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60年来无祭 |布克笔记
午夜时分，掩卷之后，心情久不能平复。
书中所指的夹边沟，为甘肃酒泉一个羁押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开始关押的近三千人，至1960年底幸存者已不足一半，是一处充满了苦难、饥饿和死亡的伤痛之地。
作者历经数年，大海捞针般搜寻和采访了近百名当事人，并在高度忠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极具震撼历的纪实性小说。
全书通过近20个故事，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沉的揭示，对绝境中的人性有着十分出色的绘状，更直视了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深刻教训。
《夹边沟记事》就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右派知识分子苦难史！夹边沟不是古拉格群岛，它走不出索尔仁尼琴，因为迫害、饥馑和疾病不会放过任何人，它是中国的奥斯维辛。没有忏悔，没有反思，更没有大屠杀纪念碑……
附：《夹边沟记事》读书笔记
《在列车上》有这样一段：“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夹边沟记事》里夹边沟的右派们，几乎没有人是“三反分子”，李祥年获罪始于他给mao的画像画了胡子，祁钥泉在大鸣大放上被迫发言，也只是批评县委书记糟蹋大姑娘，还有民乐县副县长在交售统购粮上同县委书记意见不一，山丹县县委副书记反对书记放“卫星”……
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李祥年）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援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这一家子知识分子的冷漠和明哲保身是很能引人深思的，他们对组织的信任超过了对亲人的信任。
在《上海女人》里有这样一段：“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D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D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贼骨头》里的“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
俞兆远本来“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在看到了两位同屋饿死后终于放弃了“曾子之廉，不饮盗泉”的原则，成了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并活了下来。
《在列车上》，魏长海对于自己当年吃人这样剖白：“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作点贡献吧……”
《医生的回忆》里，医生陈天堂为了得到一块手表，在没有断气的情况下就将病人送进了太平间；《这就好了》中的季队长在得知岳父终于饿死后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上海女人》里那个倔强而勇敢的女人，硬要将丈夫的骨灰一丝不漏地带回去，“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看到这一段，谁也不能说这个女人不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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