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减负的，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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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又成了热点话题。社会关心，学校关心，父母更关心。

每年都在谈，也每年都在减。减了30年，现实却是个怪圈：越减，孩子的负担就越重！ 

一位认识的家长感叹，以前五点放学，作业七点就能搞定；现在三点半放学，作业十点都做不完，花的钱更不用说，简直是个无底洞。 

其实，最不该减负的，是孩子。 

 01 

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假设你是家长，学校告诉你，孩子苦哇，要减负，不用补课、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提前下课，剩下的时间家长分配。

以下三个选项，你会怎么选： 

A.假设别的孩子都去玩，那么我的孩子也去玩，结果：都考60分；

B.假设别的孩子都去玩，那么我的孩子不去玩，结果：别的孩子考60分，我的孩子考80分；

C.假设别的孩子都不去玩，那么我的孩子去玩，结果：别的孩子考80分，我的孩子考60分； 

从收益最高的角度讲，答案一定是B。 

很多父母觉得，你们赶紧去玩，赶紧去减负吧，我的孩子不玩，要学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拉开差距最好的办法。 

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说好的一起减负，一起玩，怎么都悄悄跑去补习了。

蓦然回首，我的邻居牵着孩子，正在学而思的门口。 

减负的结果就成这样：国家减负——家长为了获得优势，增负——孩子累——国家再减负——家长再增负——孩子更累。

我见过一个家长，学校补课，他去教育局举报；学校作业多，他也去教育局举报；背后却带着孩子上各种补习班。 

其实就是第二种选择的变态：想各种办法，让对方落后，自己在前。人性都是趋利，希望自己好，别人差。 

背后的实质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太稀缺，上升的通道太狭窄，要想获得更好更多的资源，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就是唯一的办法，这是社会的法则，也是教育的法则。 

而减负，只会让孩子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02 

去年，何猷君在《最强大脑》夺冠的新闻曾刷爆朋友圈。

他的老爸是“澳门赌王”何鸿燊，2011年福布斯香港排行榜中，以31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十三位。 

富二代的光环之下，何猷君却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金融硕士、连续五年获英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18岁那年，他同时拿到了牛津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 

大学期间，别人每学期修4门课，他修8门，三年的时间便修完了4年的课程，并在21岁的时候考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硕士，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生。

左为何猷君

柳青，滴滴打车总裁，以“近乎变态”的努力著称，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随后又拿下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硕士，刚毕业就加入全球最优秀的投资银行之一高盛集团。 

靠着自己的实力和拼劲，一路高歌猛进，34岁便拿下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的位置，2014年任滴滴公司COO，2015年出任总裁。 

而她的父亲，大家都听过，叫柳传志。 

有人感慨，“人世间最气人的事情，就是有的人比你有钱，比你颜值高，结果比你还聪明，更要命的是，还比你努力。” 

人性总是喜欢放大对手丑陋的一面，一说“富二代”，想到的是“拼爹”，一看到别人成功，就想到是关系、走后门。

更多的情况是，人家不但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而你依旧停在原地，意淫、抱怨、不思进取。 

减负，只会拉大孩子与富人之间的差距。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作演讲

 03 

现有体制下，读书，是普通孩子最好的出路，能在高考的独木桥中杀出一条血路，是风险最低，也是成本最低的一项投资。

招聘会就是最好的例子，有HR直言，招聘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不问学历，也不问学校，有说有笑，问的问题也差不多。 

招聘会结束后，他们会带走所有名校学生的简历，回去进一步筛选。

至于非985、211的简历，都是直接扔进垃圾桶，眼都不眨。 

你可以抱怨，也可以控诉。

可现实就是，你可能因为学校问题而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

最后不得不被迫谋生，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公司，不喜欢的职业。 

或者你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很认可龙应台的一句话：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现实的逻辑很简单：成绩意味着你能否考上好的中学，好的大学，也意味着，在毕业的时候，你能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被迫谋生。 

钱文忠说：“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教育评价体系不变，高考就是唯一。

减负，就意味着减分数，意味着你可能落在别人的背后，意味着你考不上好的大学。 

减负，只会让孩子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

 04 

关于减负，日本是最好的参照国。

30年前，日本也和我们一样，“分数就是唯一”，整个学校就是考试地狱。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日本人发财了，有钱了。

他们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都这么好了，为什么孩子还要这么苦，应该减负啊，应该让孩子快乐学习啊。 

1976年，日本教育改革，“宽容教育”正式开始：降低课本难度、减少学习课时、不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提前放学等，和我们的现在的减负政策没有任何区别。

30后，恶果来了。《中国青年报》曾总结了日本“宽松教育”带来的三大恶果： 

第一，公立廋弱，私营肥满。

有钱人都去私立学校了，公立学校的质量越来越差，课外补习产业迅速发展，很多家长发现，中学期间要是上不了好的补习班，就很难考上好大学。 

第二，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私立学校的费用，是公立学校的三倍，补习班的花费更多，原本由国家承担的教育支出，都转移到了家长身上。结果很明显，谁有钱，谁就跑得快、跑得远。 

第三，国民学力显著下跌。

有日本国内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而日本大学的第一年竟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 

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

别以为平时背的书、刷的题没有任何作用，最显著的例子，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菜市场迅速反应出两斤半的大白菜要给多少钱。

在国外，不少普通人连最基本的数学计算都反应不过来。

减负，只会进一步降低孩子的基础学力。

 05 

很多人喜欢拿欧美教育说事：中国的老师都要求学生们上体育课时记录跑步成绩，并按成绩快慢排序。

言下之意：你要比别人强。

在国外就成了另一番场景，有个学生成绩很糟糕，痛哭流涕，美国老师走过来安慰他：你只要比自己强。

言下之意：你不必在乎别人的成绩。 

事实果真如此吗？哈佛校友曾敏敏写道：“不可否认，在美国的基础教育中，的确压力很小，但在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教育中，学习可能并没有家长们想的那么轻松。” 

在著名的帕罗奥图高中，学生每周个周末都要完成15个小时的家庭作业，以及无数的课外活动，凌晨三四点睡觉那是家常便饭。 

就像我们谈论高考一样，他们都在谈论SAT（相当于美国高考）分数。

因为压力太大，帕罗奥图高中发生了不少震惊全国的自杀事件，自杀率为全国的六倍，对于课业的压力，他们也抱怨，但他们知道，除了顶住压力，自己别无选择。 

当然最后的情况的是，精英阶层的孩子越来越有出息，美国绝大部分的科学家、政治家、金融家都出自1%的精英家庭。 

当然，普通阶层的孩子确实很轻松，但也因此丧失掉了上升的机会，一个社会阶层的固话，往往从教育固化开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们纷纷指责国内教育残酷、无情，赞美国外教育轻松、先进的时候，国外的学者却在纷纷研究我们的教育。 

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他们送入人数较少的精英学校，激烈而残忍，都是无可避免。 

减负，只会让寒门子弟永远踩在别人脚下。

 06 

每一个成功的孩子背后，都是汗水和泪水里走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道路，你在小时候偷过的懒，迟早会要加倍偿还。 

当然，除非你有足够的资本、足够的储蓄，足以让你的孩子一生无忧。 

生活不易，事实从来如此，要想卓越，就得付出常人十倍的努力，你觉得读书很苦，在他人眼中，这不过是家常便饭。 

哪个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天天看喜洋洋、看熊出没、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让他们在无忧无虑中长大，自己也捡个清闲，问题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谁能给他们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呢？

除了父母，谁还会真正关心他们的未来呢？对我而言，教育从来是件不敢放松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在不远将来，他们要被迫谋生。 

所以，你谈你的减负吧，我只想我的孩子上清华！

---

如何看待“减负”？小编最后附上全国两会代表的观点：

该如何看待“减负”？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李鸿彬，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复旦大学高教所副教授徐冬青给出了他们的观点，一起来看看↓↓↓

别带着误解看“减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

张志勇 

无论是“三点半现象”“减负”还是素质教育，放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大的政策背景下来看，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很多误解。我们不应带着误解看“减负”。

面对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负”存在的误解，应该明确，“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不等于不要考试。

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里本来就包含课外教育，我们规定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是针对统一上课时间而言，并不是说在上课时间之外就必须离校，这不是学校制度设计的初衷。现在有种观点，一提及“三点半现象”就感觉是公办教育在“后退”，实际上我国的公办教育不仅在课后教育不能后退，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也必须在学校的指导下进行。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办好公办教育，必须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决定的。

同理，对于“减负”的其他形式的质疑也源自于这些方面的误解。事实上，“减负”的政策实施了很多年，我国中小学理科课程的难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于中等或中上等水平，这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研究了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理科教材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与此同时，全国中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也呈上升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显示，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6.7小时增加到8.1小时，中学生的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加到11小时。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对公共教育政策的解读，目前我们对政策制定的背景和依据的解读、对全社会的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做得还很不够。因此，要向社会公众讲清楚，“减负”的出发点在哪里，“减负”都要做哪些工作。“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等等。

“转方式”，就是适当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更多的在激发学生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再如，晚上孩子们做作业做到十一二点，搞得第二天上午听课精力很差，学习效率很低，这样的加班加点不但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导致学生学习的恶性循环，是得不偿失的。

规范校外培训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代表

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

李鸿彬

我曾经也是一名中学生的家长。我的孩子之前也上过培训班，当时确实是因为一门功课有短板才去补课的，那时培训班不像现在这么火热。

教育的目的是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提高科学与人文并重的良好素养，致力于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兴趣等。校外培训机构的课外辅导只是通过训练的方式提高学生解题的熟练程度，短时间内也许从知识掌握的层面上看有一点效果，但这绝非教育教学所追求的，并且极大增加了孩子的负担。

有报道说孩子的课外辅导已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家庭的生活质量，课外辅导费用俨然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乃至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许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填满了，甚至吃饭都没有充裕的时间，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因此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使之有序，成为正常学校教育教学的良好补充，非常有必要，这也是给孩子和家庭减负的有效举措。

要切实保障好学生和教师的休息权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休息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我国宪法以及劳动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学生和教师的休息权理应得到保障，为此建议：

一、加强教育督导，严格依法治教。

把中小学生在校时间、课后作业量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内，加强督导，严禁中小学校违规补课。在优化督学的同时，加强督导机构的督政职能，消除地方政府强加给学校的不合理的非教育负担。同时，依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二、采取措施切实降低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首先，要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进而在义务教育减负提质上形成改革共识。其次，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快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把转变政府职能与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相结合，实施管办评分离，实行教育家办学。同时，要全面推进义务教育评价机制改革，使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而不是只对分数负责。

三、减少一线教师的非教学任务。

首先要尊重教育、尊重教师，改革学校和教师考评制度。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制定合理的学校和教师评价标准，尊重学校教育主体性质，剔除与教育教学关联不大的考评细则，加大对教育教学的实质性评价占比。各级部门应关心关注教师群体，合理分配工作，明确工作量标准，科学配置师资，减少额外非教学任务摊派，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核心，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培养学生以及自身的专业发展。

此外，不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一定数量的工勤人员，完成校园安全、宿舍管理、学生餐管理等非教学任务，让一线教师从这些琐碎的非教学事务中解放出来，休息权得到保障。

“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

还给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大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今天

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减负”？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徐冬青

针对各种认识误区和偏差，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并从现实出发，加大治理学业负担过重的力度，继续深入地走好统筹协同治理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减负”之路。

标准“减负”。加大对国家教育方针的宣传，着力加强教育机构的守法意识，尤其是要加强国家出台的各类教育法规、课程标准等的法律效力，需要明确这些法规和标准，其适用范围应该是所有该年龄段的教育机构，否则，这些法规和标准的权威将受到质疑，依法治教的进程将受阻。

公益“减负”。阻碍“减负”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驱动力是利益。伴随着市场对教育的渗入，利益动机助长了负担的加重，为了利益，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等错误教育观念，驱除了正确的教育观念。因此，只有旗帜鲜明地提高教育公益性，扩大公益性的民办学校，遏制教育营利的行为，才能杜绝阻碍“减负”的利益之源。

专业“减负”。学业负担过重还有来自教育专业的原因。提高教育行业从业人员的教育能力，改变应试教育简单、重复、机械的，以及缺少教育内涵的训练方法，提高广大教师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坚守教育信念，传播教育文明，坚持正确的育人理念，坚决执行国家的教育意志，才是“减负”的专业保证。

责任“减负”。“减负”之难，难于上青天，某种意义上，是各类主体的合力所致。跨越“减负陷阱”，必须厘清各类主体的责任，只有政府、市场、家庭、学校、教师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并建立问责机制，才能真正将学业负担减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责任，还需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规则设计，规范治理，规律引导”的公共责任，才能最终打赢这场事关祖国未来的“减负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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