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沿》每日简报通讯的主笔，我的工作是每个工作日将有关缅甸的新闻变成1,500字的草稿。尤其是当涉及到缅甸的多方面冲突时，我依靠粗略的关键参与者的心理图来完成最后期限，但这几乎没有留下细微差别的余地。在写缅甸最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EAO）佤邦联合军（UWSA）时，这种方法的陷阱尤其危险。该组织于1989年与前军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但仍然保留着估计有3万人的配备中国武器的军队。当我关注这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军事力量和领土范围，以及它对军方执政团和抵抗团体的立场时，我经常会想，这些人是谁？他们应该主要被视为贩毒民团、中国代理人还是地区傀儡头目，而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则顺从？王安德鲁（Andrew Ong）的《僵局：中缅边境的自治与叛乱》（Stalemate: Autonomy and Insurgency o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表明，在很多方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像把一个方桩钉进一个圆孔。他写道：“这本书故意让读者失望，因为他们在寻找有关毒品贸易或武器的细节，甚至是调查性新闻试图揭露的政治派系或企业集团名人录的细节。”幸运的是，王安德鲁提供了同样有价值的纠正措施。他将人类学分析与自己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工作人员在佤邦——佤邦联合军缅甸掸邦的自治飞地——的经历相结合，为佤邦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有三个重叠目标的深思熟虑的基层视角。首先，他着手帮助读者“从山上看世界”——也就是说，从佤邦居民的角度看世界。其次，他希望读者了解佤邦的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有何不同。第三，他就如何理解无序和稳定进行了“重新思考”。虽然王安德鲁的方法没有解决诸如佤邦联合军是否会与军方执政团达成协议并破坏抵抗武装等紧迫问题，但它确实重新塑造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厌倦了冗长的学术巨著的读者看这本书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每一章都以王安德鲁在佤邦时期的一则令人回味的轶事开场，然后是一两段理论，之后通过进一步的实地笔记加以说明。学术和个人的有效结合体现在第一章中关于他所属的足球队的段落中。佤邦联合军名称中的“佤”字，似乎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渗透到佤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但王安德鲁的队友是掸族、佤族、克伦族、克钦族、缅族和汉族的多样化混合体。他的队友阿勇（Ah Yong）是一位华裔，能说一口流利地汉语、缅语和掸语，这是他多年来在东掸邦旅行和打零工的结果。虽然阿勇对缅军（Tatmadaw）格外怨恨，但他对聚集在缅甸那个角落的武装组织也没什么热爱，因为他们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躲避了强制征兵。王安德鲁写道：“像阿勇这样的居民对人口、领土和身份之间的假定联系很是质疑。”“山上的景色”也来自佤族精英，以显示佤邦联合军和缅甸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兴衰的。第三章描述了钦纽（KhinNyunt），这位曾经看似无所不知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是一位关键人物。一位中层佤族官员告诉王安德鲁：“钦纽是一位朋友；他知道如何尊重我们。”这位官员说，在2004年对缅甸军情局遭彻底清洗之前，该机构一直在促进佤邦在缅甸其他地区的投资，并在佤邦首府邦桑（Panghsang）驻扎了一支缅军部队。但这段关系也有更乏味的方面。王安德鲁详细描述了佤邦官员对缅甸官员在向居民发放缅甸身份证的仪式上“长篇大论”的愤怒。一位部长告诉王安德鲁：“他们一直在谈论和讨论，好像会议开得越长越好，但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发放区区150张身份证。”在书的最后，王安德鲁批评了当代缅甸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停火资本主义。凯文·伍兹（Kevin Woods）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描述了前军政府在中缅边境地区实施的停火与开放的投资之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缅军邀请外国企业（通常是中国企业）与与军方有关联的公司一起进行资源开采或基础设施开发，并吸纳了少数民族精英，这些精英通常来自此前40年一直与之作战的同一武装组织，该论文以佤邦联合军橡胶特许经营权为例。但是，王安德鲁并没有将佤邦参与停火资本主义视为被缅军收编的前兆，而是认为这是他们自治和30年停火的支柱。他说，包括武器和野生动物贸易在内的冲突经济是“无序”运动，“将“对手团结在一起”，而与缅军的可疑商业交易创造了“积极的关系和义务网”，“不仅仅是”停火资本主义。虽然这些商业行为造成了多种形式的伤害，但他警告说，消除它们可能会造成更多有害的不稳定。王安德鲁的论点出现在“停火”是一个肮脏的词的时候。在与军方的斗争中牺牲了那么多的人的抵抗力量中的许多人对这一概念表示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僵局》一书的善意解读表明，维持停火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以及生活在停火之下的人民并不是缅军的走狗。如果这种停火是他们自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抵抗力量应该考虑它可以向佤邦联合军和其他组织提供什么来换取他们的忠诚。然而，民族团结政府（NUG）为一个在《宪法》中认可的佤邦打一张欠条是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当前的不确定性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支持这一提议，而且正如王安德鲁所说，因为与佤邦联合军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分离的不满。这也是关于“建立关系”。2015年，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工作人员就佤邦联合军招募童兵一事与他们对立，这是一个值得警示的故事。佤邦官员几乎没有反驳他们的军队招募童兵的说法，并原则上同意停止这种行为。然而，王安德鲁表示，该非政府组织短暂的五天访问以及未能提供具体援助意味着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嘲笑。佤邦联合军的一位副主席说：“你们会帮一点忙，然后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但我们必须长期照顾这些孩子。”他的翻译委婉地省略了向这些外国游客传达的话。在这次会议上，王安德鲁所说的“不协调的治理记录”发生了冲突。他认为，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倡导的善治原则——强有力的机构、参与性程序、反腐败、赋权和透明度倡议——与佤邦的政治文化不同步，在这种文化中，“治理首先是姿态和关系，然后才能变得有效和有用”。考虑到个人关系对佤邦的重要性，民族团结政府向缅甸最强大的非国家武装力量示好，需要做的远不止发个周年贺电这么简单，还要学会“从山上看世界”。
王安德鲁的《僵局：中缅边境的自治与叛乱》于6月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