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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辽东，盛京，辽宁，奉天……这些历史上对辽宁省的不同称呼，总让人分不清楚。正如东北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一般，辽宁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名号更迭，这其中不仅有着军政交错的地缘博弈，更有着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之更替。今天的辽宁省辖境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曾经以辽东郡、辽西郡的名称出现于史料中。从燕王派遣秦开略东胡地开始，中原政权就越过艰险的辽西走廊，在辽水流域建立了进击东北大地的桥头堡。在清王朝从东北崛起之前，辽水流域经过由汉至明的行政管辖与文化熏染，已经形成了与中原完全一致的郡县体制，并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作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底色，也就基本保持了地缘语境下的称呼——辽东（因为辽西走廊狭窄，仅具有通道地位，宋元以后的人们习惯以辽东代指整个山海关以东辽水流域）。辽宁名号的第一次更迭来源于沈阳的上位。而将沈阳推上去的则是后金雄主努尔哈赤，这位建州女真的领袖在取得辽东地区对明朝的全面胜利之后，力排众议，放弃了辽东地区的传统核心城市辽阳，而选择了交通位置更加便利，距女真故地更近的沈阳作为后金的新都城。这里不仅远离危险的明朝水军且方便加强女真与蒙古诸部的联系，是女真人定鼎东北的良所。方便中原王朝管理辽东的辽阳，被东北本位主义的沈阳所取代，也标志着东北渔猎社会对中原王朝的一次全面性胜利的开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这是清代沈阳的真实写照。努尔哈赤建都沈阳之后，便在此地大修汗宫庭院，将此地作为他立足辽东，与大明朝逐鹿天下的前进基地。尽管努尔哈赤的雄图大志折戟沉沙在宁远城下，但他的好儿子却继承发扬了他的雄图伟业。当袁崇焕的“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碰撞上努尔哈赤的雄图大志时，两者必有一伤天聪八年（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盛京”一词来自来自满语“mukden”，意为“兴盛”，汉译作“天眷盛京”、“盛京”，意即“大清兴起之地的都城”。这一称谓的转化与这一阶段皇太极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汉文满化”相同步。例如，就在沈阳改名盛京的当年，皇太极就将所有武职改名为“章京”，该词则是满语“janggin”的音译，而满语“janggin”则来自汉语“将军”。这些关于军事与地名的替换，一方面是皇太极为强化部族国家凝聚力所进行了名号替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特文化属性。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在一片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的大顺军队，顺利进驻北京城。从此时开始摄政王多尔衮操控下的满清政权开始萌生了成为统治者的野心。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山海关内外李自成大顺军，此役之后成为大清的战略转折点偏居东北的沈阳自然不能作为都城，因此，从进驻北京开始，盛京城光荣“退休”，但作为龙兴之地依旧享有“陪都”的尊荣地位，并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各部设侍郎，置内大臣为总管，留守盛京，即为盛京总管，后改为镇守盛京昂邦章京。陪都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军政人员，通过驿站迅速沟通关内外的消息，方便进退清朝入关早期，由于关内战事吃紧，盛京既是清王朝的陪都，也是东北的统治核心。因此，在这一时期，广义上盛京昂邦章京的军政管辖地带可以囊括以辽河流域为核心的整个大东北地区，直到随后清政府相继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吉林将军）、黑龙江昂邦章京（黑龙江将军）。其实，自清军入关以来，满清贵族对自己是否能够全部占领中原都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清政府时时刻刻都不敢对自己的大东北后方基地掉以轻心，以保证万一被敌人逆风翻盘后还能保有老巢。顺治十三年左右（1656年），逐渐开始亲理政事的顺治皇帝也面临着前面的忧虑，东南方向的郑成功连克浙江沿海诸城，势头直逼南京，而李定国则在西南同样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皇帝又开始对自己的老家名号进行重新思考。后来康熙给郑成功的评语：“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足见当时郑成功对大清的威胁当年，顺治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盛京城设奉天府，因系“龙兴重地”而定为京府（只有北京顺天府可与之齐名），相当于省级行政建制，并设有府尹辖有治中，通判等文官体系，对辽河流域一带周边地区进行行政管辖。这次更名无疑是清朝统治者面对当时局面的一次应急反应。在前方战事不明的情况下，仅仅靠主管军事的盛京昂邦章京进行军政一体管辖显然权力过于集中，专门设置主管民政（主要是农耕）的奉天府，用以建设发展盛京府周边的辽河流域，显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自此之后，盛京城中便出现了盛京昂邦章京与奉天府两套分管军政（以旗民为主）与民政（以汉民为主）的领导班子，即清王朝在东北推行的“旗民并治体系”。康熙四年（1665），本来的军事领导班子也改成了“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即“奉天将军”。于是，“奉天”一名逐渐由原来奉天府名称扩大为其所辖的整个辽河流域行政区的总体称谓。尽管乾隆十二年（1747）清政府又将“奉天将军”改称为“盛京将军”，并兼管奉天府尹事务大臣﹐监督府尹，但是“奉天府”一词作为今天辽宁一带的行政区域的官方称谓则被确定了下来。由上可知，在清王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内，东北的行政体制是以八旗驻防为主、州县民政为辅的旗民并治二元结构体制。一方面，盛京里的盛京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不仅实际管辖今天辽宁省境内的八旗军民，并对吉林、黑龙江两个将军具有统一调度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奉天府尹则管辖八旗驻防以外的州县民官，这些州县民官不仅仅分布在辽河流域，同时也广泛分布在吉林与黑龙江的境内。然而，这个二元结构体制存在的基础是清政府对“龙兴之地”的封禁政策，即入关人数相对较少，且主要为八旗驻防提供辅助。然而，随着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封禁政策的松弛，来自山东等地的灾民陆续“闯关东”谋生，当地汉民数量迅速提升，清政府也不断地在移民垦殖集中的区域添设州县民官，使东三省原有的旗民并治体制向内地行省官僚行政体制转变成为了可能。庚子国难之后，沙俄一度意图将东三省变为“黄俄罗斯”，虽然俄国人的狼子野心因为日俄战争之故而没能实现，却也让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对东三省的控制，让其与内地的行省制度相统一。事实证明，俄国人不仅想进盛京，北京也想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俄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以“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为由，谕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第一任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至此，东三省全面完成了行政化改革，奉天省正式成为了今天辽宁地区的官方称谓。清末民初的政治动乱中，绿林马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异军突起。这位奉系“张大帅”以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起家，利用自己在奉天的人脉关系游走于袁世凯北洋政府与奉天上层政治圈中，先是于1916年成为奉天督军，又于三年后统一黑吉辽三省，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事实上的东北王。在张作霖崛起的过程中，奉天省（辽宁）与其省会奉天府（沈阳）始终是这位东北强人的核心根据地。无论是张作霖的帅府还是东三省的主要军政机关，都集中分布在奉天府境内。例如，后来被誉为奉系钱袋子的王永江先后担任奉天警察厅厅长、财政厅长，拥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东北大学也坐落于奉天境内，东北讲武堂、东三省兵工厂等军事机构也都在奉天创设。此时的奉天，既是省城沈阳的代称，也是辽宁省域的官方称谓，甚至整个东北的军阀也被统一称之为“奉系”。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独霸一方的东北军阀必将成为过去式。1929年，在少帅张学良的推动下，东北宣布易帜，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对全中国的形式统一，具有明显帝王之气的奉天之名显然不能为南京方面所接受。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取“辽河两岸永远安宁”之意，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并改奉天市府为沈阳市。“辽宁”之名至此方才实至名归。辽东—盛京—奉天—辽宁，这一系列的名称与建制沿革，明显透漏出在“中原—东北”政治地缘格局博弈的纷乱历史背景，同时也显示出辽宁省在东北亚地缘战略层面上的重要地位。经公众号“地缘谷”（微信ID：Geo-Valley）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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