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有何过人之处？
利维坦按：1848年，一根铁棒从美国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的左脸颊刺入，从头顶正中穿出。大难不死的盖吉在家休养了一年后，大难不死的盖吉重回工作岗位。可是人们发现盖奇性情大变，从靠谱的工头儿变成了易怒、不尊重人的麻烦鬼。盖奇的案例引起了外科医生的注意——左侧大脑的前额叶部位被严重破坏会导致人性格的剧变，从此拉开了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帷幕，才有了现代脑科学领域。
但似乎异于常人大脑不是成为天才的唯一条件——尽管爱因斯坦大脑中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例高于常人，大脑左顶叶的胶质细胞是正常数量的两倍，右前额叶皮层厚度高于正常值（皮层神经元比常人堆积得更为紧密）——除非我们在很多“天才”的脑中发现了这些异处的普适性。
用于测量智商的《斯坦福-比奈量表》将智商140以上者称为“接近极高才能”，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明确的标准，更何况，“天才”的评价往往来自于他人，从生理学角度来解释一个社会性词汇，这事似乎远远没个头儿。
文/Claudia Kalb
图片汉化、译/溪溪
摄影/Paolo Woods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判断天才的最佳标准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能够在历史的打磨中保持不朽的魅力。在意大利弗罗伦萨的美院艺术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大卫》高耸着，令万千游客叹为观止，500多年前，这位艺术家用一块被其他雕塑家抛弃的大理石，雕刻出了这座高达17英尺的塑像。
费城的马特博物馆（the Mutter Museum）里陈列着许多奇异的医学标本。在博物馆的下层，19世纪“暹罗连体婴”昌和恩曾经共用的肝脏泡在一个玻璃罐子里。一旁，游客们呆呆地看着由痛风引起的浮肿的手部标本，从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体内取出的膀胱结石，还有在内战中腿部中弹却一直没有取出的一名士兵的股骨标本。而就在博物馆的入口旁，有一件展品却在参观者的心目中激起了无与伦比的敬畏。走近一点，我们甚至还能在玻璃外罩上发现之前的游客们把脑门抵在上面留下的印迹。
这件如此吸睛的展品其实是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46片载玻片，上面均放着一小片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每张载玻片的上方有一块放大镜，将这一部分大脑组织放大到一张邮票的大小，游客们可以看到优美舒展着的脉络和弧线，好像由空中鸟瞰一片河口的景致。即使这些大脑组织只能微乎其微地展现这位物理学家饱受吹捧的强大的认知能力，或者恰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些残迹显得格外迷人。博物馆中还有一些展品展示了由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从而引发的疾病和畸形。而爱因斯坦的大脑代表了一种潜力，代表了一个卓越的灵魂，一个天才，如何遥遥领先，让全世界所有人望尘莫及的才智。“他所看到的世界与我们不同，”参观者Karen O’Hair一边注视着这些茶色的标本一边说。“而且他还能将看到的东西联想到他也看不到的地方，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天才的代表，人们对他的大脑也产生了持续的兴趣。1951年，人们记录下了这位物理学家的脑电波；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一位病理学家将他的大脑切片嵌入载玻片并染上颜色。如今，部分切片被保存在马里兰州银泉市的美国国家卫生与医学博物馆。摄影：Philippe Halsman
纵观历史的发展，在某一领域内做出卓越贡献出人头地的大家凤毛麟角。紫式部（译者注：日本平安时代作家，撰有《源氏物语》等作品）有其独特的文学创造力，米开朗基罗拥有熟稔的雕塑技法，玛丽·居里凭借敏锐的科学才智，这几位称得上榜上有名。“天才，”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写道，“出现在他的时代，就像彗星闯进了行星的轨道。”让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发展的影响。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拥有巨大加速度的物体，比如相互环绕运行的黑洞，会在时空中的某些区域产生扭曲，而除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当时他没有任何可用的研究工具。直到不到两年前，人们终于通过引力波探测准确证明爱因斯坦的预言是正确的，证明的过程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极为复杂的技术条件，人们用了整整100年。
爱因斯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独特规律的认识。不过我们对于天才大脑，比如爱因斯坦的大脑的运转规律的认识却还迟迟停留在原地。他的智力，他的思考过程和其他仅仅称得上优秀的物理学家相比有哪些过人之处呢？天才是怎样炼成的呢？
一个世纪之前，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预测了引力波——使时空发生弯曲的波纹的存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一批科学家例如山本和宏（Kazuhiro Yamamoto，上图中骑自行车的这位）计划利用全世界第一台地下引力波探测器，设于日本飞弹市的神冈引力波探测器（The Kamioka 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or, KAGRA）继续探索由爱因斯坦提出而尚未探测证实的一系列推论。
哲学们一直以来都想找到天才的根源。《神圣狂怒：天才的历史》（Divine Fury: A History of Genius）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达琳·麦克马洪（Darrin McMahon）说，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人体内过盛的黑胆汁，也就是希波克拉底（译者注：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提出的人体中四种性质不同的液体之一（译者注：另外三种为粘液、黄胆汁和血液），会带给诗人、哲学家还有其他领域中的杰出天才“非凡的力量”。颅相家曾试图从头盖骨隆起的地方找到天才的痕迹；侧颅专家们收集了许许多多头骨标本，其中也包括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头骨，一一地进行了探测。
然而，他们连一丁点儿关于天才的渊源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同时却不承认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找到。天才太难以捉摸，太主观，又太容易被框定在历史定论的成见中，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地界定他们。认识天才还需要将他们众多特质的终极表现简化，再将它赋予到某一个人身上并发挥到极致。那么，抛开这些，我们其实可以尝试通过阐释这些复杂交错的特质来理解它，包括智慧、创造力、毅力或者只是运气，当然还能列举出更多，正是这些特质杂糅在一起塑造出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智力常常被认为是衡量天才的默认标准，是一种能够直接创造巨大成就的可度量的品质。斯福大学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是智力测试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智力测试也能够使天才脱颖而出。他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对来自加州的1500多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跟踪记录，观察他们日后的生活状况，并与其他孩子进行了比较——他将140设定为“接近天才或天才”的智商临界值。特曼和他的同事们给参试者起了“小白蚁”的昵称，不断追踪他们的生活轨迹，并在系列报告《天才基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中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受测群体包括如今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政治家、医生、教授和音乐家。在研究正式启动的40年后，研究者们整理出“小白蚁”们发表和出版的数以千计的学术报告和著作，还有被授予专利的数量（350项）和完成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总数（约400部）。
然而，非凡的智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非凡的成就，特曼和同事们也发现如此。有大量参试者尽管智商数超高，依然在努力不掉队。有几十人由于成绩不及格而早早被大学除名。而此外，有一些由于在智商测试时并没有达到足够高的分数而没有入选的人却逐渐发展为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二位均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种起先并不被看好而最终颇有一番作为的人也是有先例的：查尔斯·达尔文曾回忆说自己小时候被看作“非常平庸的孩子，更确切地说智商不足正常水平”。而长大后的达尔文向世人揭示了灿烂多样的生命的形成过程。
不期而至的念头虽然一闪而过，有时却仍然值得思考。根据友人的描述，1666年的一天，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看到苹果从树上垂直落到地上，他想，“物体间一定有一种牵引力。”这棵启发牛顿发现重力定律的苹果树如今依然耸立在英格兰伍尔索普庄园，牛顿的童年故居旁。
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如果没有超凡的创造力，想要取得这样的科学突破是根本无从谈起的，可创造力这种天才的特质是特曼无法度量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创造力和创造的过程可以由创造者本人负责解释。费城想象力研究所（imagination-institute.org）的科学主任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目前正在将各领域中杰出的开拓者集结起来，比如心理学家史蒂文·宾克（Steven Pinker）和芝加哥“第二城”喜剧团（www.secondcity.com）的喜剧演员安妮·丽博亚（Anne Libera），请他们谈谈它们的想法和创意是如何被启迪的。考夫曼的目标并不是剖析天才，他认为“天才”这个词是一种社会化的判断，是有意夸饰一小部分人而对另外一些人的忽视，考夫曼的目标是在全社会培养想象力。
这些研究表明，那些让人恍然大悟的时刻，那些一闪而过的灵感会在不期然间降临，也许是在梦里，在你洗澡时，在你走路时，常常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思后出现。进入大脑的信息得到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而问题的解决过程却是无意识的，最终问题的处理方法常常会在大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伟大的思想是不愿在你仅仅局限于某一点时降临的，”考夫曼说。
大脑研究为我们认识这些恍然大悟的时刻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些线索。来自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系统学家雷克斯·荣格（Rex Jung）表示，大脑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主要依靠神经网络间的高效互动和协调运转，它们可以立刻从大脑的不同区域汲取养分，包括左右大脑半球，尤其是前额叶皮质区域。这些网络系统中有一个系统培养我们的能力达到外界的要求，比如我们必须参加的一些活动，像上班还有交税，这个系统大体处于大脑的外侧区域。另一个系统促进内在思维的形成过程，包括幻想、想象，这个系统主要横跨大脑的中部区域。
惊人的工作效率是天才的最典型的特质。在佛罗伦萨美第奇礼拜堂的地下有一间一度被封存的房间，墙上画着木炭绘成的速写。 1530年，米开朗基罗公然冲撞了他的赞助人后在这里闭关三个月。墙上的画作中有一幅人物坐像速写（右侧），这个形象最终成为米开朗基罗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之一，安放于上面礼拜堂里的美第奇家族陵墓中。
爵士乐的即兴演奏过程也可以说明人类在进行创作时神经网络如何进行交互运转，非常有趣。查尔斯·利姆（Charles Limb）是一位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听力专家和听觉外科医生。他设计了一个超级小号的无铁键盘，小到可以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仪器内进行演奏。六位爵士乐钢琴家被请来先演奏一段现成的曲子，然后他们开始一边听着爵士乐四重奏一边即兴创作独奏部分。利姆说，扫描仪的数据显示钢琴家们在即兴创作时大脑活动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和自我表达紧密相联的内部网络表现得极为活跃，而连接注意力和自我管控的外部网络却非常平静。“差不多就好像大脑关闭了自我批判的功能键，”他说。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爵士钢琴家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令人惊诧的演奏。杰瑞特的即兴音乐通常都是持续两个小时之久，他自己也觉得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解释他的音乐是怎样创作出的。但是当他坐在观众前，有意识地把一串串音符从脑袋里扔出来，双手就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在键盘上游走了。“我彻底地绕开我的大脑，”他告诉我。“莫名被一种力量驱使，而对这种力量我只能心存感激。”在对于旋律的听力、学习力和实践力节节衰退的环境中，在他最无拘无束的时候，他创造性的艺术灵感勃发了。“那里是一片无涯的空间，我相信那里有我要的音乐，”他说。
拥有创造力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为看上去毫无瓜葛的概念建立关联。大脑区域间丰富的交流或许有助于实现这种直觉的飞跃。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是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医院马库斯综合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正利用DTI（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勘测创作者大脑中的神经通路。他的实验参试者也是出自考夫曼选中的大思想家们，他们接受了标准的创造力测试，为棒球拍、牙刷这种日常用品想一些新用处。纽伯格希望将这些佼佼者们大脑联结性的数据与控制组进行对照，看看他们在大脑各区域交互作用的效率方面有没有区别。他的终极目标是在每个类别中监测25位参试者，然后将数据汇集起来，观察同一组内数据的相似性和不同职业人群间数据的区别。例如，喜剧家们大脑中某一领域会比心理学家更活跃吗？
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民（Robert Plomin）组织的纵惯性研究请到10,000对长相类似，感情笃厚的双胞胎兄弟、姐妹参与研究，从他们身上观察基因和环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其中智力基因极为复杂。“大部分天才，”普罗民说，“并没有同样天才的父母。”
起初，将一名“天才”——纽伯格用这个词只是为了将两组参试者加以区分，用法并不一定严谨——和一名控制组的参试者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分别。在参试者的脑部扫描X光片中，红色、绿色和蓝色的条带状区域映射出脑白质的神经束，那里的通路可以搭载神经元传递电信号。每张图片上的红色污点是脑胼胝体，一种由超过2亿束神经纤维组成的神经纤维束，位于正中位置，负责连接大脑两半球，促进左右半脑的互相联系。“你看到的红色区域越多，”纽伯格说，“那里的连接纤维就越多。”区别显而易见：“天才”大脑中的红色区域几乎是控制组参试者大脑中红色区域面积的2倍。
“这说明左右半脑间进行的交流更多，由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大脑，”纽伯格说，他想强调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他们的思维过程更为灵活多变，大脑不同区域的作用也更大。”绿色和蓝色区域表示大脑从前到后其他区域的联通性，包括额骨、颅顶骨和颞叶间的互动，此外也许还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纽伯格说。“我也还不知道我们还能有什么发现。目前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
正当神经系统科学家们试图了解大脑如何促进范式转移思维过程发展的同时，其他研究者正在努力找出这种能力发自何时，出自何处。天才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造就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达尔文的表兄弟，他反对那种“生而平等的虚伪言辞”，他认为天才是继承家族血脉而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列举了欧洲不同领域一长串天才的家谱，包括莫扎特、海顿、拜伦、乔叟、提图斯（译者注：古罗马皇帝）和拿破仑。1869年，高尔顿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传的天才》一书，引发了一场“先天与后天”的辩论，进而开辟了声名狼藉的优生学。高尔顿的结论是，天才是稀有的，大概100万人中才有一位天才。那么，并不稀有的是什么呢，他写道，是有众多例子表明“一个或多或少称得上卓越的人都有出类拔萃的亲属”。
患有自闭症的英国艺术家斯蒂芬·维尔特什尔（Stephen Wiltshire）通过一个下午的观察和5天的创作，绘制出了一幅极度精准的墨西哥城全景鸟瞰图。精神病学家达洛德·崔福特（Darold Treffert）认为左右半脑间独特的联通方式使像维尔特什尔这样的人获得了创造力的源泉。
遗传研究的进步使得分子水平上的人体特质研究成为可能。在过去几十年间，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决定智力、行为甚至诸如音高辨识力这种独特技能的基因。就智力水平这一点而言，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研究应用领域的在伦理学方面的担忧；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就像数千基因的进化过程一样错综难解，每个基因都有微小的影响。那么其他能力呢？大脑里会不会有什么物质长了一只会听音乐的耳朵？人们笃信无数成就斐然的音乐家，包括莫扎特和艾拉·菲茨杰拉特（Ella Fitzgerald）拥有超凡的音高辨识力，这对他们的杰出成就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凭遗传潜力并不能确保带来实际的成就。天才的成长还需要后天的培养。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有时会成为培养天才的沃土，特定时代的特定环境造就了一批批英雄，例如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巴格达、孟加拉文艺复兴时代的加尔各答、以及今天的硅谷。
怀有热望的心灵哪怕是在家中也能找到激发才智的灵感，就像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郊外的陶哲轩（Terence Tao）。很多人认为他是当代数学研究领域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幼年时代的陶就展现出了出色的语言能力和计数能力，而他的父母也为他营造了一切成长成才的条件。他们给他买来书、玩具和各种游戏，鼓励他自己做游戏，自己学习，他的父亲比利认为这种锻炼有助于激发儿子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利和妻子格蕾丝还在儿子进入适学年龄时为他争取最先进的教育资源，陶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教育者，他们帮助他培养能力，拓展心智。7岁时，陶申请进入高中学习，8岁参加SAT考试，数学科目取得了760分，13岁正式进入大学学习，并在21岁时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天资很重要，”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但一个人如何成长，如何培养自己更加重要。”
牛顿——保罗·D·斯图尔特（Paul D Stewart），科学资源图片公司（Science Resource）
米开朗基罗——斯卡拉/艺术资源（Scala/Art Resource），纽约
有时，超群的天资禀赋和优质的成长环境仍然造不出天才，也许是由于缺少了推动他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毅力。正是这些性格特质支撑着达尔文用20年的时间将《物种起源》编写完善，促使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一生创造出数千条公式，这个角度激发了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什（Angela Duckworth）的研究兴趣。她认为激情与毅力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她所说的“决心”能够引领人们走向成功。达克沃什本人称得上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心理学家，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认为天才的本质很容易被一种神秘感所淹没，好像伟大的成就会自动出现，并不需要刻苦的工作。她承认个人的天资存在差异，不过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训练才是成功的关键。“如果你真的足够仔细地观察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她说，“就会发现没有谁的成功是毫不费力的。”
第一次尝试的话更是如此。“预测个体影响力的第一标准是他的工作效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荣誉教授，多年的天才研究专家迪恩·基思·西蒙顿如是说。巨大的成功总是来自多次尝试。“大部分发表在外的科学类论文是无人问津的，”西蒙顿说。“大部分艺术作品并没有被历史记住。大部分美术作品永远没有机会展出。”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和可以广泛推广的电灯泡，而这只是他所获得的1000多项美国国家专利中的两种。
缺少有力的支持有时会阻碍很多有潜力成为天才的人继续发展，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展现工作效率的机会。纵观历史，女性曾经一度被正规教育拒之门外，也因此被剥夺了获得职业进步的机会，同时社会对女性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莫扎特的姐姐玛利亚·安娜（Maria Anna）曾是一位出色的大键琴琴手，而她的音乐生涯却在进入18岁适婚年龄时被父亲亲手切断。在特曼的研究中，有一半的女性最终还是做回了主妇。还有那些生来就要应付贫困和压迫的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连努力追求梦想的机会都得不到，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地活下去。“如果你真的相信天才这个群体可以通过选拔、培养和扶植造就出来，”历史学家达琳·麦克马洪说，“那么成千上万的天才或者有资质的成为天才的人已经陨落和浪费掉了，这是多么悲剧。”
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下图所示），听力专家查尔斯·利姆发现爵士音乐家和自由式说唱歌手在即兴创作时，大脑的自我管控区受到抑制。利姆计划运用脑电描记法，或者脑电图描记器监测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群的脑电活动，包括喜剧演员。在自己的旧金山实验室里，他亲自戴上监测器试了试（上图）。
依照功能磁共振成像所示人们即兴创作时的大脑活动。
传奇密码（Legendary Cyphers）是一个自由说唱乐队，每周五晚在纽约联合广场公园演出。艺人们轮番登场，一字一句、顿挫有力地将歌词“吐”出来，完美的配合为演出添色不少。和所有创造性活动一样，说唱同样需要练习。“只要勤加练习，这就像练肌肉一样，”乐队主办者之一，帕拉蒂姆·费罗兹（Palladium Philoz）说。
爵士钢琴家凯斯·杰瑞特的即兴音乐会通常会持续2小时之久。“成功的唯一方法，”他说，“就是释放自己。”
运气好的话，冉冉的希望会和绝佳的机遇发生碰撞。如果说有一个人从方方面面完美诠释了天才的概念，不论是天才的构成要素，还有深远的社会影响，那么这个人非达芬奇莫属。达芬奇生于1452年，出生时他的父母还没有成婚，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一间石砌的山间农舍中长大，橄榄树布满整个阿尔诺河谷，暗蓝色的云层肆意笼罩着这片山林。就从这样朴素的起点开始，达芬奇的非凡才智和艺术造诣像叔本华的彗星一样照亮了宇宙。他的精明才干跨越无比了宏大的广度，独特的艺术洞察力、人体解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极富远见的工程学造诣，达芬奇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天才之路始于青年时代，那时他成为当时佛罗伦萨艺术大师安德烈亚·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学生。达芬奇的创造力是如此蓬勃，他一生用过的笔记本多达几千本，上面记录了他的各类研究和设计图稿，从光学知识到他有名的几项发明，包括旋转浮桥和有翼滑翔机。不管遇到什么挑战他都会一直勇往直前。“困难打不倒我，”他写道。“固执地想要看到星星的人是不会改变他的志向的。”在达芬奇生活的环境（佛罗伦萨）和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会得到富人的赞助和培育，富有创造力的作品遍布街头巷尾，当时当世，一大批伟大的人物，包括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纷纷涌现，大获赞誉。
安德鲁·纽伯格在托马斯杰佛逊大学的实验室内，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将“天才”和对照组的大脑进行对比，研究创造力的神经学构成。
建立联系：最初的发现表明，“天才”大脑（右侧）的左右半脑之间存在更多的相互连接的神经纤维（红色区域），因此神经纤维间会产生更多交流。
达芬奇因为预见到不可能的事而感到愉悦，就像叔本华说的“其他人连看都看不到的”目标由自己完成了。目前，一组由全世界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发起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而他们的目标却更为晦涩：研究达芬奇。当前“达芬奇计划”正在追溯达芬奇的宗谱，搜寻他的DNA样本以研究他的血统和人体特征，进而可以验证那些人们认为出自其手却并不确定的画作。当然更重要的是，追寻他超凡天才的线索。
来自佛罗伦萨大学高技术分子人类学实验室的大卫·卡拉梅里（David Caramelli）也是计划的成员之一，他的实验室坐落于一栋16世纪的建筑中，透过窗子可以望见佛罗伦萨小城绝佳的景致。最为庄严雄伟和独树一帜的当属城内最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译者注：又称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教堂顶端最初有一颗铜鎏金球是由达芬奇的老师韦罗基奥制作的，1471年达芬奇帮助老师一起将铜球镶嵌在教堂的顶尖。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近在咫尺，这片奇妙的土壤将卡拉梅里培养为著名的古DNA技术专家。两年前，他发表了一篇以尼安德特人骨骼进行初步遗传分析的研究著作。现在，他壮志踌躇地准备将相似的技术用于研究达芬奇的DNA。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达芬奇的生物遗迹的某些形式找到他的DNA，比如骨骼、一绺头发、残留在画作或者笔记本中的皮肤细胞，甚至是他为了画银尖画而布置帆布时留下的唾液。
有史以来伟大的人才总是倾向于加强彼此的联系，汇聚在像硅谷这样的创造力集结地。廉文昭（译者注：人名也许有误，原文为Wenzhao Lian）在硅谷的人工智能公司Vicarious中任研究员，他正在教机器人识别和操控物品。这家公司主要开发能够模仿大脑的视觉能力、语言能力和运动控制能力的程序。
这是一个雄伟的计划，而成员们正信心满满地做好每一步基础工作。家谱学家正在追溯达芬奇父亲这一支今日的后人，希望能够取到他们的脸颊拭子，到时候再交给卡拉梅里，通过遗传标记鉴定来证实达芬奇DNA的可靠性。人体人类学家正在试图接触到达芬奇的遗骸，人们普遍认为1519年达芬奇逝世后遗骨埋于法国卢瓦尔河谷的昂布瓦斯堡内。艺术史学家和遗传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基因组学研究所的奠基人J·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正在通过技术实验处理文艺复兴时代留存至今的脆弱的画作和纸张，以求获取DNA。“车轮已经开始滚动起来了。”杰西·奥索贝尔（Jesse Ausubel）说，他是理查德伦斯博雷基金会（Richard Lounsbery Foundation）副主席，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环境科学教授，也是“达芬奇计划”的统筹人。
由数学家陶哲轩提出的流体动力学公式写在他背后的黑板上。2006年，为了表彰他“绝世的才华”，31的陶获得了极负盛名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不过他拒绝了“天才”这个孤傲的称呼。他写道，“刻苦的工作、直觉的引导、文学修养，还有一点点运气”才是最重要的。
达芬奇计划的早期目标之一是探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达芬奇的天才不仅来自他的智力、创造力和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源于他超群的感知力。“同样，莫扎特可能拥有独特的听力，”奥索贝尔说，“达芬奇可能拥有超凡的视敏度。”人们已经成熟地鉴定出某些视觉遗传因素，其中包括X染色体上的红绿视觉色素基因。洛克菲勒感官神经科学专家托马斯·萨克马（Thomas Sakmar）认为可以想见，科学家们能够探索那些基因组区域，看达芬奇的基因组有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让他调出独一无二的调色板，让他能够比大多数人看到更多红色或者绿色。
对于其他问题，“达芬奇计划”的成员们尚不清楚向何处寻找答案，比如怎样解释达芬奇对飞翔中的鸟类超凡的观察能力。“他好像把逐帧动作做成了频闪照片，”萨克马说。“所以说存在和这种能力相关的基因绝不是牵强附会。”他和他的同事将这项研究视作开启了一次远征，它引领他们开辟新的航线，揭开DNA的神秘面纱。
寻找天才之源的航行也许永远没有终点。正如整座宇宙，即便我们不断奋力地探索，它的神秘还将不断向我们发起挑战。而有些时候也理当如此。有一次我问凯斯·杰瑞特，他会不会因为抓不住自己即兴创作音乐的源头而烦恼，他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想知道。要是有人非要告诉我各中缘由，我一定会说，快走开。”最后，这场旅程本身可能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足够多的东西，沿途中我们收获的有关大脑、基因和人类思维方式的新知，未来将成为一种力量守护天才的微光，不仅仅是天才们的天才之光，更是你我，我们所有人的天才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