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王健教授：一个掉入中国文化“黑洞”的著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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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Jan Walls）：学者，教授。1940年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分别于1965、1969、1972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中文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制罐巷》（与李盈合译）； West Lake: A Collection of Folktales (西湖民间故事英译，与李盈合译)； 100 Allegorical Tales from Traditional China (中国古代寓言百则，与李盈合译)； Classical Chinese Myths (中国古代神话选英译，与李盈合译)； Co-translator with John Howard-Gibbon, of Julia Ningyu Li, Canadian Steel, Chinese Grit: a tribute to the Chinese who worked on Canada's railroads more than a century ago《枫骨中华魂：纪念百年前修建加拿大铁路的中国人》（与霍华合译，李宁玉著）； 100 Passages from The Analects（论语一百则中英对照，与谢炎、李盈合译）； Using Chinese （使用中文，与李盈合著）；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North America and China；《跨文化视角下的北美与中国文化（中英对照）》（与李盈合著）。
| 一、被吸入中国文化的“黑洞”
1940年王健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熟悉中国文化的他知道自己是“金龙”。
在上大学时，王健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数学或者科学的头脑——高中时期，几何学还不错，得过A，但大学一年级修数学时，只得了F（不及格），“这个对我的自尊心打击很大很大。我当时就下决心，要离数学、科学越远越好。当然只有文学院的专业符合。”蝴蝶效应，印第安纳大学的数学老师不知道他给出的这个F日后为中国文化研究增加了一员猛将。
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后，王健花了很大功夫去识字、学中文。“很快就发现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黑洞。一接近它的势力范围就被抽到里面，甭想出来。不知不觉地一路读完，毕业出来拿着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都是中国语言文学，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发展史。印第安纳大学的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所以我们是从四书五经开始学，重点在诗词。”从1958年入大学，到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一纪的时间在中文“黑洞”里的沉浸已经让王健对中文欲罢不能。博士毕业时，正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1970年招聘，系主任蒲立本教授曾在美国暑期班客座时教过王健，对他印象极佳，便给王健寄去明信片问他是否愿意应聘。“那我不傻。我知道他问我想不想申请就表明我申请了就很有希望。”这张开启加拿大生活的明信片还一直被王健保留着。
1970年，“开着大众甲壳虫、带着老婆，除了先期托运过来的书，车里放着所有其他家产，一路开去温哥华。因为熨衣板比较长，从后面伸过来挡在档位上，我记得换挡很难——过落基山脉时要常常换挡。想起来很好玩儿。”四千公里的路程，王健和太太李盈从印第安纳直奔温哥华，开始了其后36年的执教生涯。
1970-78年，王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中文和中国文学。为了让学生、尤其是初中级学生产生学习兴趣，王健安排每周五教学生中文民歌，以恢复学生在枯燥的字词句背诵中丧失的学习中文的热情。“有成百上千的我的学生，他们都会唱‘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那种传统的歌。我还请人弹吉他伴奏，让学生唱教过的歌。有时候也吟唱诗词。”彼时叶嘉莹先生也在同系教书，王健教授和叶嘉莹先生合作出版了关于钟嵘《诗品》的著作。交流中，发现叶嘉莹先生对吟唱诗词非常感兴趣，王健便跟着叶嘉莹先生学习了诗词吟唱。有英文作为母语的优势，王健还将诗词翻译成英文，给学生用英文吟唱古诗词。后来，兴趣课上又增加了快板。
（给央视节目打快板儿）
1978年，维多利亚大学聘请王健去创办相当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的科系。但那时BC省政府出于经济预算的考虑，制定了限制东亚系建立的政策，要求全省只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亚洲系和亚洲图书馆，其他院校不得兴办。急中生智，王健在维多利亚大学创办了“太平洋与东方研习中心”，规避了“亚洲”一词，并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达成互认学分的协议。除了设立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相同的课程之外，加上了太平洋岛屿学，符合维多利亚大学地处温哥华岛的地域化要求。
| 二、站在新的平台上
1981-83年，王健被维多利亚大学“外借”给加拿大外交部，派驻到北京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文化参赞的责任范围很广，一个人和他的秘书助理，要负责加拿大全国和中国全国的文化交流、学生交流、教员交流、外国专家交流、科技交流、体育交流、农业交流。CIDA（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正好要开始和中国合作——他们主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我负责教育方面。CIDA中关于大学的项目开始时都是我跟他们商谈的。所以呢，可以说，一般所管的事儿都是危机管理。除了经济、政治、军事以外，全都是文化参赞一个人管的。”1970年老特鲁多总理和中国建交，第一位被派去的参赞是多伦多大学中国历史系的教授Bill Saywell，其后每两年更换一任。
（在温哥华国际画廊致辞）
文化参赞的工作也将一片新的天地在王健胸中展开，对他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前只在大学工作，确切地说，只专注于大学亚洲系的中国文化方面。”参赞卸任之后，“我的胆子比较大了，开始多注重大学中的行政管理。而且我发现，对外关系——大学与周围的社群的良好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开始发展很多对外的半学术性的、文化性的工作，不是针对专家的，而是针对一般的有文化的人的活动。政府越想减少对教育界的开销，大学就越要依靠其他来源的支持。而最重要的就是公关。”
1985年，为了增强加拿大和亚太地区的互相了解，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温哥华成立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王健受聘成为基金会副会长，负责教育文化方面的资金安排，全家又搬回了温哥华。“用了两年时间，把他们的钱或者花了、或者已经计划好了将来往哪里花。”1987年，加拿大驻华第一任文化参赞Saywell任校长期间，西门菲莎大学准备创办跨文化中心，邀请王健教授去主办。王健又开始在西门菲莎大学的工作。
“起初，我想把这个中心叫做‘跨文化研究中心’。著名的加拿大华裔慈善家林思齐先生喜欢我在维多利亚大学创办的研习中心，给维多利亚大学捐了100万加币。听说我要在西门菲莎大学创办中心，他又给西门菲莎大学捐助100万加币。”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加拿大，如果大学里创办这样的中心，一定要通过大学的议会讨论表决。“人类学系说，凡是文化的都属于人类学，要求把中心账户转给他们。我说‘才怪’，把中心的名字改了，改成‘国际交流中心’。因为‘International’这个单词，英文的理解有两个，一个可以理解为国际，一个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本来政治系也可以反对，因为‘国际交流’是属于政治系的，但他们没有反对。所以取名为‘国际交流中心’。我向林思齐先生提议用他的名字为国际中心命名，他说不必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次向他提议，他还是说不必了。”好在王健教授对中国文化足够了解，他知道按照传统礼仪，一定要提议三次才妥当。“当我第三次提出来时，他同意了。最后这个中心命名为‘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
1989年，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开始运作。王健即是中心的主任，又负责中文教学。中文之外，中心还开始日文、韩文、印尼文等语种，中文除了普通话，也有广东话教学。得意于多年来的行政管理经验，王健将中心的各种语种教学、交流开展得有声有色。直到2006年，王健和夫人李盈正式退休。他们特意选了同一天一起退休，打算开始过“砸闹钟、包饺子”的日子。
（跟朋友姜昆的合照）
此外，不同于其他学者，王健教授还有一番演艺的天地。华裔的学生听说王健会表演快板，逐渐开始请他在华人聚会中表演节目。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健便活跃在加拿大华人聚会的舞台上。九十年代，还被特邀去北京参加大山主持的加中贸易协会庆典，王健表演了中英双语的快板。演出后，喜欢曲艺的朱镕基夫妇与王健交流曲艺心得。虽然说“演出就是闹着玩儿嘛”，王健教授在演艺界名气也越来越大，早已不限于温哥华地区华人社团聚会。“有时候央视有团来、春节晚会、曲苑杂坛来访等，就安排我上台来一段。也有很多同乡会、商会举行晚会，请我每年去‘献一次丑’。不过这些都是闲工夫，但也算是公关。通过这些演出，让一般的华人了解到西门菲莎大学有汉学，愿意支持我们。”
2006年光荣退休后，第一个周末，收到一个营销集团的电话。“那个老板我认识很多年。他听说我退休了，问我想不想闹着玩儿，上一个电视广告节目？我想了想，好像还可以吧。现在退休了，不需要请示学校了，唯一要请示的就是老婆。于是我就答应了。”这个广告是为一个银行拍摄的，需要王健教授在其中表演数来宝。王健自己撰写了广告词，并拍摄了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广告连续在华人电视台晚间的黄金时段播出两年，结果是令王健在大温地区华人中成了“明星”。“那两年，我们去列治文的商场，几乎每次都在停车场下车后走路时都听到‘叽’的一声刹车声，有观众急刹车，从车里和我打招呼‘王教授’。突然间我就变成了小池子里的大青蛙。” 对这些意外的欢愉，王健归因于他强烈的好奇心，“你的好奇心只要够大，你便完全不知道它会把你吸引到何方。”
| 三、深入浅出和殊途同归
回顾整个职业生涯，王健教授认为，重点是教学、文化研究，后来加上了行政管理、跨文化研究。
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王健最提倡的教学方法是深入浅出。英文没有“深入浅出”这个说法。“我找不到英文中与‘深入浅出’相当的谚语。但我向来都是这样做的。开始在大学教中文时，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学生跟我说‘我听说中文很难学啊’，我跟他说‘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南卡州的土包子，能够掌握中文，并有资格改你的发音，它可能难学吗？’我觉得天下没有难学的语言，可是天下有很多马马虎虎的老师。你学不会，可能是老师缺乏正确的教学方式，或者大学的评分系统不允许老师让你了解到中文多么容易学。”
“我喜欢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要不然就变得太专。太专的坏处是，即使有文化的人，他也很少有闲工夫去看。而简短的、令人感动的介绍是最好的对跨文化人士的培养方式。”这一观点不仅是王健教授的教学观点，也是素来的学术观点。在引介文化方面，近年来，王健采取的是诗歌和隽语的翻译。“一般的人没有时间看几本书去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但读几首诗还是可以的。比如了解日本文化，可以读几首三行的俳句。想了解中国文化，多读几首律诗、绝句，尤其是绝句。诗词、诗歌真的是文化的核心。”
王健从网上搜罗中文微型诗翻译，每日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表，同时还发表其他的几项翻译。“我的脸书上每天都发四个翻译，一首中文微型诗的翻译、一首日文俳句的翻译、一句中国谚语翻译，隔天是‘无意中的道家’、隔天是‘无意中的佛家’。第四项是翻译成中文，是把希腊文化、或者西方哲学、文学、甚至于科学中一些类似于道家、佛家的思想翻译成中文。科学家的思想最有意思，因为其实他们更接近与道家。道家最了解宇宙中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部分。把爱因斯坦的一些名言翻译成中文，读起来很像老庄的说法。因为爱因斯坦完全不懂道家、佛家，所以我说是无意中的道家无意中的佛家。这样能让西方的人了解到这边最有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想法，常常无异于中国古典的佛家、道家，甚至是儒家的思想。其实西方任何保守的观点，都能从儒家中找到相似的内容，这就是无意中的儒家。” 而选取西方充满智慧的语言翻译为中文，将其解读出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思想，则同时体现出王健的另一个学术观点——文化的殊途同归。
“文化是默认的前提”，这是王健所给出的文化的定义。“不同的文化没有谁好谁坏。你如果了解他的习俗，怎么样发展，你就发现他是自有道理。你如果能深入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而且越与自己的母亲文化越不同，越会感觉到有意思。深入进入后，你会发现，你换了‘默认前提’去考虑事务的时候，真的完全是殊途同归，你还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中国人讨论问题，往往会从全局观念开始，再把讨论范围缩小到细节。比如小说《红楼梦》，从女娲补天开始，落到荣国府。欧洲人、美国人，往往是从细节开始，再把焦点放开。 语言中也有体现，英文说 one fourth， 中文说四分之一。无穷的例子嘛，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但无论是从宏观到细节，还是反之，文化中所传达的信息是同样的。”
但带着不同的默认前提走到一起的人们，在交流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会、冲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信息交流的增强、交通的方便，不同文化间的误会的产生可谓空前。“带着不同的前提到一起，经常会问错问题，或者解释错回答。跨文化交流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增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对此，早在担任文化参赞时，王健便有深刻体会。
退休后的日子还是那样忙碌，尽管“砸了闹钟”，可却是没法天天“包饺子”，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有太多别的活动了。最近又在为一场中秋咏月的诗歌朗诵表演准备诗歌的英文翻译。”日常除了专著要写的以外，经常帮助一些团体做中英互译的工作。王健夫妇还是一如既往地做跨文化研究及交流——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向北美的同时，也向中国人介绍更多的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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