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墙”，怎么拆？(国历独家)
文 | 九路君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
关于小区“拆墙”的新规，2016年2月23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民一庭庭长程新文答记者问时所说的“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之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既然提到农耕时代，关于这事，编辑部里的九路君有话说。
农耕时代对墙的依恋
实际上，“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这一说法也是有根据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城市有城墙，民居有篱笆。往前推两千年，有秦始皇修筑长城之壮举，往前推二百年，有四合院组成的老北京城。城墙、宫墙、院墙，无处无墙；大院、府院、民院，无处无院。几千年来，历史上留下了太多墙与院的故事。
中国人对墙的依恋为何如此之深？简单地说，汉族是一个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是固定的土地，墙既能圈定自己的土地，也能在一定意义上保护地盘不受侵害。汉人的祖先能够靠耕作自给自足，得益于土壤肥沃的中原地区，但也因此引来生活在贫瘠土地上民族的侵扰。为了抵御异族入侵，汉人的祖先们结成部落，修筑城池，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无论是村寨还是城市，既有居民生活的街区，又有军事防御要塞和城墙。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一堵墙，当属被列为世界十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今人看来，修筑长城虽是一项壮举，但千百年以来，这项工程也被视为是秦始皇的暴行之一。那么，是什么让他不惜代价，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这件事呢？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列国就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西周因此而灭亡，此后才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之举。到秦统一六国后，北方胡患犹存，并不时南下掠夺，令秦帝国的统治者们不甚其烦，恰好此时又出现了一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触动了秦始皇敏感的神经，使得他不惜动用数十万劳工，牺牲无数生命，花费巨额经费，筑起帝国的万里长城。筑长城目的简单明了，即抵御胡人的入侵。
在中国，上到天子，下到百姓，筑墙的目的都一脉相承。帝国筑长城是国防问题，百姓修围墙则是治安问题。王公贵族们的府邸自不用说，普通百姓家，也有修筑围墙的习惯，即使是像杜甫那样穷困的住茅屋的人，也会在自己的草堂周围围上一圈竹篱笆。在广阔的农村，大大小小的村寨同样会用石头或木头筑起围栏，防御土匪强盗。中国人筑墙的习惯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由四合院组成的老北京城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因此在“治安谁负责”这个问题上，古今乃一脉相承。如今中国城市里的住宅小区建起高高的围墙，大门有门卫看守，最直接的好处便是治安有保障。封闭式住宅小区虽说的确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古往今来，民众对治安问题的诉求却是一样的。
两部宪章的影响
除了治安问题，也有不少人担心“封闭式小区”取消后，住宅容易受到噪音干扰，生活质量下降，而这些问题也的确是街区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病。所谓街区制是城市建设布局的一种形式，其特点为在城市规划的道路边上建设房子，且不设围墙。其优点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网密度，的确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街区制也会导致居住区楼下的车流增加、车速更快，不仅增大了居住区的近噪音干扰，同时增加了老人和小孩的交通安全隐患，生活质量无疑会受到影响。
当前有种观点认为，目前欧洲国家大多采用街区制，这次的新政策是“与世界接轨”。那么欧洲的街区制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自古以来就有，还是近现代以来才形成？其实在古代欧洲，同样有多如牛毛的城堡和庄园，不过那都是贵族的居住之地，平民通常住在城堡之外，筑围墙现象并不普遍。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进入飞速发展，人口剧增，至20世纪初因人口密度过大已出现种种弊端，那时欧洲的房屋都是沿街建造，不仅日照不足，同时车水马龙的街道也让居住环境受到影响。此外还有缺乏空地及绿化、公共设施太少而且分布不合理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4次会议，于1933年8月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这个大纲主要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完成，后来被称作《雅典宪章》。《大纲》指出“城市的种种矛盾是由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土地私有而引起。城市应按全市人民的意志规划。其步骤为：在区域规划基础上，按居住、工作、游息进行分区及平衡后，建立三者联系的交通网，并强调居住为城市主要因素。城市规划是一个三度空间科学，应考虑立体空间，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规划的实现”。
《雅典宪章》自颁布以来不仅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南针，其影响还波及世界各国。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是《雅典宪章》的提倡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梁氏曾参与多项城市规划，这让中国的城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雅典宪章》的影响。而我国的住宅小区简直就是宪章中建议住宅区“与交通道路隔离，不同的地段采用不同的人口密度标准”的现实版。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人口已比1933年时翻了一翻，随之出现了城市交通拥堵、居住空间不足等《雅典宪章》中不曾涉及的新问题，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此，一群城市规划设计师于1977年聚集于利马（LIMA）马丘比丘山，他们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若干宣言并签署了新宪章，即《马丘比丘宪章》。可以这么说，《雅典宪章》的指导思想是将城市和城市建筑分为若干组成部分，而《马丘比丘宪章》则将这些部分重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更强调他们之间的依赖性与关联性。看过这次中央公布的《意见》后不难发现是将小区制向街区制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马丘比丘宪章》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院文化”
当然，中国的国情与欧洲不同，前文也说，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我国自古以来就无处无墙。当今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封闭式住宅的集大成者，一方面固然有传统因素，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院文化的影响。所以这次的新文件一经提出，马上就有人提议应先从机关大院开始改造。
“大院文化”以北京最为典型，其形成要追溯到1949年。那时政权更迭，解放军初入北京，发现不仅办公地拥挤，也没有足够的房子够供部队以及四面八方都赶过来的大批干部和科教人员居住，于是，新政府在新中国成立的头10年大兴土木，从老城区一直延伸到城外郊区，盖起大量办公楼和宿舍，组建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因为要在尚不具备城市基础设施的郊区迅速安置大量人员，因此按隶属关系各自建立了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当时受到苏联“大街坊”、“小区”等概念的影响，“一个院动辄占地数十上百公顷，不允许城市公共交通穿行”，大院的四周用围墙围起来。这10年间新盖的建筑物的面积相当于旧北京原来几百年形成的建筑面积。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当年住在大院中的人不是机关干部就是军队首长，因此，他们的子女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优越感。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热衷于武斗的大院子弟们穿着父辈的军大衣，骑着自行车活跃在北京的街头，形成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线”。王朔是典型的大院子弟，他笔下的大院已成割据之势：“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
“大院文化”作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特有的产物，对中国城市的影响非常之深，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走到任何一个城市，依然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机关大院。政府有政府大院、高校有高校大院、军队有军区大院……。围墙之内，食堂、医院、学校、商店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大院医院出生，在大院的宿舍居住，在大院的学校上学，衣食住行全部可以自行解决，直到读完高中才有可能走出大院。这些林立各地的机关大院犹如一个个独立王国，城市的交通肌理被他们分割得支离破碎。老北京人常这样比喻大院与交通的关系：“大院就像一个个水泡，大路一扎，水花四溅。”
这次中央《意见》公布后，民间有声音将矛头指向一些占地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大院，认为造成当下城市交通堵塞的最大祸首，正是这些“独立王国”，所以改造封闭式小区应从机关大院做起。实际上，《意见》中也已经明确强调：“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这或许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大院文化”即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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