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陈玉宇：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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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人口出生率下降为何令人焦虑？

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如何扭转出生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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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关话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以下内容整理自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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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数据背后的两个焦虑

记者：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从年龄结构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请问这些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呢？

陈玉宇：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略低一点，不过，不是大的问题。这段话传递出两个最焦虑的事情，一个是涉及中国计划生育长期变化问题，中国人口增长是否太慢，人口增长速度在可预期时间内，是否会比人们想象更快地变成负增长。另一个是16岁到60岁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焦虑。

第一方面，总体看中国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放开二胎起了一点正面作用，但没有扭转出生率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人口出生率会不断下降，人口死亡率会非常缓慢上升，人们活得更长，老龄人口数量增多，死亡率会上升，但很微小。

人口出生率如果少于死亡率，人口净增长会变成负的。人口学家普遍预计2050年以后，中国变成人口负增长。但推测不是必然的，取决于2050年前我们采取的人口政策，比如放开二胎和三胎，使得中国人口净增长变成负增长的过程往后多延长十年到二十年。不过，即便放开二胎和三胎，如果没有搭配降低人们生育成本政策，可能也带不来延长。甚至有学者认为到2040年代将提前到达负增长。

另一方面，16岁到60岁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区间是一个国家的主要人口，也是能干活的劳动力。以16-60岁为口径，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从2015年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主要劳动力人口数量每年下降二三百万，下降人数幅度还会增加。

劳动力的下降，会马上让产业感受到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必须提高工资。现在市场上雇佣一个非技术工种（unskilled labor）都不容易，这一变化会对中国经济有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用工成本缓慢稳定上升，尤其对大学以下教育结构人口。百姓很快能看到，空姐找不到年轻美貌的，服务员也可以增加小伙，甚至可能也有大叔啦。

中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还有30年

需尽快采取措施缓解人口压力

记者：以此看来，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陈玉宇：目前我国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三个：第一，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中国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越来越高，生孩子机会成本越来越大；第二，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生活方式培养孩子成本比农村大；第三，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

不仅中国，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三大压力的影响，出生率下降，发达国家在二战前经历过这一过程，发展中国家最近二三十年都在经历这一过程。印度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4，下降到2.1就意味着长久人口会负增长。我国现在总和生育率1.5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专家核算大约在1.3-1.5之间，这一数值已经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所以我们人口达到负增长指日可待。非洲很多国家也开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从二战后每个妇女生6-7个孩子，下降到3-4个孩子，这三大压力也存在，需要完成人口转型。

以前很多人口学家没有意识到机会成本城市化对人口的影响。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速放慢对经济影响很大，焦虑是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这是未来长期问题。

记者：对于缓解人口压力，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陈玉宇：需要增加人口配套政策，将来一定时期，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生孩子，应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带薪假期、政府补助等，让生孩子成本不能完全由父母承担，一部分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包括减税。

欧洲和日本都有大量分担生育成本的政策，我国不需要等到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时候再出台，现在可以一定在范围内启动这些政策，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这对中国有巨大意义。2040年之前，中国需要被抚养的15岁以下孩子人数和60岁以上人数，在世界上都是低的，但2040年后我国抚养比将会超过发达国家，2060年之后我国抚养比成为全世界人口抚养负担最重的经济体，我国不太可能有高的储蓄率，不可能有太多资本积累和快速技术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结构给予中国的快速增长和发展的窗口期只有未来三十年，因此我们采取一些延缓城市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的政策，是能够延长中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的。

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义

记者：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通过这些数据，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的关系？

陈玉宇：从数据来看，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已经达到58.8%，8.1亿城市常住人口；农村人口只剩5.8亿，还在以每年1300多万的速度减少。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义。

一是快速城市化是带来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主要途径。十九大报告提到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太慢，而全要素生产率不是衡量劳动的生产率，也不是衡量资本的生产率，而是衡量所有要素一起提供的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危机以后下降2.4%，经济危机之前我国是4.5%，只有危机前的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资本回报率降低，中国没有那么多民营企业愿意投资了，必须提升技术水平。例如比特币炒作行为兴起，各种P2P其实都是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自然产物。

二是快速城市化跟工业化时代相比，能带来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活力和强劲增长。从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起到最主要的作用。从供给角度看，第三产业服务业增长速度比制造业高两个百分点，伴随城市化率的上升，第三产业占比也是58.8%。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发生的好的变化。

三是相较于工业化时代，快速城市化更容易实现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快车道，服务业增速更快的时候，我们有条件、也有可能性做到比快速推进工业化时期更普惠更包容，中国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可能迅速得到改观。这有两个原因。

• 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下，工业部门和制造部门被逼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蓝领工人工资上升，随着制造业的上升，制造业不在是中国吸纳就业人口的主渠道，城市化发展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更显必须。

• 另外，就世界城市化而言，中国城市化比例相对较低，韩国1万美元城市化率也比我们高。当前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出台很多政策，促进城市化有序快速变化。全球范围内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城市化搞的好，能带来产业结构变化，甚至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西方也有不成功的城市化，并没有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只是人口从农村讨生活到城市讨生活，国家经济没有好转，还有大量贫民窟，所以说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事情，需要吸取经验教训，走一条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人均收入提高的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相关观点已呈现于新华社1月24日电《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后：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积蓄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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