喉一般分布在我国云南地区，很难出现在北方战场。而现可查毒性最强的是明代《武备火攻》中所记载一种毒箭，“箭到身上，不满数步，即毙矣”，具有很强的毒性。
毒药的进阶应用是与火药相结合。宋代兵书《武经总要》曾记载一种“毒药烟球”，除了火药之外，其中还大量加入了草乌头、狼毒、巴豆、砒霜等烈性毒药，“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
为了防止大规模中毒事件，古代军伍也有一定的防毒措施与防毒规定。《武经总要》在《防毒法》一条中开篇便言：“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除要求慎重采购物资以及对环境进行勘探外，还特地分出四条准备来涵盖对水源安全性的鉴定，可见在宋代时军伍已经有相当的防毒意识。
总的来说，早在春秋时期，毒药便已被应用于战争中，其应用手段也逐渐多样化。但涉及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制约古代战争大量使用毒药的关键因素其实主要就是一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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