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印，是权力的象征。早在战国时期，公印就已经作为随葬品出现。到了汉朝，随葬公印的数量明显增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那么随葬公印是什么呢？为什么两汉时期墓葬会出现许多随葬公印呢？
战国“春安君印”
随葬公印是否等于随葬官印呢？官印将官名铭刻于印上，又属于朝廷的公物，看起来像是囊括了所有公印的内容。实则不然，公印是一个包含很多印类的概念，侯爵的爵位印、各地的地名印、各地官署持有的官署印等也都具有公共属性，也应该纳入公印的范围之中。随葬公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印，为墓主生前所用。另一类是明器印，是特制的随葬品，墓主生前从未使用过。西汉到新朝期间，公印随葬并未形成一种制度，但统治者一般会给两类人赐印绶随葬。一类是给富有功勋的重臣赐印绶随葬，以示恩宠。如经历西汉武、昭、宣三朝的富平侯张安世有印绶随葬，高陵侯翟方进以丞相、高陵侯印绶随葬，侍奉成、哀、平三帝的博山侯孔光，以太师、博山侯印绶随葬。另一类是皇帝、皇太后等皇室核心成员可以葬以玺绶，而诸侯王这一类皇室成员不可以葬以玺绶。如《汉书》就曾记载， 元始五年，王莽认为先帝的傅、丁二姬实为藩妾却“玺绶以葬”，这是严重僭越。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考古人员还在西汉的帝王陵中发现了随葬的缩小版百官公印。如汉阳陵随葬坑中，挖掘出象征阳陵军队等的人俑、车马、公印。再如北洞山楚王陵，则是集齐了王宫官印和地方官印。秦始皇墓随葬的秦兵马俑，昭示了始皇帝渴慕死后尊贵的心态，西汉的帝王与始皇帝的心态应该是相差不大的。东汉时，随葬印绶已慢慢成为一种制度。无论是使用金印还是银印，无论是贵族高官还是普通官吏，只要符合要求都有机会得到随葬印绶的待遇。东汉光武帝时，规定始封侯者去世时赐本官印绶以及列侯印绶。如颍阳侯祭遵，曾任征虏将军等，以将军、侯印绶随葬。安成侯铫期，曾任卫尉等，以卫尉、安成侯印绶随葬。安成侯来歙，曾任中郎将等，以中郎将、征羌侯印绶随葬。从西汉到东汉和帝间，帝王给功臣赐印绶，多拘于其本官，而没有追赠的情况。东汉顺帝时，开始出现追赠印绶的情况。如浮阳侯孙程，曾任中黄门、骑都尉、奉车都尉，最后汉灵帝却赠他车骑将军印绶随葬。很显然，车骑将军并非是孙程生前担任过的官职，但灵帝器重他，所以给他追赠。除此之外，安国亭侯袁逢等人也被赠予车骑将军印绶。“轪侯之印”铜印·西汉，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由上可以看出，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公印随葬的待遇。但也存在特殊情况。政治动荡中的官员以原公印随葬。天下无永久之太平，卷入政治漩涡或者身死任期的官员，迫于实际可能是没有办法归印中央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官员可能以原公印随葬，也不在乎什么礼制和规矩了。如考古人员在青海地区就挖掘出东汉末年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公印。东汉末是乱世，这个时候印主还和匈奴扯上关系，估计也是面临重重危险。那么这位有外交任务的官员中途要是不幸死去，他的公印难以归还朝廷，又涉及汉匈关系，如果它不随官员入土，估计被有心之人利用，又能掀起一阵政治波浪。除此之外，甘肃、陕西等地出土的 “军假侯印”等应该也是属于这类随葬的公印。随葬的特殊的王侯公印。官员有特殊情况，王侯也有特殊情况。河南长葛曾经出土 “红阳侯国徒丞”，据推测，出土的墓葬应该处于新朝统治区间。但新朝时，红阳侯国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大概是一块废印，印主没来得及把印归还朝廷，就去世了。在咸阳，考古人员曾挖掘出隗嚣母的赐印 “朔宁王太后玺”。隗嚣何人是也？隗嚣是新朝末年的割据军阀，出身陇右大族，人称“西北王”，这让东汉光武帝头痛了许久。建武八年，东汉光武帝准备充足，要西征隗嚣了，于是隗嚣“将妻子奔西城”，准备跑到四川地区去。据推测，隗嚣这次西行也带上了自己的老母亲，而他的母亲中途就去世了，于是以“朔宁王太后玺”殉葬。上述举的例子是王侯的公印，下面举一个“帝王印”的例子。南越王赵眜墓中挖掘出了武帝、文帝玺，可问题是这种玺印一般是帝后才能用的，南越王只是“王”，北边还有汉帝呢，他的墓中怎么会有帝玺呢？原来赵眛自己占据一方，一度没把北边的汉帝放在眼里，曾经自立为帝，自制帝玺。可他的儿子赵婴齐还是畏惧汉朝威势，想要依附汉朝的。那这些帝玺怎么处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和父王一样进入墓葬入土为安了。私制明器的情况。这里还有一种私制明器的情况。有些官员地位不够尊贵，也不是功臣，按理说是得不到特赐的随葬公印的。但这些人自认自己生前在一方为政也有贡献，不愿意 “干干净净”地“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他们私制明器。拿明器打造尺寸来说。两汉统治者规定，二百石及以上的官员，用方寸之印。汉制一寸约为2.3厘米，那么两百石以及以上的官员的公印的规格应该为2.3x2.3。但私制明器尺寸一般都偏大。比如说 “长沙仆印”“洮阳长印” “临湘令印”等印的边长都差不多为 2.8 厘米，比起公印制度规定的2.3厘米足足超过了0.5厘米，很明显不符合规制。 “长沙仆”石印·西汉，1955年长沙侯家塘18号墓出土两汉时期的随葬公印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皇帝特赐功臣随葬公印，第二类是皇室核心成员天然具有公印随葬的特权，第三类特殊情况下王侯官员未交公印而死故公印随葬，第四类是官员私制明器随葬。为什么两汉时期会出现这么多随葬公印呢？应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政治原因。两汉中央集权制得到发展，皇帝是天下至尊，地方的王侯官员对中央都有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皇室核心成员天然地享有公印随葬的权力。对于下一级的贵族朝臣，皇帝采取对功臣特赐印绶或者按等级划分公印随葬指标的方式，体现了墓葬制度的等级性。皇帝心中理想的王朝，自然是国家安定，人人顺服。但有的王侯官员心怀私心，私制超出规格的明器以示“尊贵”。一旦遇上政治动荡和烽火狼烟，官员归还公印便十分困难，只能就地埋葬。经济原因。两汉手工业的发展也是随葬公印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私制明器为例。印文方面，“沅南丞印” “丹徒右尉” “徐闻令印”等印章的印文用的手刻隶书，而私制明器的印文往往用锥画刻成，这也是需要一定手艺的。再说说私制明器的材质。如铜印“夫租长印”，被工匠用银打造成银印。铜印“巴郡守丞”，被巧手的工匠加入了鎏金。铜印“萧令之印”，被工匠用高级玉石打造成了玉印。当然，大部分私制明器制作都不甚精美，甚至还肉眼可见的粗糙。但这至少证明，两汉有很多人已经掌握了制印的手艺。参考资料：孙玮琪. 两汉随葬公印整理研究[D].南京大学,2020.经公众号“历史D学堂” （微信ID：lishi1600）授权转载。“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精华结集一本书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 《看不够的中国史》有料、有戏、有视野点击下方图片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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