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 | 回看2017年：女性的艰难一年
加拿大头条(微信ID：canadanews)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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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于中国和全世界的女性而言，都是异常艰难、充满挫折的一年。让我们感到尤为难过、挫败的是，在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变本加厉之势转土重来，女性受到来自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的全面压力，安全被威胁、身体被侵犯、机会被剥夺、人格被物化、抗争被污名……在2017年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7年世界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排名创历史新低，在全球230个国家中位列第100名。
2017，作为女性，她们和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1、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关键词：江歌案、男海归求爱未遂将女同学扔下19层
2017年年末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江歌案了，这起发生于一年前的凶案，得到了空前的全民关注。12月20日，江歌被杀一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凶手陈世峰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然而这起恶性杀人事件中仍有许多内容是法律所不能裁判的，案发当天的经过依然罗生门，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友情、背叛和报复更是令人扼腕叹息，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刘鑫还在接受法律之外的道德和舆论审判。
事实上，案发于2016年11月的江歌案，在案发一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真正让它具有全民性热度的是《新京报》出品的视频栏目《局面》对于江母和刘鑫的“真人秀”式专访，这期视频节目将事件的焦点放在了刘鑫——这一唯一从悲剧中全身而退的人身上。通过塑造刘鑫在案发前逃避、案发时自保和案发后推卸责任的形象，制造了一种十分残忍的“民意”——即如果被杀的是刘鑫，就是她应得的报应，死不足惜。
这种“民意”迅速发酵，几乎让我们忘记了，无论死者是谁，这都是一起恶性的性别暴力，或者说，是亲密关系中——或是女性选择结束亲密关系之后——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类由于求爱不成引发的激情犯罪绝非个例。在江歌案中，由于被害的是好心帮忙的无辜者，“有辜者”刘鑫的幸存被人们认为是“苟活”；在更多的案例中，因为拒绝男性的求爱而被暴力相加的女性也常常承受着荡妇羞辱和二次伤害，发生在2017年3月的富二代将高中女同学扔下19楼的事件就是一例。
2017年3月21日，杭州某小区，27岁的女性王珊珊从19层坠亡，将她扔下阳台的是追求了她八年的高中同学薛某。据报道，家境殷实的薛某从高中便开始暗恋珊珊，大学毕业后，薛某赴美留学，在美国期间两人关系开始“亲密”起来。在审判过程中，公诉人问薛某对“亲密”的定义是什么，薛某回答，对方从来没有承认过两人的情侣关系，“连手都没牵过”，只是“会在微信里告诉他，自己每天做了什么”。
2017年年初，薛某因为“怕珊珊跟别人结婚”，突然从美国回国，经过一番强烈要求后搬进了珊珊在杭州租的房子，和珊珊及一名女性室友合住。当他有一天在珊珊房间看到她与一名男性的合影时，薛某情绪崩溃了，此后他频繁在网上搜索“自杀”、“跳楼”、“故意杀人会被判什么”等词条，意欲与珊珊同归于尽。直到3月21日早上，他闯入珊珊的房间，反锁房门，将她逼到阳台，横抱起来翻出栏杆。在这短短的十秒钟时间内，珊珊甚至没来得及挣扎，她根本没想到薛某早就对自己起了杀心。
在审判中，薛某提到，为了向珊珊示爱，他曾向她赠送价值不菲的礼物，包括Coach包包、Tiffany项链和卡西欧美颜相机等。珊珊虽然拒绝了薛某的求爱，但并没有拒绝这些礼物，加上二人家境悬殊（珊珊父母都是农民），许多网友指责珊珊拜金，“为了收礼物与薛某搞暧昧”等等，对死者和她的家庭施加二次伤害。
亲密关系暴力（包括恋爱暴力和分手暴力）现象究竟有多普遍？“女权之声”2014年的一篇报道提到，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2008年的报告称，台湾平均每月有14.7起关于恋爱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杀的新闻报道，几乎每两天就有一起，每月至少有三起发生在情侣之间的谋杀或谋杀未遂案件。而亲密关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男性受害者则多为自杀或为情敌所杀。美国和香港都有调查显示，16-24岁的年轻女性最容易遭到恋爱暴力，其中最严重的伤害往往发生在分手之后。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将亲密关系暴力视为私领域内部的矛盾，女性受害者往往被置于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检视之下，重则被冠以“荡妇”、“拜金女”的污名，轻则被认为遇人不淑、眼光有问题，总之，人们总是试图从亲密关系内部找出其受到伤害的原因。然而，频繁发生的类似悲剧似乎已警醒我们，值得反思的是深植于社会制度和性别文化中的结构性问题。
2、学校和职场中的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
关键词：韦恩斯坦性侵丑闻、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北影学生阿廖沙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
2017年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最大的丑闻，莫过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了。201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两位女演员Rose McGowan和Ashley Judd对韦恩斯坦的性骚扰指控；五天后，《纽约客》杂志刊发长文，13位女性在文中指控韦恩斯坦性侵，其中三人指控其强奸。梅丽尔·斯特里普和乔治·克鲁尼等好莱坞著名演员陆续发声，谴责韦恩斯坦的行为，声援受害者。
随后，韦恩斯坦被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制片公司开除，并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其他行业协会除名。针对他的刑事调查分别在洛杉矶、纽约和伦敦三地展开。韦恩斯坦的“落马”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一场受害者站出来指认有权势的性侵者的“韦恩斯坦效应”（“Weinstein Effect”），许多女性纷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遭受性骚扰、性侵犯甚至强奸的经历，并加上关键词“#MeToo”。演员凯文·史派西因为性侵指控被删掉了在新一季《纸牌屋》中的戏份。12月6日，五位在遭受性侵后大胆站出来讲述自己经历的“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当选《时代》杂志2017年度人物。
在2017年的中国，也有几位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反响，但与“韦恩斯坦事件”中女性勇敢打破沉默、社会各界积极声援的故事不同，这几位女性为自己发声、维权的道路异常艰难，家庭和社会非但没有给她们应有的情感支持和正义许诺，还用冷漠和嘲讽对她们加诸二次伤害，部分不堪忍受的女性甚至选择走上绝路。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年仅26岁的她于2017年4月27日自缢身亡，她的父母随后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林奕含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女主角遭国中辅导班老师诱奸的情节，正是林奕含本人的亲身经历。林奕含在去世前八天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表示，“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
有感于林奕含的遭遇，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摄影系学生阿廖沙在微博上公开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并在性侵后利用职权打压她，导致她无法继续从事热爱的专业。事发后，她的同班同学联名发表公开信，继续孤立和诋毁她，与林奕含相似，她的指控也被认为是抑郁症病人的某种被迫害妄想。然而，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电影学院和摄影界的行业协会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随着舆论热度减退，这件事和阿廖沙的名字也迅速地从人们的谈资中消失了。
林奕含和阿廖沙都是学校教育系统内的“权力下位者”，而“韦恩斯坦事件”中的受害者则是职场中的“权力下位者”——在学校和职场这类权力场域中发生的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不是一种一次性的身体伤害，也不是一个可以被完成的“动作”，它往往表现为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长期的伤害，它是社会压迫的一种形式。
正是这种权力上的不对等，使得在性侵具体动作完成之前的预防和之后的干预都变得更为困难：当女性被以谈工作、辅导功课为由邀约时，她们往往难以识别危险或拒绝邀约；而当性侵者以剥夺工作机会、断送前程相威胁、令她们噤声时，维权的代价又往往是她们不能承受的。
3、升学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关键词：冯钢、温儒敏
2017年，两位中国知名学府的男性教授在性别问题上的言论激怒了许多女性。其中一位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另一位是前北大中文系主任、现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
10月19日，浙大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四年前的一条微博忽然被大量转发，随即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在微博中，他抱怨免试推荐的研究生性别比例失调，女多男少，并指出，“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大多是混个文凭，毕业后鲜少有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女生占据保研名额，让他为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感到担心。
冯钢“女生不适合做学术”的言论已然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回复网友留言时，他更是变本加厉地使用了很多侮辱谩骂式的语言，甚至说出了“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如果女生都懂男生的努力，就不会有这么多女生落单了”之类更加露骨的性别歧视言论。
11月13日，温儒敏在北大创意写作大赛启动会上谈及高考语文改革时表示，改革后的高考阅读将提高思辨性、复杂性和扩展性，因此“对女性特别不利”。“高考改革对女生不利”的言论被不少媒体用作报道标题，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随后，温儒敏在个人微博对此事做出回应，声称媒体曲解了他的原意，他的原意是“这几年命题取材面扩大，且往理性靠拢，对于死读书却阅读面窄的女同学可能不利”，还说这番话“不等于性别歧视”。
两位大学教授的言论，后者针对的是通过高考检验的基础教育中男女表现的差异，前者针对的是高等教育中——尤其是研究生之后的科研阶段——男女表现的差异。后者认为，女性的先天不足（不够理性）、后天的学习方法（死读书）和阅读偏好（喜欢“小清新、小文艺、小励志”），导致女生将在基础教育和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前者则认为，即便是更优秀也更努力的女生，在学术界也没有立足之地。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的女性比例达到53.44%，21世纪以来，高考女状元的比例也占到了52%，超过男状元。也就是说，在高考的表现中，女生已经全面超过男生。在近几年甚嚣尘上的“女孩威胁论”和“救救男孩”的呼声之下，与其说高考改革会在客观上造成对女生的不利，不如说搞改革的初衷之一也许就是为了削弱女生在高考上的优势，温儒敏教授言谈间泄露的可能只是改革者本身的一厢情愿。
另一组数据则说明，两性之间在学业表现上的显著差异出现在博士阶段之后，在校博士生中女生的比例仅占到38.6%，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冯钢的言论代表了一定的现实。然而，他的问题在于为现象做了错误的归因，如果说，学术界真的不是女性的地盘，那么应该反思的并不是女性，而是她们所处的学术体制和社会环境、升学中的重男轻女（比如冯钢这样手握录取权力的男教授的性别歧视）、学术机构内的性骚扰，以及婚恋、生育和家庭中的性别分工等结构性问题阻碍了女性的学术发展。
温儒敏和冯钢的言论，代表了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遭遇的不同性别偏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女孩就会死读书”、“女孩理科不行”、“女孩后劲不足”等声音就不断打击着女生的自信，限制她们对于专业的选择；而当她们终于冲出重围，进入大学或走上职场，又有人告诉她们，“学术界不是女生的地盘”、“女生不适合编程”、“女博士嫁不出去”、“女孩子拼事业会错过最佳生育期”……女性这一属性仿佛永远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壁垒，将她们阻挡在一些行业、圈子和机会之外，又禁锢于一些规范、“天职”和刻板印象之内。
4、旧道德与新资本的双重压迫
关键词：女德、煮肘
过去一年，常有一些涉及性别议题的新闻，让我们恍惚有时空倒错之感，“女德班”是其中之一。
2017年5月14日，江西九江学院以“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为名，邀请自称“中国妇女联合基金会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的丁璇来校，进行了主题为“做新时代的窈窕淑女”的讲座，其中“三精成毒”、“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女性穿着暴露会克家庭、克父母、克子女”等言论极端歧视女性，严重违背科学、法律常识，讲座视频被发布到网络上后，立即引发了舆论哗然。
11月底，“梨视频”又曝光了辽宁抚顺的一个“女德班”，“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点外卖就是不守妇道”等雷人语录，再次令人瞠目结舌。开办这一“女德班”的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在郑州、温州和三亚还设有三所分校，其讲师也像丁璇一样，经常受邀去各地办公开讲座。
为什么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招牌的“女德班”近两年来又有沉渣泛起之势？这种愚昧反智、开时代倒车的言论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市场，甚至在网络上被“群嘲”之后，仍有人站出来为它们辩驳？很多人只是将它们当做当代社会的另类奇观，丁璇讲座中的各种因果报应、怪力乱神，以及抚顺女德班中传销组织一般的哭天抢地和强制洗脑，会让人们觉得，它们距离现实生活很远，是少数的极端现象。但事实上，“女德班”可能是中国大量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女性，在无法逃离的绝望处境和无法疏解的内心苦痛之中，最后的出路和慰藉。
比如面对家庭暴力时，“女德班”给女性开出的药方是“打不还口，骂不还手，逆来顺受，坚决不离”，这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办法，不仅不能保护女性，还会纵容施暴者，严重的话可能关乎人命。但如果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没有工作、缺乏经济来源的母亲，又面临着法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社会干预的现实，她很可能会成为“女德班”的“目标客户”，希望通过“逆来顺受”来感化丈夫、用“认命”来自我安慰。
9月，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过着当代帝王生活的超级富豪——真名徐波，网名煮肘。在苏享茂死后，他在微博成立两千万的法律基金，为人肉苏享茂之妻翟欣欣的网友提供法律援助。这条悬赏微博一出，此人其他微博言论也跟着火了，其中包括：“一个女人，若一生生孩子不足两个，那么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不幸福的”，“郎才女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才就是赚钱能力，一定要牢记”等等。而据媒体披露，现实生活中，至今未婚的徐波以类似“纳妾”的形式与多名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并至少已经育有八个孩子。如果能过上帝王生活的人是极少数，那为什么他的微博下面，一起做皇帝梦的男人却不在少数，希望分到一个“妾席”的女人也蠢蠢欲动呢？
虽然借用的都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封建旧道德，但与“女德班”相比，煮肘所代表的并不完全是传统的复辟。事实上，他鼓吹并且亲身实践的是一种新式的、资本主导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极致甚至解构了家庭本身。在这种关系中，“才”（财）与“貌”（生育能力）的交换是核心，他在微博上对于女生的建议是：十八岁之前把自己打造成大美女，十八岁之后开始寻找大自己十岁左右的优秀男性——优秀的底线是，一线城市月薪1万，二线城市月薪5千——越漂亮的女孩就能找到越优秀的男性。而对于他这样身价几百亿的互联网公司老板而言，择偶的标准则是：18-22岁、身高170左右、罩杯CD、相貌7分的温柔乖美女（或者6分的处女），他将他们的关系定义为“长期伴侣”，不结婚，但要一起“多生宝宝”。简言之，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保障，也不需要任何保障，他坚信它比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更为稳定牢固，因为它的保障是等价交换的原则。
于是，我们在围观这位资本新贵的生活时可以发现，在“女德班”之外，所谓传统还以这样的形式“诈尸”于现代社会。它在否定女性受教育、工作、自力更生的价值的同时，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捷径，甚至是一种“特权”，可以摆脱劳役，并过上凭自己的努力无法企及的优越生活。这不禁令人担忧，在经济地位一时无法与男性平等的情况下，如果女性选择依附甚至与人分享男性，那么除了交换的价格（颜值、处女膜），还有什么能阻止她们这么做？
5、生产之痛与育儿压力
关键词：陕西榆林产妇坠亡、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呼吁中国农村妈妈回家
除了对女性的商品化、将婚姻和亲密关系等同为赤裸的等价交换之外，煮肘还格外强调女性的生育价值，甚至干脆将女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生育，生孩子越多，女性越成功、越幸福，而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则自动降格，成为“less than” women（次等女性）。在这样的优先级序列中，女性的事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当然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徒劳的，回归家庭、履行母职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2017年9月15日，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发表的演讲也在呼吁“妈妈回家”。在对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儿童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调研之后，他发现，这些孩子正在面临由教育程度低、营养不良和陪伴缺乏等因素造成的认知能力低下，他们中有63%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会严重影响中国后备劳动力的素质，制约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对此，罗斯高开出的药方是，让农村妈妈回家，在孩子0-3岁期间——也就是所谓的大脑发育最关键的1000天内——陪在孩子身边。
在演讲中，罗斯高用科学的测量、统计和大量扎实的数据说明了两个结论：一、农村孩子普遍缺乏有质量的照料；二、这种照料应该由母亲来提供，或者说，只能以牺牲母亲的就业来实现。然而，即便这些数据有效、论证充分，它也仅仅呈现了事情的一面。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曾指出，在我们普遍关注母亲在0-3岁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同时，也有研究表明，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之一。在一位美国女性社会心理学家的描述中，她们被称作“社会隐形人”，随时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人们对她们的痛苦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时，我们提出“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和社会为什么缺席其中？为什么一边鼓励生育，一边将照料孩子的责任和压力完全转嫁给家庭，或者说，转嫁给家庭中的女性？
关于母职的不能承受之痛，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一名产妇在产房跳楼身亡的新闻给了我们一次血淋淋的教训。尽管悲剧发生后，院方与病人家属各执一词，互相推卸责任，但可以确定的是，产妇马某是由于迟迟未能接受刨宫产手术，不堪忍受疼痛才跳楼自尽。
马某的悲剧引发了许多经历过生产之痛的女性的共鸣，但随着医学的发展，这种疼痛是否仍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以胎儿健康为由、拒绝产妇接受无痛分娩或刨宫产时，又是否是将生产之痛视作女性的原罪，用母爱无私伟大这样的崇高话语当幌子，漠视女性的痛苦，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更重要的是，在舆论发酵的过程中，谴责渣男和恶婆婆，鼓吹“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但事实上，想要让全社会真正重视女性的生育之痛，首先必须将这种独特的女性经验从羞耻感、从私领域中解放出来，分享和联合才能为疼痛和母职的松绑创造更多可能性。
6、尾声：抗争与污名
在过去的一年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女性在家庭、学校、职场和公共政治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从未停止抗争，共同的身份和处境让她们空前地联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7年美国爆发了两场声势浩大的女性抗议活动，一场是在2017年初，为抗议特朗普就职，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408个美国城市爆发了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示威活动；另一场则发生在网络上，好莱坞制片人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美国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遭受性骚扰、性侵和强奸的经历并加上“#MeToo”的标签，声援受害者。
在中国，当浙江大学教授冯钢发表严重歧视女性的言论时，当北影学生阿廖沙站出来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和支持性别平权的男性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来，为公义据理力争。
然而，她们的抗争却常常面临着男权的污名。在韦恩斯坦丑闻中的受害者们忍受了长时间的威胁、跟踪和恐吓后，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说出真相的时候，好莱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韦恩斯坦感到惋惜，并称“这件事情中没有赢家，对于涉事的女性是一个悲剧，对韦恩斯坦本人也是如此，他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团糟”。此外他还表示，“要避免一种猎女巫（witch-hunt，有清洗异己、政治迫害之意）的氛围，导致一个男人在办公室里对女同事使了个眼色，都需要立即打电话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这与冯钢接受“每日人物”专访时的言论如出一辙。他在采访中指出，中国的“女权主义”唯恐天下不乱，一些“女权主义者”素质极低，完全罔顾他本人在微博回复网友留言时使用的夹带生殖器的粗鄙语言。而对于一群人文社科专业的女硕士、女博士发表的要求他道歉的联名信，冯钢则倒打一耙，称她们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实行的却是一种“逼人道歉、砸人饭碗”的“暴民政治”。
《新京报》深度人物报道栏目“剥洋葱people”则发表了一篇名为《冯钢：女权的“敌人”》的长报道，文章将冯钢塑造为了一个特立独行、快人快语的孤胆英雄。在为他无甚可书的学术生涯著书立传之余，对他性别歧视的实质问题避而不谈，或试图以“真性情”大而化之——与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争取民意的策略如出一辙。一方面，文章着重呈现的冯钢文人狷介、戆直的一面，归根结底无非是一种男性气质的崇拜；另一方面，标题中“女权的敌人”几个字更是有意暗示冯钢的受害者地位，然而事实上，真正的受害者是被他的歧视言论冒犯到，或者断送了学术生涯的女性。
2017，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是格外艰难的一年。我们梳理了一年的性别新闻，发现可喜的进步少之又少，相反，几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倒退，连最基本的价值和底线都有随时土崩瓦解之忧。在新年伊始，我们不知该如何设想未来，惟愿女性们能够不放弃信念、不放弃说理、不放弃抗争，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到达平等，并且超越平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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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加拿大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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