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个农村家庭的十年黑暗史
我终于看到一个这个家庭从未享受过的待遇，二姐的名字出现在上面，旁边写的是“同大”，我小心翼翼地向一个工作人员，迟疑地问：请问同大是不是同济大学？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一个箭步窜出教育局，飞奔在烈日下的街道上，菜市场，我脸上已经忘记了是挂着泪还是扬着笑，我们家庭的阴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记事以来真正的夏天，最开心的夏天。
高考，我很早就想说些什么，如果它是史诗或黑帮片，我想开头会是，多年后，当我生活已经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那里面有爱与伤痕，背景音乐应该是类似《美国往事》里的《乡村骑士》……
大哥
我的哥哥是我家第一个大学生。1978年考上我们市的九江师专。现在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校长。九江师专是一所普通的地市师范专科学校，培养的也多是城乡中学老师。
然而，我幼年的记忆不是这样。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哥哥考上时的情况，我只有3岁，年纪太小，我无法知道我的父母、家庭和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怎样的心情，我猜测，我的父母非常开心，但也不至于将其视作命运的唯一指向吧。
毕竟他们都是农村人，他们会像以后我见过的多少农村父母吗？子女能考上是喜事，会憨憨地对人笑，愁苦地表达着学费难筹的同时，实际流露出意外收获的喜悦；而如果没有考上，也只是叹一句祖坟不好，然后对自家的秀才很不客气地下达下田干活的命令，我的父母会是这样的吗？
我对哥哥后高考时代的记忆，只停留在几个模糊的片段上：一是一家人摆出长凳，在门前吃晚饭，似乎还有家乡的特产米粑。那应该是暑假快结束时的鬼节的风俗，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了；一是我正上小学一年级，学“锄禾日当午”的诗，门外有人告诉我，你哥哥回来了，于是我能享受提前回家的待遇，哥哥似乎给我买了一双鞋。
而再一个片段，时间已经开始了，高考在我的生活里，似乎已经开始铸上命运的痕迹，它也意味着，我已经开始记事了——那是一个中午，当然是夏天，我们家的命运，似乎和夏天离不开，我和母亲在涧里劳动，然后有人来报信，说哥哥考上硕士了，母亲兴奋地说，怪不得上午有喜鹊在叫。
我已经不记得究竟是看了那纸“硕士录取通知书”后，母亲说喜鹊叫，还是之前。我只脑海里永远有一个镜头，涧里的春天，桃树的枝头，一只麻雀似的鸟在欢快地挤眉弄眼，那仿佛是我的伊甸园吗？
然而从此开始，美好的时间停止了，真的停止的，此后，那仿佛是漫长的铁壁一样坚硬的黑夜。当我已经完全记事，进入有情感感知的少年时间后，迎接我的，是家庭漫长的夏天噩梦……
大姐
那将进入我的大姐的故事。记事中，我的大姐是美丽的、骄傲的，她享受着家庭最好的资源配置，如果有鸡吃，则我和二姐喝一些汤，我多一些鸡内脏吃。
如果大姐要给我吃，我印象中父母会说，姐姐要高考，要补营养。以致于现在我和老婆说，如果你要弄鸡给我吃，就请弄那种油非常多、多得发黄的鸡汤，乌骨鸡可能有营养，但我实在对其没有兴趣；我们乡下中学，通常都是用家用搪瓷茶缸打井水炖饭，当那么多小鬼头同时挤在井口，打水非常艰难。
我看到大姐有一个大铁桶，我就要，父母继续阻止，说大姐高考，你还小，等大姐考上大学后，再给你用。我终于没有用上那个铁水桶。
多年以后，我徒步去过大姐读书的高中，那是都昌二中。我想着大姐在这里的生活、她的才气，我想着我们家和大姐的命运，那种沉重和忧伤，使我唏嘘不已。
都昌二中的路边，是我印象中少见的起伏延伸到天际的公路，碧云高天，像电脑里的公路飙车游戏，我一路步行，感受这旷远的大地。
我已经不记得大姐高考了几年，然而结果永远是失望。大姐性格极其自尊，她似乎无法接受这种局面。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离散几十年的外婆，第一次从重庆来我家探亲。
那个时候，家门口的晒谷场上，黑黑的豆制品冒着一种奇怪的香味，外婆似乎摇着蒲扇在乘凉，或许是那一天分数出来了，又没有考上，或许大姐和妈妈吵了一架，她负气在晚上跑了出去。我们全家吓坏了。
爸爸带着族亲去寻找，晚上涧里的池塘边、山上，担心出事，最后我记得是在村口的稻田边找到了她。她正在暗夜里哭泣。
我无法知道她的感受，我想如果有一万次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我宁愿自己承受。而我们乡下的夏夜，似乎永远发生着悲剧，不是有人跑了，就是婆媳吵架，要不就是远方隐约的为第二天水和牛的使用，农人的争吵。
大姐回家后，家里是一种夏夜里炸开锅的酷热。或许，这种记忆，反而是一种能承受的阵痛。多少次却是这样的，爸爸陪着笑脸，告诉别人。
今年真考上了，她哥哥正在为她寻找好的志愿和学校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江西年年降分，那一年偏偏又涨分，又没考上，那种痛苦，父亲是乐观的人，他也无法控制不小心地哀叹一声，整个家庭进入长时间的沉默。而我则朦胧感知，似乎是好事，但马上又似乎是坏事，家庭被一层阴影笼罩。
当然，它并没有影响我一天到晚跑在外面，而大姐的遭遇，也并没有对我起到多大的励志作用。而有次夏天，则又是兴奋一阵，因为大姐的分数，似乎上了定向，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果报了统招就好了，我记得那时的傍晚，全家人拿着一张这方面的纸，默然无语，默然承受。
而有时，家庭似乎也有短暂的话题。那是大姐的临村同学，经过几轮补习后，终于考上了似乎是畜牧类学校，四乡八邻都在传笑着，她父亲嚷嚷着不让她去读，说考了一个阉猪的学校，有什么意思，最后父女扛着被袋去学校，父亲回来后才感叹，原来那么好的学校，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高楼。
我想父母之所以乐意传这个笑话，是他们尊贵的心灵里面，从父辈的文化优越开始，延续以大儿子方圆少有的研究生、大学老师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迟早能考上好大学，他们有这个信心，他们也必须这样走下去。
似乎，当母亲迎来喜鹊对它的青睐后，这样走下去——读书，考上大学——也就成了附身的符咒，你的得到，意味着从此不能解脱。
有时，我记得是一灯如豆的寒夜，母亲和我、二姐坐在灯下，情景幽暗而无奈。我正在吃饱了撑着式的转五分钱玩，母亲说，你转转看然后按下去，如果是钱的正面，则大姐明年能考上。
于是我转了，我似乎能控制正反面，结果真的是正面，全家人似乎喜形于色，母亲似乎喃喃地控制不住激动：难道明年真的能考上？
然而，姐姐终于到她的最后一次高考，依然没有考上，分数反而越来越远，去过县中补习，去过哥哥教书的九江补习，估计教材和考卷方式都换过几次，也没有考上。
我记得，四乡八里的很多农民子弟，都这样日复一日地、年复一年地高考着，他们都勤俭节约、刻苦认真，然而依然最后被打倒在地，绝望地看着城市远去，而坠入他们自认为不应该呆的田间泥潭，那里，很多乡亲正在漫长的劳作，并且不忘调笑几句，有什么好考的，还不如早和我们一起种田呢？
那些人，已经哪里去了，多少年后，他们的内心深处，记不记得这样的角落。我的大姐，以她的天资，是早应该考上的，我想她不是一个特别有刻苦、坚韧意识的人，她的文化气质和性情一如我，然而她不可能有男性的无赖和坚韧，这对于一个硬生生的乡村考试环境来说，她错到了地方，错放了性情，错过了时代，她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文化工作者。
然而我永远记得他给我买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弟弟要观察生活的话，我永远记得她在县中读书时，给我买的回家路上吃的西红柿，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红柿，那是在夏天的正午。几年之后，她在县医院生产，我的幼小的外甥正承受着人间至苦。
晚上，当我在外面游荡，回学校时不小心推倒了学校一大片围墙时，我被抓起来，然后假戏真做，编造我去医院看姐姐，谴责医院无良，越说越带劲放声大哭时，那已经进入了我的高考时代，那又是另一种状况，一种痛苦和滑稽交织的状况了。
而姐姐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最多的时候，我们家三人需要很重的学费，其中两个姐姐同时在高考，我也要花钱转到县中读书。父亲是乡政府干部，工资全用在上面了，还要靠哥哥同时支撑。以致于我们家的生活，在乡下都难说是很好，我很久以来没吃过包菜，因为包菜剁了以后不能再长，实用主义的妈妈没有种它。所以到现在，我在素菜里面，对包菜依然百吃不厌。
二姐
大姐的苦难还未结束，二姐的时间已经开始。印象中，二姐在家中最不招人待见。上面是年年高考的姐姐，一切条件优先；下面是最小的弟弟，更加无法争宠。
所以她永远是声音最小的一个，她的中学日记，记得最多的是要发奋、要争上游的故事，和对刻薄命运的控诉，多年后，她将存在老家的日记带走了。
她读书的用功，在中华民族可能也能排前几位。她从不用家里操心，但客观地说，她的成绩进入初二以后，就没进过真正的前列。总的来说，她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直到某一天，她成了这个神经已经接近崩溃的家庭的救星。
接近崩溃的前一年，是在县中读书的大姐固然没有考上，蜗居在汪墩中学的二姐更没有考上，他离最低分数线还差100多分呢。这个一向有面子的家庭终于快撑不住了，金钱的压力不算，两个子女同时高考，同时没有考上，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易能够承受的耻辱。
父亲在外面，只能含含糊糊地应对人们热诚的关注，母亲的神情忧郁，夏天的中午也忙在田里做事，哥哥骑着自行车，奔走在路还没有修好的尘土里，放下他的尊严去求人，帮妹妹打点。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田间插秧，小学喜欢我的老师问我家现在怎么样，许是女儿没成功，小儿子又不争气，这个家庭从上辈积累的光彩简直要丢光了，我记得母亲尴尬而自卑的含糊回答，无法忘记。
那时，母亲还不知道，她的二女儿正将以潜艇潜行的速度，给这个家庭上演好比一场NBA比赛，第一节先由大哥打开局面，中间漫长两节暗无天日，到最后一分钟，是她，是二姐，即将绝地反攻。
我的二姐，真是太用功了。初三时，她周末不回家，我读初一给她负责带菜，但很不客气，我和她只隔一间教室，我玩忘记了，一个星期下来也没给她，结果菜早上毛馊了，而她竟然一个星期只好吃霉豆腐生活。
她第一个高三时，我高一天天跟别人玩，她终于知道了，和我说过一次。等她第三个高三，我们又在县中相逢，当然我也不客气，留了一级，那时正读高二。
我们去食堂的必经之路，贴了一张我偷看的警告处分红榜，我惴惴不安地担心她看见告诉父母，于是主动找她。然而她压根就没有看到，或许她经过时，正在想着某一个百思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呢。
她第一年高考是384分，家庭本来就对其不抱希望；然而，可怕的反攻已经开始，补习一年，跃升至470多分。然而，那个痛苦的暑假，两个女儿依然没有高中。
最后一年，我记得大年三十晚上，鞭炮四处响起，我继续着我的自得其乐，父亲则乐意让子女看电视。
然而，姐姐断然拒绝看春节文艺晚会，一分钟也没看，或者说，过年期间，放学回家，他压根就没看过一眼电视，或者说，从她第一年补习开始，她就没有过日常休息，没看过电视。
像可怕的爵士一样，她正在酝酿着对休斯顿的反攻。最后一年高考，这也是我的家庭两位女儿漫长的高考史的终结，大姐于此可能抱憾终生，二姐，伟大的二姐，这个家庭的关键先生，终极拯救者。
像强劲牛市一样，继上年度飞涨近100点以来，本年度——1992年的夏天——竟然再次飞涨近100点，她考了565分！。
这是一个方圆几里也不常见的分数，这是一个注定要上一线重点大学的分数，这是一个包括大哥高考也没有达到的高度，这也是这个家庭上百年也不见的20岁的人制造的奇迹吧。
某天，我在体育馆的台球桌前消磨了一上午后——那是我暑假补课，即将进入我姗姗来迟的高考时代——顺便溜到县教育局里，去寻找墙上贴的那张纸。
我终于看到一个这个家庭从未享受过的待遇，二姐的名字出现在上面，旁边写的是“同大”，我小心翼翼地向一个工作人员，迟疑地问：请问同大是不是同济大学？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一个箭步窜出教育局，飞奔在烈日下的街道上，菜市场，我脸上已经忘记了是挂着泪还是扬着笑，我们家庭的阴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记事以来真正的夏天，最开心的夏天。
我们家解脱了，当那一天喜鹊对母亲笑时，已经注下的劫数，经过我的孩童时代，直到我快进入青年，漫长的至少10年的历史，终于得到了破解，心咒交割了，魔戒融化了，天空开始了。我一路狂奔在回学校的路上，如果用诗形象，就是杜甫的诗，如果用画面形容，你看过《马达加斯加》吗？
看过那里面动物园里驴子和老虎解放后的草原飞奔吗？当女儿咿咿呀呀地看着这些有趣的驴子和老虎时，她不知道父亲曾经就是这头快乐的驴子。多年后，我对妻子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片刻，是那一天，1992年中国高考放榜的那一天。
当我准备飞奔回家报喜时，两个姐姐已经带着侄女来到县中，我凉了半截，因为这意味着我不用回家报喜，意味着我失去了让全家人一个震惊的机会，也意味着我失去回家玩的机会。
我看到大姐也很高兴，她是在为妹妹高兴呢？还是为这个家庭沉重的符咒被解而开心呢。多少年以后，外甥女聪明异常，这该是大姐最大的收获吧。
我
故事还没有结束。然而就像一场解放战争，父母和家庭的黄金时间，在高考十年中，无论痛苦和荣耀，都到了最充沛的状况，人老了，时间过去了，该了的都了了，精力也消耗了，台湾还没有解放，越南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关注还必须关注，痛心还必须痛心，然而毕竟，革命31年，最刻骨的时间已经过去，将星如云，杀戮无边的日子已经过去，邓小平掌控，许世友领军，收拾越南，我的家庭的高考命运后期，即我的高考，也只能是这个等级了。它将以一种荒谬而滑稽的方式结束，仿佛是一场反命运的解构。
毫无疑问，我读书比两个姐姐都厉害。从小到大，经常处于老师夸奖，旁人羡慕之中，虽然那时人家夸耀我们家，但其实除了早年哥哥高考考上，家庭都是在长时间花钱送三人读书，什么成果也没出。
父母就像是所谓发明家，一大堆发明品还没有成功，等于废品，空有发明家之名，有何意义。但的确，我读书是非常厉害的，从初一就在笔记本上写要考上清华大学。
然而，当然，命运给家庭开了一个玩笑，最会读书的儿子，在进入高二后，突然变了一个人，最后罢工不读了，除了录象就是桌球，上天入地，无所不为。
两个高三时候，父亲总是上午骑车几十里来给我送米，我算准时间，一般早上睡觉，下午晚上外出，上午呆在教室，前三节睡觉，最后一节课想办法强打精神，因为父亲一般这个时候从乡下到达。
终于有一天，父亲到了窗前，而我正在睡觉，他见此情形，默然无语。像一切电视里描述的那种父亲，无法知道他的心情。
我已经无法记起第一次高考的具体情况，但1994年第二次高考，也是我的家庭这一代最后一次高考，也是这个家庭高考苦难史结束的高考，我记得。
高考前几个月，我回家，说不读书。家里惊呆了，叫骂劝说乱作一团，我一怒，操起火钵像少林和尚一样往额头上砸，取暖工具和着炭火化成碎片，满地灰尘。
然后再说，就跑到了树林，抡起石块往自己手上不断地砸，或许因为不够牛逼，最后还是没有操起家里的菜刀，砍自己的手指，而本来，这是我的最绝望计划。
我只能说，漫长的日子里，我似乎胜利了，从此，我再也不用理会父母家庭的说法，而且，通常来说，我会朝反方向走。
多年后，我忽然发现我的概念里似乎离家越来越远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似乎离我这么近，可我想伸手去抓，却越来越远，仿佛有一艘船，正驶向大海的尽头，全家在船上，我在岸边挣扎。
最后双方妥协，我还是去上学。高考前的一次摸底考试，第一门是语文，我做了不到20分钟，突然不想做，就起身要走人。监考老师说，不行，你怎么就走了。
我说你管不着，甩手出门，他要我留下试卷，我揉成一团，放在口袋里走了。他追了出来，追到楼下的花坛，要我交出试卷，我把纸团往花坛里扔了，花坛外面是铁栏，无法取出。此后好象是6门课，我没有考。
高考前一天，本来大家要去另外一个小学的考场，对号入座。我没有去。高考第一天的当天凌晨，1994年世界杯开幕了，我坐在学校的井边，到凌晨三点都没走，抓耳挠腮找地方看电视。
最后未果黯然回到寝室。早上一起来，跟大家去考场，到了学校再打听自己在哪个教室。然后我的前面正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好心给我看。
那时我们三个县实行互换监考，结果三县串通，每个教室的外县监考老师，都是带着墨镜仰天睡觉，或者装瞎子，那时的答题卡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懒得做题目，反正也做不来，就在最后10分钟左右，对着同学的答题卡一次性搞定。
像数学有填空写在试卷上，那就等比赛结束后解决问题，因为大家都要站起来交卷，趁这个时候看完，反正数学那种填空题目，看似解答复杂，实际上答案不是+1就是-1或者0。
每门课考完，父亲从乡下来到学校，喝着他买的健力宝，然后坦率地告诉他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他也对我没有办法。等他走后，我就把他送来的米和蛋，加上废弃的健力宝瓶子，卖掉换钱打桌球了。
沉重的10多年，我的家庭高考史，父母苦心构筑的子女命运之图，就将以这样类似溃退的方式结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考了555分，我比我那个同学的分数仅仅低几分，我应届时的班主任，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坦率地说：我还不知道你，你肯定是偷看来的。
最后，通过各种方式，我进入了九江师专——我哥哥当初上的大学，我父母刻骨人生的原点，我的家庭高考史的起点。我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回来了；并且是以这样一种荒谬的方式，结束了这个家庭10年的命运故事。
你不能不感叹命运的神秘莫测。如果要继续叙述，那是我侄女的高考，但在我眼里，已经是另一个环境另一个故事了，所谓轻舟已过万重山，转眼之间，她就要在清华大学硕博连读了。
时光在流逝，这个家庭的子女，如今各奔四方。父母正平静地度着晚年，多数时候在哥哥大姐身边，他们或许早已不再想起这些往事，对儿女的思念担忧，对幸福的享受，接受村里人的高级尊敬，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他们最开始是放弃了田，然后放弃了地，然后放弃了猪圈，放弃了一切当初支撑这个家庭读书和高考的经济工具，高考这么一个名词，在和他们缠斗16年后，双方友好和解、道别，而命运的基因，已经永远种入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血液，并影响着不可知的未来。
魏寒枫，著名媒体人，“现代农匠”创始人。本文写于2007年，作者回顾了哥哥、姐姐以及自己一共四人历时十年的高考逆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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