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史话】孟长有烈士英勇就义前后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全国传播。但地处西北一隅的中卫，在当时交通、通讯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封建主义的牢笼之中。
冯玉祥的西北军西进兰州和策应北伐之举，使革命的、民主的思想如徐徐春风吹遍了塞上大地。1925年8月，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10月，派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芳、热河都督府参谋长蒋鸿遇率部由绥远经宁夏入甘。为减少西北军进军甘肃的阻力，西北军总部政治宣讲所的冯静山、王辅臣等在该部主任、共产党员宣侠夫、钱清泉的领导下，先后在宁夏沿途及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地召开宣讲会，使偏僻闭塞的中卫人民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和陕军总司令于佑仁在内蒙古五原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五原誓师”，采纳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提出的“出宁夏、取潼关、尔后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的建议，并据此制定了“入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国民联军进入宁夏后，部队中共党员深入城乡宣传革命，共产党人刘屏先等到恩和小学指导教务，成立学生会，发动学生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斗争。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宁夏特支在银川成立，以孙殿才、王绪祥（又名张子华）、李天才、潘钟林（字秀峰）为代表的中卫进步青年学生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后来成为卫宁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基本骨干力量。
1930年，宁夏的一批学生到北平（今北京）上学，王绪祥、孙殿才、潘钟林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活动。他们又和袁金章等人联合在北平上学的宁夏学生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出版了《银光》《塞北》《宁夏曙光》等刊物，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罪恶统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又和白虹剑、阎廷栋等宁夏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道组织了“马列主义读书会”，秘密向宁夏传递进步书刊。
1931年5月25日，兰州发生“雷马事变”。冯玉祥利用甘肃各派势力的矛盾，策动他的旧部雷中田倒马，在兰州扣押了马鸿宾。马鸿宾的新编第七师主力开赴兰州营救，宁夏防务一时空虚，陕、甘、宁各派势力有联合夺取宁夏的趋势。
此时，尚在狱中的中共宁夏地下组织负责人杜润芝决定组织宁夏的武装暴动。杜润芝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陕北特委派到宁夏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学运和兵运的特派员，1930年领导宁中学潮取得胜利以后被捕。这次起义是杜润芝在狱中领导发动的。杜润芝直接依靠的力量是1930年宁新学潮中的积极分子。杜润芝利用李天才、梁大钧等学生到看守所探监的机会，借机和他们分析形势，商讨起义计划，确定各项任务。由梁大钧、李振邦、李天才等人分别在银川小南门、永宁掌政桥和宁安堡南洋行举行武装暴动。梁大钧和李天才接受任务以后，分头去做马鸿宾部下及其他杂牌部队的策反工作，取得一批官兵的支持，并与当地反马势力取得联系。
李天才要好的小学同学孙天才于1930年组织护路队，担任中队长，辖枣园、渠口、广武三个分队，1930年冬天护路队被马鸿宾编为第七师师部特务营第四连，孙任连长。李天才的活动得到了孙天才的支持。护路队中，除孙天才外，恩和护路队大队长张自箴也持反马态度。张自箴在大革命时期是恩和高小的校长，他所辖护路队的骨干，是由恩和高小的教师万下年、胡云卿及一批学生组织起来的。马鸿宾把张自箴的护路队编为第七师二〇七团一营二连、三连和四连，任命他为营副。张自箴常托病不去上班，不久，借口请假到北平看病离开了马部。
在杜润芝的领导下，在宁夏省城，梁大钧联络了原宁中闹学潮的进步同学，组织“鸡头会”进行活动。梁大钧又与马鸿宾部驻掌政桥的骑兵连和小南门的一个排取得联系，同时还在宁北、宁南联络地方武装和失意军人密议共同起事。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银川、平罗、金积、宁安等地掌握了一批官兵，联络了一批群众。在这个基础上，杜润芝决定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颁发了旅、团两级委任状，宁夏城的兵变工作由梁大钧主持，李天才负责中卫、中宁方面的工作。计划在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25日）夜举行暴动。起义之前，相关人员指出：如果能取得胜利，就迅速扩大革命力量，建立一块根据地；如果失败了，就把起义队伍拉上东山打游击，和陕北游击队联合起来。
宁安堡是宁夏川区的门户，杜润芝等决定这次兵暴首先从特务营开始。12月23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夜晚天阴气晦，月色朦胧。二更时分，李天才、孙进朝、万连举等在南河桥外集合恩和、鸣沙、长滩等处来的壮勇100多人，迅速奔向南洋行。特务营当晚的岗哨是二连一班，他们的枪十枝一捆交到连部了，手里只有大刀。夜12时左右，踏营队伍进了南洋行以后，分成两路，一路摸进一连连部，借模糊的月光朝三排长砍了两刀，后面的人便动手抱枪。一路冲进二连连部，扛了枪往外走。由于踏营时间提前一天，内应的人员没有起来配合行动，以至踏营队伍还没有把枪夺出来，就在院子里遭到两面夹击，只好退出了南洋行。踏营没有成功。不几天李天才被捕。宁安堡踏营的第二天，宁夏当局在银川搜捕梁大钧等总部人员，原定第二天在银川小南门的兵变也没有发动起来，两处兵变均遭到失败。
到1932年初，李天才被保释出狱，4月杜润芝也获救出狱，他们前往甘肃，参加了谢子长领导的甘肃水泉兵暴，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中卫宣和人孙绍堂参加了兵暴，任第四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游击队活动于海原、靖远、中卫香山交界处，刘安国的地方武装策应游击队，给予了支持。游击队失败后，刘安国接应游击队在兴仁堡秘密住留，保护了革命火种。李天才遭到通缉，1933年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1932年初，中卫香山地方武装刘安国和牛化东（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王子元旅任团长）取得联系，在牛化东指导下，刘安国在碱滩袭击了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运粮骆驼队，缴获了枪支、子弹、粮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33年3月中旬，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称“西北抗日义勇军”，孙绍堂任第二中队队长，后在红沙砚与前来围剿敌军的血战中，义勇军失败，领导人李慕愚等36人被俘，关进兰州监狱，后经组织营救，李慕愚、孙作宾出狱，孙绍堂越狱，其他同志就义。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侵略。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张子华帮助联络冯玉祥旧部参加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入夏，潘钟林于中卫接到张子华邀约参加抗日同盟军的来信，约中卫青年张国柱、苏复涛等人前往，因抗日同盟军东进而未遇。
6月，南京政府为防止第九兵团司令、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与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联合，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军由绥远经宁夏开赴青海。孙殿英西行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多名共产党员随军担任联络工作。9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张子华、潘钟林动员中卫在北平的学生王兆祯（又名王子端、中卫宣和人）等人到绥西参加孙殿英部队，利用孙殿英去青海经过宁夏的机会赶走宁夏军阀马鸿逵，同时在孙殿英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孙部进入宁夏时，王兆祯在前卫部队中担任联络、向导工作。
孙殿英西进的行动遭到甘、青、宁三省地方军阀的反对，而蒋介石则利用这一矛盾促其火并，以达到消灭杂牌军、坐收渔利、控制西北的目的。孙殿英在宁夏的混战，历时两个多月，最后被“三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联合打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只好离开，王兆祯可能牺牲，自此再无下落。
1936年9月初，西征红军连克盐池、同心诸城镇后进入海原兴仁川和中卫香山一带，得到了中卫香山地方武装刘安国的全力支持。刘安国多次支持革命斗争，和共产党人也有密切联系。红军的到来使他兴奋异常，在红军派遣人员张洪儒的指导下，发展游击队员，组织游击大队；搜集粮食，设粮站、草站，做红军粮草供应工作；搜集军事情报，宰杀羊只、制作浑脱，为解放中卫准备羊皮筏子，支红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军团首长程子华、黄镇多次接见他。香山的地主武装梁振邦、惠守仁等，也接受红军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刘安国游击队的联络下，积极支持红军。
红军解放中卫的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未能实现，不得不向同心、盐池方向转移。红军西征中，中卫青年徐良、张文贵、王朝贵、焦占保、吕双保、冯中福、刘保仓等参加了红军，后来都成为人民军队的指战员。
红军西征的声威，吓坏了宁夏军阀马鸿逵，下令各县修筑碉堡，实行坚壁清野。中卫县长程福刚秉承旨意，役使百姓在全县各隘口要道修筑碉堡50余座，历时半年多。碉堡分大、中、小三种，以县城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向北于县城东关北庙后、北挂旗墩各筑一中碉堡，白桥筑一大碉堡，再向北延伸到沙窝边；向西于沙渠桥南滩筑一大碉堡，沿夹道、黑林、迎水桥到沙坡头；向南自新墩、炭场子、莫家楼、李嘴沿黄河北岸修筑；向东自鲍家桥延伸到胜金关；黄河南岸由常乐、永康、宣和直到山河桥。这一浩繁工程除应付马鸿逵视察外，一直闲置旷野，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颓塌殆尽。
红军西征后，尚钺等地下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相继到中卫任教，在教学中宣传抗日救亡、国内外形势，启发青年学生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孟长有、姚怀廉等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和指路人。1937年春，尚钺将要离开中卫时，和一些进步学生合影留念。1938年春，尚钺于宁夏中学离宁时，给在中卫的孟长有、姚怀廉来信，邀约他们同赴延安，因信误期，而未成行。是年7月，在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江生玉带领下，中卫青年学生孟长有、姚怀廉、刘大明、李芳荣和中宁、银川、银北青年学生共9人，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1939年春，地下共产党员肖焕章（靖远县贾寨区板窑沟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在靖远县党组织领导下，以靖远、海原、中卫三县边缘的贾寨、兴仁堡、三井为活动据点，组织百余人的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是年秋，国民党调来大批骑兵，配合地主武装，在靖远县雪山寺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游击队失败，不少队员被杀害。1940年，肖焕章接受党的新任务，回来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后因敌人搜捕甚紧，不得已离开。游击队员李玉生、魏周义、詹子书继续坚持活动。1941年夏，李、詹在板窑沟魏周义家接头时，被联保主任——大恶霸曾全秀、胡秀峰抓获，后被枪杀于狱中。魏周义被政治土匪王金山伙同其表弟刘金弟杀害。
1941年，为了对付马鸿逵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边区党委和三边地委陆续派人前来宁夏各地开展党的工作，8月，三边385旅8团联络科派樊实效到中宁、中卫搜集政治、军事情报，进行地下工作。樊在中宁开了个鞋铺，以做鞋、修鞋为掩护，以送鞋为由，设法接触地方官员和士绅。接上级党组织指示，樊又加入了哥老会，以袍哥组织掩护交往活动。为刺探敌军情报，他还利用打麻将有意识的和国民党军、警、特、宪人员接触，有时故意输钱。如和马鸿宾的女婿沙明义——军需处粮秣科科长玩，从来不赢。次数多了，沙不仅客气，而且无话不谈，樊从中了解到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有时又一个劲的赢，如和公安局管户籍的张某玩，不仅把张某带的钱全部赢光，而且还让张某欠了自己200多元。事后请张下馆子，与张套近乎，欠的钱也不要了。张某很感激，当场答应给樊帮忙。后来，樊的“表弟”卜自珍的身份证就是张给办的。其实，卜自珍的真实身份是三边地委派去的又一位协助樊实效开展工作的地下情报人员，樊实效站住脚后，从中卫、中宁党政机关，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上报了三边地委。
1946年6月，在兰州上学的中卫青年何致公，受革命思想教育和形势影响，毅然离开学校到北京，接受党的培训后随军南下，投入解放战争。广西来宾县解放后留在地方工作，在赴任职途中遭土匪袭击，为掩护同行的干部、学生、商人，与土匪展开激烈枪战，不幸中弹牺牲。
1949年4月，为解放中卫做准备，中共甘肃省委派地下党员梁应杰来中卫搜集军事情报。活动期间，先后发展梁提多、张有德为中共党员。
在为革命牺牲的众多革命烈士中，孟长有是杰出代表之一。
孟长有，中卫柔远乡（今柔远镇）孟家庄子人，1916年农历二月初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孟学义排行老五，为人忠厚，乐于主持公道，抨邪扶正，很受乡民尊重；又因他读过几年私塾，在乡间算是有文化的人，常为邻舍代写书信、契约，被周围群众尊为“孟五先生”。幼年的孟长有在这样一个家庭熏陶下，怀着一颗天真无邪的心在柔远文昌宫上初小，在县城应理学校上高小，后又考入中卫初级中学。他学习勤奋，从小学到初中，各课成绩都很优秀，同时，爱好广。他喜欢诗文、长书法、爱唱歌、爱打球，同学、老师都很喜欢他，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欢乐与幸福。
但是，冷酷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刺痛着这颗无邪心灵。在家乡柔远堡，一个保长就可以横行乡里，保丁跟在屁股后面狐假虎威，今天抓兵，明天要粮，多少人家被吊打，多少青壮年被抓兵，长有每听到一次，见到一次，心中就埋藏下一股无名的怒火。他家的家景虽然还过得去，但因父亲同情穷人，主持公道，却成了保长、恶霸的眼中钉、出气筒。每次差事，给他家都多派，父亲讲理，反遭辱骂，交的迟了，保长就上门威逼，到后来，以至不得不典当祖遗田产。
长有的中学阶段是在一个隐蔽的传播革命思想的环境中度过的。当时的中卫中学汇集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尚钺（又名尚健庵）、潘钟林以及进步教师雷启霖等先后在此任教，他们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利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鲁迅、高尔基等的着作和进步书刊，启发他们认识社会，引导他们奋发向上，走革命道路。孟长有受革命思想的启迪，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进步活动，团结贫困同学，揭露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补助的行为，进行抗兵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革命的种子在他心里开始孕育。
1937年秋，孟长有于中卫初中毕业，转入宁夏中学高中班。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党的活动有基础的宁夏中学和宁夏实验小学成了全省宣传抗日、开展革命活动的策源地。许多有志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倾向革命，团结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围。孟长有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参加“读书会”，参加“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活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之中。这一时期，埋藏在他心中的革命种子已经发芽、生根，革命的人生道路已经确立。
1938年7月，根据上级组织保存宁夏革命的有生力量和培养武装游击骨干的指示，中共宁夏工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和被敌特监视的地下党员到延安培训。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亲自会见孟长有、姚怀廉，传达组织的决定。延安是孟长有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革命前辈的介绍，早在他心底留下美好的憧憬，现在快要成为现实，他怎能不兴奋？他和姚怀廉迅速离开省城，回到家乡邀约了学友刘大明、李芳荣，按照党组织提供的路线，闯边卡、过哨所，奔向延安。革命的烈火在胸中燃烧，路途的劳累、危险早已抛在脑后。他们先到定边，后经组织护送到达延安。
孟长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洛川大队二支队学习，聆听了毛主席给抗大师生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关于全国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学军事、学政治，生活虽然艰苦，但磨炼了意志，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进步很快，1939年秋，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入党后，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举办的党务培训班学习，通过培训，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革命事业必然成功的信心。是年冬，随着形势的变化，组织上派孟长有和其他宁夏同志回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回宁后，孟长有先以中宁县地政局石空派出所录事作掩护，但立足未稳就被卫宁同三县特派员怀疑而解雇。1940年初，经亲友介绍，孟长有到同心县喊叫水海如小学任教。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山区小学，他不怕生活艰苦，待遇低微，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在讲堂、课外向学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述日军侵略罪行和红军战士为革命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的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他还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带领学生自编思想性、宣传性较强的文艺节目，在校内外演唱，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在喊叫水一带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一些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海如小学，他还协助进步校长李仕林改革教学体制，建立新校规，抵制国民党的党团在学校活动。一时间，海如小学一改陈规陋习，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1940年4月中旬，宁夏地下党工委书记崔景岳和党员杜琳在银川被捕，审讯中杜琳供出了一些关系，致使一些党员被捕，在中宁敌人逮捕了姚怀廉、王世同、江生玉。江生玉叛变，将工委书记崔景岳写给延安、让他在“半月内必须动身”送达延安边区的秘密报告供出，这份报告非常重要，涉及宁夏工委人员、组织、党的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案情迥然扩大。孟长有在同心海如小学被捕，还有许多地下党员在平罗、惠农、吴忠被捕。这一案敌人共逮捕34人，其中中共党员16人，宁夏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敌人对被捕者实施各种残酷的刑法审讯，尤其对崔景岳、孟长有及革命青年陈选民动用了各种酷刑。孟长有经受了国民党宁夏军警特务头子马孝贤多次严刑审讯，抽皮鞭、揭背花、坐老虎凳、穿竹签、灌辣椒水，惨无人道的酷刑把孟长有摧残的遍体鳞伤，但孟长有始终坚贞不屈，以崔景岳为榜样，横眉冷对，以坚强的毅力抗住了敌人的种种酷刑，丝毫没有透露党组织和人员的丝毫机密。敌人恼羞成怒，给孟长有砸上沉重的脚镣、手铐，把他与宁夏共产党第一号人物崔景岳关押在一起。
敌人用威胁、利诱、欺骗等各种卑劣手段，对被捕者进行分化瓦解，还强迫写“悔过书”、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个别软骨头照办了，但遭到崔景岳、孟长有等多数同志的严厉痛斥和坚定的拒绝。敌人对孟长有严刑逼供、软硬兼施都达不到目的，便将孟长有的父亲从中卫找去，对其父亲又封官许愿又威逼引诱，企图让孟父以亲情软化孟长有。孟长有的父母思念儿子心切，父亲看到遍体鳞伤的儿子心如刀绞，劝儿子在“悔过书”上签字，说他们说了，你还年轻，很有前途，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字，他们就可以把你放出去。你的妻子赵凤英在家里非常思念你，你虽然结婚三天就离开了家，但她一直在等你。（其妻赵凤英，娘家东园镇沙渠村，孟长有牺牲后，改嫁到今柔远镇刘台村4队，20世纪90年代末去世。）孟长有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对仁慈的父亲说“我参加抗日是无罪的，合乎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向父亲讲解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自己有幸投身到这个光荣的组织之中，怎么能背叛她，写“悔过书”、签字就是叛变、投降，儿女私情更不能损害这个大节。
孟长有的坚定意志启发了父亲，大大鼓舞了狱中的其他同志。崔景岳在狱中用化名写给贾拓夫、高岗的信中说：“……现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有抗大生门光有（孟长有）、怪物（白玉光）、王博和我四人。”1940年12月，在崔景岳的主持下，由崔景岳、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5人组成狱中党支部，在狱中开展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签反党宣言，开展狱中斗争。
敌人软硬兼施丝毫不能动摇崔景岳、孟长有的坚定信念，终于露出了凶残面目，1941年4月17日深夜，孟长有和宁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景岳、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被马鸿逵活埋在银川城隍庙后。在离开囚室时，崔景岳脱下身上穿的棉袍，孟长有脱下身上穿的一件自制毛衣，留给难友御寒，崔景岳还给难友留下了眼镜、钢笔，以表示和同志们至死不渝的友情，并鼓励他们和敌人斗争到底。孟长有时年24岁。烈士离开人间已过半个世纪，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活在宁夏人民心中。
这里尚需提及的是中卫人士张凤池，他是继刘端甫之后，堪称卫地最早的教育革新者之一。先后任职中卫县应理小学校长、中卫县初级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曾任宁夏教育厅长，对中卫县的早期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贡献。据其学生刘景星（兰州大学教授）临终前撰文回忆：“前任校长张凤池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应用文。他对国语、英文、数学等课程皆擅长，善于言谈，长于交往，讲起课来旁征博引，非常动听，颇受同学们欢迎。”他自己曾多次告诫同事：“误人家子弟，如杀人父兄。”
有资料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下文征集县志。宁夏省政府于同年12月发出训令，指示各县保存补修县志，如人力财力困难，应对有关志乘的各方面材料，特别选择保存，以备将来之需要。因张凤池古文、文学功底深厚，他和中卫大儒刘佩黻、张晟曾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卫县志》，因时局动乱而停。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张凤池因涉嫌“秘告孟长有烈士”一案，于同年6月23日错判处死，时年52岁。1983年12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以“属错杀，应于平反”纠正其原判结论（参见〔83〕宁法刑再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
信息来源：《中卫史话》
大家还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