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洗脑术

洗脑（英文：Mind control、或 Brainwashing）在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利用暴力等外部压力，向别人灌输异于一般价值观的特殊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一连串的手法与过程，称为洗脑，经常被应用到政治、宗教、商业活动上。洗脑具有强制性、长期性、批判性等特点，这也是“洗脑”经常和极权主义政权绑在一块的重要原因。

若单从洗脑的定义来看，自有国家以来，对民众的洗脑便一直存在了，比如古代中国儒家宣扬的“天地君亲师”，在权力地维护下，便成功地对许多人进行了洗脑且相当成功。不过，将洗脑发扬成一种“术”，一种手段，则要到近代政党出现后才开始，尤其是在某些政党控制的极权主义政权下，这种“术”被发挥地更为淋漓尽致。

那么，他们是如何运用“洗脑术”的呢？一个以极权方式统治的政党，其用以钳制人的思想或洗脑的常用手段便是在武力的支援下神化它的领袖和党组织本身。当这个政党还处于开创型领袖时代时，那么神化党的领袖便是其一种常用的手段。此时，党的组织是领袖的一种外延，自有其相应的威严和地位。

因此，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的领袖被歌颂成太阳般地升起、天神般地降临人间，党被比喻为母亲、比喻为大地，这些都不只是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词，而是一种必需的仪式。因为，只有具备无条件的宗教般的信仰，才能理解领袖和党的绝对正确，才能将领袖奉之为神，才能控制成员的思想。

到了后极权时代的今天，与被神化的领袖相比，其继任者的形象便显得平庸了，因此，突出他们重要性和正确领导的宣传方法也会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便是把宣传重点从一贯英明、伟大的领袖转移到“永远正确”的党。

比如，在鼎盛期的纳粹德国，极权统治用以统一人民思想的最高意志是来自永远正确的希特勒，而在极权已经不如纳粹成功的前共产党东德，这个最高意志则来自于永远正确的党。如果说无比崇高的领袖类似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那么“永远正确”的党便形同于一个制度严密、墨守成规的“教会”。

当党的崇拜代替了以前的领袖个人崇拜，为了巩固和强化党的权威性，进一步钳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党往往会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比如，制造群体压力，尤其是让周边人、同伴等施加影响。

洗脑者善于制造一种舆论环境，让环境中所有的人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由于人天生是群体性动物，所以绝大多数人是无法抗拒这种压力，只能选择融入这个集体，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看似不可思议却十分有效的手段，如推行“八项规定”、各种批评会。事实上，这些都是洗脑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些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但他们并没有其他可以代替这种思想控制手段，所以还是不得不需要继续使用这些手段。而且，在他们看来，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是按照这类手段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这种手段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对于他们来说，改变人的公开行为远比改变个人的想法更重要。只要每个人看到别人如何“正确行动”，并加入这种行为，又因此影响别人如此“正确行为”。如果能够把一个社会整肃成这样，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而从控制个体的手段来说，将个体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让他们通过身体力行来强化信仰。洗脑者会让受洗者对思想进行实践，这些实践对于内心的认同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便有些人原本思想上不接受，但是如果长时间按照规定做某些事情，最后也会发生态度的转变。心理决定行为，同时行为决定心理。

比如，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但对于他们来说，让民众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能达到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

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为。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从这点上看，我们现在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唱红歌”“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并不纯粹是一种幼稚了，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对个人而言，洗脑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洗脑术在外部发挥效力外，同个体内部的自我洗脑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一个政党掌握绝大部分资源的国家，个体就犹如无根的飘萍，其命运的轨迹几乎完全掌握在党组织手中，因此，在组织内的许多人自然会觉得自己比在组织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并将能在组织里视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自然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甚至在他们心中，这种顺从成了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

有人说，到了后极权时代，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党所宣传的“价值观”和所追求的事业，但极权统治依然在进行，当党的“政治正确”代替了社会的是非观，并不容置疑时，党所定义的“正确行为”便会继续被大部分成员接受。因此，即便是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分羹的心理也仍能起作用。入党总比不入党好，抄了党章总比不抄好，这种简单的利害判断，是人性的本能。

当然，这种“正确行为”已经不再是下意识的了，而是变成了有意识的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做出“不正确行为”的意向和事实，如在新婚之夜抄党章的两位青年就喜欢韩寒和马伯庸，但同时又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必须隐藏，换一种“正确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甚至从中获利。

因此，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要替党说话，说党的话。就算做样子，也得做得与党同心同德，做得像是党的忠实信徒，就算心里不情愿，既然已经踏上与党有利共享的贼船，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待在船上，就算在内心背负着人性与道德的双重谴责。

可见，只要一元价值当道的极权统治还在继续，类似抄党章这般幼稚可笑的行为就会继续存在。只是，这种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尤其是在一个普遍对党已经缺乏认可的社会，它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于把政治正确当作真理，用条件反射来代替思想，用冷淡麻木来对待堕落，以至于整个社会陷入思想僵化、道德麻痹、人性扭曲的异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