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宗亲要“反明复元”，咋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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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反清复明”的口号在《鹿鼎记》的加持下，几乎人尽皆知。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明朝，也有人要“反明复元”，发起者竟是明代皇室宗亲，史称“朱充灼之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藩禁政策埋下的宗室祸端

朱充灼，原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朱桂的六世孙，他虽然没能承袭代王的爵位，但仍按制被封为奉国将军，在宗室爵位中居于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后，按例每年可领禄米六百石。

洪武至嘉靖年间代王世系图。来源/据《明史·诸王表二》制

那么，朱充灼为何要作出威胁自家统治的举动？

导火索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抢劫案。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充灼等人公然劫夺知府行李，此事经新上任的大同巡抚詹荣上奏朝廷，以致朱充灼受到剥夺禄米的处罚。对于朱充灼而言，这样的处罚属实重了，加之同宗亲王朱充燿没有替他求情，于是他便怀恨在心，开始策划联蒙叛明。

罚了禄米就要反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这还得从明朝对皇室宗亲的政策说起。

明朝历来遵从朱元璋《皇明祖训》，奉行“亲亲之义”，对宗室犯罪一向宽大处理，只要不犯重罪，几乎不会被罚禄米。那么，抢了知府行李的朱充灼算重罪吗？为什么会被嘉靖帝处以重罚？况且朱充灼作为宗室中人，承爵位享食禄，又为何要行抢夺之举呢？

归根结底，一切都源自明代的宗藩制度。

明朝初期，朱元璋陆续分封二十五位藩王，同时为防北方蒙古势力反扑，还采取了“沿边开藩”的策略，分派宗室驻守北境，封于山西大同的代藩就是其中之一。但自永乐之后，因朱棣本身是藩王起兵登位，所以为了消除谋逆隐患，极力限制宗室权力。尤其到了宣德年间，经汉王朱高煦造反一事，诸藩更受忌惮，从而形成所谓的“藩禁”政策。

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来源/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截图

“藩禁”政策要求宗藩不得参政出仕，不得自设属吏，不得私蓄军队，不得擅事他业，无诏不入京，二王不相见，这便使得宗室逐渐沦为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

明朝中后期，随着宗室人口膨胀，禄米数额急剧增加，以至于地方财力甚至无法正常供给宗室食禄，拖欠宗禄成为常态。尤其对于中下层宗室而言，禄米不能正常发放，全家生活便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宗室为索取禄米，不惜通过越奏和逼抢等形式来保全自身利益。

拖欠禄米引发的宗室犯罪

按照明制，“宗室非机密重情不得径奏”，一般事宜须得先告该藩亲王，不得私自赴京奏报，否则即为非法的“越奏”之举。随着宗室食禄不济的问题日益突出，越关上奏的情况在明中期屡禁不止。

如嘉靖元年（1522），代藩的昌化王府宗室，就因缺乏禄粮而聚众谋划赴京之事，同年，代藩怀仁王府的仪宾（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的封号）也因岁禄拖欠而赴京越奏。鉴于“迩者宗室相率入京奏乞禄粮，越禁犯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嘉靖帝在十五年（1536）就敕谕各王府，要求其下各级宗室按期赴府画押，如有私自出城的人便追回监禁，具奏处置，以此加强对地方宗室的监管。

洪武二十八年（1396）改订的宗室岁禄标准。来源/据《明太祖实录》制

除了越关上奏之外，有的宗室索禄无果，便直接冲击府衙。以人数最多的河南周藩为例，该府宗室人口在明中期约达五千，地方实在供养乏力，宗室生活同样难以维持。嘉靖二十一年（1542），河南诸藩欠缺禄米数额达三百万石，周藩宗室就在同年发生聚众闹事的情况，镇国中尉朱安淄纠集宗室数百人凌逼巡抚魏有本，要求在旧制规定的分例外，每石再加银一钱。次年，周藩永宁王府宗室三百余人也涌入地方衙门，向布政司讨要禄米。

再看代藩所在的山西，该地与河南一样属于宗室人口较多的地区，其中就有代、晋、沈三大府。从供养条件看，山西原本不宜分封过多藩王，但因该地对于抗御北敌而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分封置藩就成了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宗室日繁而岁供无增，造成的结果就是藩府食禄久拖，地方矛盾激化。如正德九年（1514），山西沈藩的辅国将军朱勋沤等人就因为地方衙门拖欠宗禄，屡次率众入仓，甚至殴打官吏。

由此来看，作为“朱充灼之乱”导火索的抢劫案便不足为奇。在整个藩府都禄米不济的情况下，作为奉国将军的朱充灼自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参考当时并不鲜见的抢夺行径，他既敢公然劫夺地方知府，必定是倚仗着自认为合理的由头，那便是宗室坐享食禄的权益维护。

明朝代王府旧址。摄影/yousufu韩，来源/图虫创意

结果适得其反，想必朱充灼也没有料到，此事恰恰导致自己被罚没岁禄。这对于中下层宗室而言，无疑是断绝了整年的生活来源。按照《皇明祖训》规定，宗亲犯法由皇帝自决，除了谋逆之外，通常会重罪轻罚，且不至轻易停废食禄。所以，朱充灼可以说是遭受重罚，以致心生怨怼，遂图谋逆。

其实，明代中期，由宗室及宗禄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不仅存在越奏、劫夺的情况，宗室谋图私利冒领禄粮的行为也比比皆是，食禄供给成为了引发宗室犯罪的最要因素。所以嘉靖帝也有意压制，比如对于越奏之举，嘉靖元年（1522）就有“量减禄米”的处置规定，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还发展为“情轻者革去爵秩，情重者发送高墙（宗室监狱）”的处理办法。

所以，从朱充灼抢劫知府的处罚结果来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靖朝对于宗室犯罪和食禄问题的治理决心，只是在宗藩制度积重难返的情况下，这只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和政权危机。

朱充灼之乱的经过

代藩地处北方边防重镇，紧邻鞑靼蒙古，而地方财政连供养宗室食禄都成问题，那边军的粮饷供给可想而知。在军饷窘迫的情况下，军中人心涣散，嘉靖三年（1524）和嘉靖十二年（1533）曾发生两次规模较大的兵变。加之该地无天险可据，易攻难守，在有北敌进犯抢掠的情况下，普通军民为求自保便轻易叛敌，投靠鞑靼者数以万计。

除了边防危机外，大同地区还是白莲教在漠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教众为反抗明朝统治，不仅频频勾结鞑靼骚扰边境，还潜伏本土煽动内乱。在后来的朱充灼之乱中，白莲教众就是乱党里的核心势力。

鉴于北方鞑靼屡次南犯，朱充灼因劫掠之事获罪受罚后，怀恨在心的他便产生借鞑靼之力攻取大同、谋求自身富贵的想法。当他说出这样的谋逆之言后，在场诸人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而随声附和，为其出谋划策。尤其是朱充灼麾下的李纪、张淮等人，因他们本就是潜伏在此的白莲教徒，得知朱充灼的想法后便拉拢其他教众入伙，教首罗廷玺更是成了朱充灼的军师。

在白莲教的推波助澜下，朱充灼联合同藩的朱充耿、朱俊桐等众多宗室人员，正式开始联蒙攻明的行动。在他们的计划中，前期行动主要有两步，一是放火烧毁大同草场，二是物色合适人选联络鞑靼。

嘉靖二十四年（1545）五月，朱充灼等人的放火计划得以实施，大同被烧毁的草场共有六处。随即他们又派遣卫奉北上，与鞑靼部族取得联系。卫奉此人本身就是叛民，曾多次潜出北境，不仅熟悉路线，而且通晓蒙语。

卫奉此次潜出边境后，和鞑靼小王子部下的察罕儿接洽，达成里应外合的约定。鞑靼部要求朱充灼“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所用为识”，以便之后“兵至城下，揭旗为信”。卫奉返回大同后，朱充灼加快部署，为了替自己通敌谋反的行径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借口，他还命人撰写表文，妄言元明两朝达成所谓的“金匮之盟”，竟称明朝“借元祖江山社稷一百五十余年，历数复移，大元继位”，同时还表示，明朝为了阻止蒙古还朝，意欲征伐北国，示意鞑靼小王子迅速出兵。

明代山西行都司地图。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七月，卫奉再次带着这份表文和约定物资北上。就在卫奉顺利出关的第二天，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的亲信周现等人巡视到此，听边关守军提起以哨探为由出关的卫奉一行后，心生怀疑，于是启程直追，顺利将其擒获。

宣大总督翁万达在确定了朱充灼等人的谋反事实后，便派人悄悄通知代王朱充燿，让其扣押朱充灼。同时，翁万达还调兵入城，以威慑其他宗室之人，并宣布戒严，让边关将士警惕鞑靼小王子突袭。

八月，鞑靼数万骑兵果然朝着大同而来，并攻下鹁鸽谷，造成鹁鸽谷守军全军覆没。所幸，在翁万达、周尚文、詹荣等人的率领下，其他明军继续顽强抵抗，使得鞑靼进攻受阻，最终不得不退兵北回。

从始至终，朱充灼之乱并非真正意在“反明复元”，而是在窘迫的情势下，想要借助邻近的鞑靼势力来谋图私利。不过，在明朝以往的宗室叛乱中，起事者多是望登皇位，像朱充灼这种因食禄被罚而邀敌入境的情况，倒确实是头一回。

约束宗藩的律例制订

在朱充灼之乱中，非宗室人员自然是依法严惩，从直接参与谋反之人，到窝藏逃犯之人、盘查不严的守军、辅导不力的王府官员、知情不报的亲属，皆难逃罪责。如其中白莲教的领导人物罗廷玺、次仲太，二人死后皆被剉尸。

而宗室众犯，则需由嘉靖帝亲自定夺。按照祖训，对于宗藩犯罪的情况，“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不过，鉴于朱充灼等人所犯之事乃是谋逆大罪，最终，嘉靖帝下旨将朱充灼等八名宗室处决，罪名稍轻的朱俊棭等人则被送往高墙监禁。

影视剧中的嘉靖帝。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面对日益严重的宗室问题，嘉靖朝也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强化对宗室的管控。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月，由礼部奏请施行，要求：

“各该巡按御史，行令有王府去处，查照先年事例，出榜禁约，并行各长史教授，启王知会：今后郡王、将军、中尉、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宫员往来交结。”

不过，在朱充灼之乱后，因宗禄问题引发的宗室犯罪仍未杜绝，甚至是愈演愈烈。比如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山西宁化王府宗室就因索禄未果，继而围攻布政司衙门，甚至打伤左布政使刘望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代藩广灵王府宗室将军又纠集众人，向大同府索要禄粮，知府师柱未给，便遭到宗室羞辱。

同一时期，韩藩的索禄情况也颇为突出，嘉靖四十一年（1562），宗室索要不成，就打伤了平凉知府邵大爵。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韩藩宗室又大闹地方府衙，“群聚入会城，环巡抚陈其学鼓噪诟骂，其学为之不启门者数日，诸宗乃掉臂奋腕，横肆官府、闾里间，公行抢夺，百姓恇忧，竟言王子反，以至巷无行人，长安为之罢市”。

有鉴于宗藩犯罪日益严峻的形势，嘉靖帝不得不接受朝臣建议，制定出针对宗藩的综合性法规律例。嘉靖四十四年（1565），大学士李春芳等人奉命拟定《宗藩条例》，经嘉靖帝裁定后“立为万世不刊之典，颁行天下王府永远遵守”。

《宗藩条例》是明代第一部关于宗藩的系统立法，共计六十七条，包括宗藩的权利和义务，对宗藩的管理方法以及犯罪处罚等各方面内容，具体还涉及减少大宗的禄米，限制受禄宗藩人数等事宜。万历十年（1582），该法再行修订，并更名为《宗藩要例》，其中总结了嘉靖时期处罚宗藩犯罪的的司法经验，并规定了亲王削封、郡王削爵、各级宗藩革除本爵、削减禄米、押发高墙等处罚方式。

《宗藩条例》的制定和完善，反映了明朝中期统治者为抑制宗藩犯罪所作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在宗藩制度下，导致宗室犯罪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诱因仍存，问题根源无法斩断，且宗室犯法实质上也并未“与庶民同罪”，所以《宗藩条例》的颁行并不能真正解困。

回过头来看，朱充灼之乱更像是明朝中期宗室危局的直接观照。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撰：《明史》，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怀效锋：《明代宗藩的犯罪与处罚》，《政法论坛》1988年第3期，第70-76页。

雷炳炎：《明代宗禄问题与宗室犯罪》，《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29-132+141页。

雷炳炎：《明代祖训与宗室犯罪的量罚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212-216页。

顾锦春：《明朝的宗室困局与北疆危机——以嘉靖朝朱充灼叛乱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99-105+170页。

END

作者 | 南麓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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