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代到底是不是“乡长打架”？

Original 萧西之水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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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经常有一种声音：“所谓日本战国，无非是一群乡长县长打群架而已”。

那么，日本战国到底是何种规模？究竟是不是“乡长打架”？

从“乡长打架”走向“官渡赤壁”

必须承认，日本战国确实有着许多“乡长打架”规模的战役。例如战国武将毛利元就，他在1517年的初战（有田·中井手之战）就以1000人击败敌军5000人；1571年摄津国白井河原之战，荒木村重率领2500人击溃和田、茨木联军5000人；1585年第一次上田城之战，真田昌幸动用2000人把德川军7000人打得晕头转向。只看这些，规模确实不算大。

但也需要注意，战国时代也有许多大规模战役。1561年上杉谦信率领越后军与关东豪族进攻小田原城，军队规模在10万人量级，守城的北条军在万人级别；1589年小田原征伐，丰臣军总计22万人，北条军大概为5万人；1600年关原之战，东军8.4万人，西军7.5万人。

对比一下大家熟悉的汉末三国：官渡之战，袁军10万，曹军3万左右，比小田原城之战略多；赤壁之战，曹军与荆州兵23万人，孙刘联军5万人，总体与小田原征伐的规模相当；夷陵之战，蜀、吴两军均为5万人上下，还要少于关原之战。

所以，日本战国时代是不是“乡长打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战国为什么既能有“乡长打架”级别的战役，同时也能兼容官渡、赤壁、夷陵级别的大战呢？

黑泽明经典电影《七武士》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战国的农村政治生态：居住在同一片土地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推举村落长老，长老有权调配余粮雇佣武士保卫村庄。

七武士。来源/《七武士》剧照

以16世纪周防国山代地区（位于山口县岩国市东部山地）为例，该地一共有13个乡村，根据地形进一步分成“五乡”与“八乡”两个农村集团。不过，两个农村集团并没有长老，他们各自推举一位孔武有力的青年男性作为领袖，这些领袖被称为“刀祢”（Tone），直接在乡村中招募男性成员，组织武装力量，凭借地形优势形成小范围割据。由于战国时代战乱频仍，许多农民武装都能轻松获得弓箭刀枪，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组织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山代的军事力量备受当时大名的重视。1554年大内与毛利决裂后，大内军派遣3000人进攻毛利军。路过山代地区时，大内军与“刀祢”谈判，直接免除该地一段时间的赋税，于是包括山代地区在内的几个农民集团共同组织一支3000人军队，与大内军合并为6000人，一起进攻毛利军。

想想也可怕，一群农民能够组织起规模不逊于正规军的军队，跟随正规军一起征战。既可以说这是“乡长打架”，也可以说日本战国正规军与农民自组织军队并没有很大差距。

事实上，在织田信长大规模推行“兵农分离”政策之前，战国时代的军队组织模式都非常原始：一般是大名发布作战命令，根据家臣封地大小、设定兵役额度，每个家臣必须拉来足额兵员；一级家臣继续向领地的二级家臣摊派，二级家臣再与领地内的所有农村商议，用某些利益（比如赋税免除）换得农村领袖的同意，就能获得一支军队；至于军备，大部分是农民自备，一般比较简陋。

靠层层摊派组建军队，动员与组织效率非常低。1540年至1543年，尼子晴久、大内义隆两位大名互相鏖战，牵涉到两场战役（吉田郡山城之战、月山富田城之战）、前后三年，但双方军队的动员与行军加起来持续半年之久，可见行动力之差。

更重要的是，“兵农分离”之前，士兵平常下地干活，一到农忙时节，大名必须退兵，以免一年的收成作废。而且，兵农不分，就意味着每次打仗必须要谨慎考虑一下，如果死人太多，那明年收成估计也不怎么样。这么多限制条件加上去，日本战国前期的战争规模就不会特别大，被揶揄为“乡长打架”也就能理解了。

但“兵农分离”政策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限制。织田信长在领地内大肆扩张商业，聚揽税收，大规模推广军队与农业的分工。16世纪70年代以后，织田信长逐渐能组织起数万人的军队，形成兵力优势；到1580年前后更是可以派遣多个家臣四处征战，每个家臣都能统领几万军队。如此一来，日本战国自然从“乡长打架”升级到官渡、赤壁级别的大战。

对当时日本人来说，战国意味着什么？

既然聊到日本战国与汉末三国，不妨从数据层面多挖掘一下，更能看明白“乡长打架”的本质。

汉末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减少时期，伴随天灾、战争、疾病，中国人口从东汉中期5000万人锐减至三国初期1200万，“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这是将星辈出的英雄时代，却也是乡野小民的苦难时代。但日本战国似乎不存在这个情况，经过前后150年的动乱，日本人口反倒是从15世纪中期的1000万人级别涨到17世纪初期的1200万人级别，不像是经历过动荡乱世。

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其实与日本战国的战乱形态有关。

需要注意，日本战国并不是一下子乱起来，而是慢慢乱起来的。一般来说，1467年应仁之乱是战国时代开启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1467年以前就万事大吉。事实上，整个15世纪，日本就没过过几天消停日子，基本上隔十年五年就得有点乱子。所以，虽然应仁之乱波及全国，让古都京都成为一片废墟，但一般人并没有很强烈的“进入乱世”的感觉：毕竟过去也不是多太平，现在也只是更乱一点而已。日本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战国”二字，都已经是应仁之乱爆发40年以后的1508年，公卿近卫尚通在日记中写下“（如今）恰如（中国）战国之时”。

日本15世纪的主要动乱包括：1416年上杉禅秀之乱、1418年上总本一揆（大意为xx之争）、1428年正长土一揆、1438年永享之乱、1441年嘉吉之变、1441年嘉吉德政一揆、1453年享德德政一揆、1454年-1482年享德之乱、1458年长禄之战、1459年长禄德政一揆、1462年宽正土一揆、1466年文正政变、1467-1478年应仁之乱、1480年文明德政一揆、1488年加贺一向一揆、1493年明应之变、1499年堀越公方灭亡。

普通人或许明白世道不太平，但很难预知未来会变得更糟，所以对于身边持续不停的动乱，他们并不太慌张，反而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更何况，战国初期的很多动乱确实很小，不仅后人觉得是“乡长打架”，即便是当时的农民看到有人来进攻，也很难辨别这到底是山贼海盗来抢粮食，还是小豪族来抢地盘——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也确实没什么区别。

战国时代，日本形成经典意义上的封建国家：日本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碎裂为成千上万片彼此孤立的领地，里面既有大名与贵族直辖领地、也有寺院神社的宗教领地，还有农民集团、商人集团。如果玩过《信长之野望》，想必会对这一点更加理解，毕竟其中不仅有武士统领的城池，还有“国人众”“商人众”这些地方势力，他们的人心向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走向。

不仅陆地，海洋更是如此。由于大名势力普遍在陆地，海路处于半无政府状态，许多地方势力依托海外小岛发展起来。由于不在官方认可的范围内，所以当时被称为“海贼”。但从实际形态来看，他们更像是扎根于渔业和海运业的海上豪族，凭借积累的财富自然而然形成水军。

换言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战国割据图”，与时人眼里的状态并不相同。现代人用红黄蓝各种色块涂抹一片土地，象征着这里归属某个大名；但时人眼中，大名的实际势力仅限于他控制的城池，其他地方都属于各种中小型豪族统领。实际上在战国时代，世间多以“××城主”称呼各地大名，拥有室町幕府特权的家族还可以享受“御舘樣”的称呼，无论哪种，关键点都是“城”（军事指挥所）与“舘”（居所）。

势力分布图主要是为了方便现代人理解而绘制，并不能反映历史全貌

对于农民来说，只要不主动介入到大名纷争中，他们也不会没事跑来找自己的麻烦。反而大名如果真的找上门来要军队，也未必是坏事：农民变成士兵以后，去外面大可以烧杀抢掠，获得种地几年也得不到的财富；更可能因为战功获得大名的封赏，更可能因为作战英勇而受到青睐，直接被授予武士身份，从而登堂入室。这些武士与普通的武士（侍）相对应，被称为“乡村武士”（地侍），许多战国时代崛起的中层武士，祖上都有类似背景。

大名自然也深知这一点，只有身边世世代代追随的武士还有可能谈效忠与不效忠的问题，这种临时征召的农民军队完全指不上。所以战国中前期，各大豪强势力之间打仗，重点都是击毙对方主将，只要主将一死，农民集团派遣的士兵也没有继续作战的义务，大多作鸟兽散。

甚至倒戈也很容易。比如前面提到的山代地区，一开始追随大内军进攻毛利军，等到1555年毛利元就在严岛之战中取胜以后，局势逆转，山代“五乡”的三分一家、“八乡”的神田藏人丞立刻改换门庭，帮助毛利军在1556年夺取山代地区。

面对散布各地的农民集团，毛利元就给下属将领制定一套残酷却有效的作战方法：“进攻乡村之时，首先找到当地人引路，杀掉村民一二，烧掉房子三五，劝告百姓降服。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进攻，这样，其他村子就会因害怕而降服。”

不知道毛利元就有没有教过织田信长，但从后来历史来看，织田信长在1571年派遣3万人火烧比叡山延历寺，杀死数千名比叡山领地内的农民，很明显是借用了毛利元就的这套做法。战国中前期，许多散布各地的农村在佛教势力的影响下凝聚起来，凭借强烈的宗教信仰而成为难以撼动的政治势力。织田信长的主要目的，即是用物质上的残暴来摧毁精神上的信仰，进而将农村与宗教势力彻底分离。到1580年，织田信长消灭战国时代最大的寺院势力——本愿寺势力，基本上摧毁世俗化佛教势力在日本的土壤。

从比叡山延历寺被烧毁开始，日本普通人才真正意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业已到来。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织田信长击败15代将军足利义昭的1573年，也是传统意义上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丰臣秀吉去世的1598年，也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人主城的称呼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尾声：日本战国真正有趣的部分

从历史实际来看，日本的战争烈度一向很低，大军交战与平定盗贼之间的界限从来不甚清晰，因而战国前期的大部分战役均夹杂着政变、“讨贼”等任务，中期的很多战役是中小型豪族为了保护领地安全而在两大诸侯之间来回摇摆，直到进入织田信长时代以后，整个战国才算是有了一条清晰的主线，战役规模也陡然增加。再到日本军队在朝鲜王国战场上遇到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之后，才进一步提升了作战所需的军事战术与技术。

但即便如此，在德川家康面对关原之战的高潮时，其取胜的关键点依然在于在政治上拉拢“关原战神”小早川秀秋以及争取毛利军按兵不动，若非如此，仅从军事作战出发，德川家康八成是要吃败仗的。

有鉴于此，日本战国史应该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名言的最好体现，而战国史最好看的部分也并不是让后人浓墨重彩描绘的各大战役，反而是前期天下大乱如何收拾；中期地方豪族之间如何拉锯、如何左右逢源；后期各大诸侯之间又如何纵横捭阖、如何“挖墙脚”这些部分。这些心思与手腕才是日本战国史最细腻的部分，也是最值得为人讨论的历史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